左转倒退正是歪曲共产主义理想

中央党校 蔡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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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谈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各种解读都有,各种行为反应也都随之发生。一方面有些民间企业家产生深深疑虑,加快资产出逃;另一方面,有些地方开始制定“向共产主义努力”的政策措施,似乎又要取消商品经济。这些解读真那么合适吗?有必要做些思考。

首先,共产主义作为中共的最高理想写在中共党章里,从1921年来从来没有改变过,作为现在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对党内领导干部强调这点,没有什么不合适的。政党的理想信念是凝聚党心的精神支柱,理想信念倒了,党心必然就散,组织上的分崩离析也就不远了,那别说有8000万党员,哪怕是一亿党员也没用,遇到重大冲击就散就垮,几乎是必然的。就此而言,前苏联党的轰然垮塌,并非是“竟无一人是男儿”,那是苏共党内没有可以凝聚党心的共同政治信念的必然结果。此为其一。

其二,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共产主义含义究竟是什么?多年来,中共和中国社会的解说含混不清,就可能字面理解,以己之见解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中国人最普遍的说法是:社会财富极大丰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所有这些理解有很大的肤浅片面和扭曲。

马克思恩格斯说的共产主义,本质内涵究竟是什么?请读《共产党宣言》的第二章最后,说的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多年以后,恩格斯还说到,有人问他如何用一句话概括共产主义?他认为,最准确的还是共产党宣言中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请看,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共产主义,有2个根本含义:一是所谓自由人的联合体,就是人作为具有独立性的主体而联合起来而相互合作,而不应是依附于任何人或物的被控制被奴役的对象。二是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前提性条件。马恩强调的是“每个人”,抛开“每个人”这个前提,回避“自由而全面发展”去讲共产主义理想,不仅曲解背离马恩的共产主义本意,而且已经带来党内思想混乱。因此,不真正讲清楚共产主义的本质含义,就不可能使全党真正确立坚定的理想信念。

如何实现共产主义?有人简单地抓住一句话,说就是“剥夺剥夺者”,搞“共产”。按中国文化思维的理解,就是穷人瓜分富人的财产,就像水泊梁山好汉“劫富济贫”。五十年代初期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因打着实现共产主义的旗号而获得正当性。现在富人一听中共再讲共产主义,自然生出恐惧心理,自然加快资本外逃。

也许是中国人长期深陷贫困之中,所以特别关注物质财富,而恰恰把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个实质含义丢置不论了。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第一步是工人阶级争得民主。暴力革命是为了争得民主权利,使工人阶级成为国家的主人,即国家权力归社会民众所有,每个人首先实现和维护好作为公民应该有的民主权利,而后利用国家的力量建设新社会,为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人类政治文明是个逐步进步的历史过程。1840年代的欧洲,民主还没有发展到社会公众无分贫富贵贱都享有公民权利的程度,工人阶级还没有制度性渠道来表达和维护自己的权益,所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暴力革命观点。而当经过40年的变迁,民主政治在欧洲有了长足的进步,恩格斯根据1870年代到1880年代德国工人斗争的胜利,指出工人阶级应该把合法斗争和不合法斗争结合起来,开展议会斗争,来争取改变法律和政府政策。恩格斯当时对暴力革命剥夺剥夺者的观点,事实上在思想上已经有所改变。今天,我们再把共产主义简单化理解成“共产”,实际是给抢劫别人财富寻找正当性借口。尤其是当今中国需要极大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推进国家改革建设,如果还以各种貌似政治正确的理由,侵犯公民合法私有财产,搞强拆强行没收以及并吞民企资产,无疑是在毁坏中国市场经济和社会道德底线。

第三,马克思恩格斯一再阐述过,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自然发展的过程。但是,中国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刮起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浮夸冒进风,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与经济上的急躁冒进相关联,政治上强调阶级斗争,搞一大二公,消灭一切私有财产,直到文革十年内乱……。当时有多少中共党人多少热血青年,以为是在为神圣理想奋斗,却没想到这是在走向深渊。

邓小平在八十年代初反复强调要汲取教训,清醒认识最大的国情是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至少要有100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因此,要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党的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都不能超越这个阶段。邓小平还深刻指出,我们要有右反右有左反左,但主要是反左。

而现在一说要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有些地方开始研究如何进行新的“公私合营”,有些甚至酝酿提出一些限制民企参股国企的政策措施,等等。这些向计划经济、阶级斗争回归的所谓举措,正在滑向背离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否定邓小平理论,否定改革开放的危险倾向。照此下去,不仅会引发更多的资本外逃,加剧“用脚投票”趋势,而且会使各方面关系全面紧张,这将很容易毁掉30多年改革开放的经济社会成果,我们不能不对此高度警惕。这种明显违背党的政治纪律的倾向,必须要严肃对待。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就必须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就必须自觉遏制否定改革开放的左的思潮,坚持解放思想探索创新,在锐意深化改革上下大力气。

第四,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价值追求,应该肯定。但针对现实,不能不思考究竟什么样的制度条件,能够保障和支撑中共党推动社会进步,向共产主义迈进?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在1949年以后所建立的制度是苏联模式的体制。实践证明,这样的体制下国家权力高度集中,执政党内有些人特权享受。随着时间推移,权力贪腐侵害社会利益,阻碍历史进步,最终导致苏共党解体、政权垮塌。实践证明,即便共产主义理想再好,如果所建立起来的制度名义上是“社会主义”,实际制度运转的价值取向和人民群众利益背道而驰,并且严酷地打压人民群众的不同意见,那么这个制度迟早会成为虚假谎言,而每个人都无法摆脱被奴役,甚至被剥夺生命安全的正当利益的命运。

中国50年代末的那场历时三年全国范围的大饥荒,中国60年代中期长达10年的文革内乱,中国这些年来党内大面积的严重贪腐,无一不说明,国家体制和党的理想信念关联极为紧密。如果现实体制有严重弊端而又长期不改的话,那么共产主义理想再好,也可能只是镜中花水中月。真正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就必须真正遵循马恩一再阐述的经济和政治作用与反作用的基本原理,推进改革,坚持进步,反对倒退。

第五,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按党章规定,要求全党8000多万党员坚持这个理想是完全应该的。但党和国家不能等同,不能把党的意识形态等同于国家意识形态,而要求全体国民必须坚守。国家意识形态是全体国民最普遍的基本价值追求的表达,应该是获得全社会最广泛的认同和接受。但开放环境中的社会、市场竞争中的社会意识形态,因为利益的多元分化,因为开放社会的思想活跃,社会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是必然的。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党的理想信念在国家生活中应该起主导作用,但决不能强制全社会都与党保持一致。

就此,这个问题还要认真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