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按:昨天我在腾讯大家发表了一篇《1974年安东尼奥尼在台海两岸的蝴蝶效应》(编者易名为《在台海两岸同时不受待见的〈中国〉》),后面有不少似乎有组织的统一谩骂与歪曲帖子。有朋友说他看了很绝望,他问我绝望否?今晨我顺便写一帖:“有人说这么多评论充斥谩骂,你伤心绝望么?我说从来不曾绝望,因为对人性有相当的了解,这样的言论其中包括有组织的言论,一点没超出我的认知。我从不把希望只建立别人基础上,所以对别人从不失望。”我是个要对自己负责的人,但对别人没办法负责,他要待在粪坑里并赞美它,我有什么好失望的呢?我从来没有自负到期望能去拯救别人,如这样想就是谵妄得无边了。所有人都是有局限的动物,一个有局限的人怎么能拯救另一个有局限的人呢?

其实对别人失望是自己想推卸责任的好方子。比如有人说,我对你真是失望。我就在想,不让你失望成了我活着的目标,你是谁啊?反正我看不出有些人说的感动,我倒看出了一些推卸责任后的绑架。自己没做够,或者做得不好,却对别人失望,如果阴谋论一点的话,是不是有人做得更好,你好搭便车啊。那就直说啊:我不想做,你好好做(不要让我失望哦),我好搭便车(一些父母对子女的期望里是不是有捡便宜的热望啊)。遇到还算有点利他精神的人,乐意与你分享,这样一来皆大欢喜。但遇到你对他失望,他却不买账,你怎么办呢?

我一直很少对他人失望,因为更看重自己。觉得自己努力的一生,那怕充满坎坷,结果不一定好,但这个过程足够变成促使自己成长的享受。正如12年6月24日我曾写的一条微博所言:“人首先要做自己都不讨厌的人,而不是影响他人或者改变世界,但这一点也并不容易做到。很多人摆不平自己,活得很拧巴,像个麻花儿,无法将自己抚烫平顺。自我无法摆平,却喜欢对别人失望,一言一事不合,就说我对你太失望了,这既是骨子里的自卑,亦是一种责任转移。”旧文新刊,也不失新意,那是因为人性的演进是相当慢的。此文为六年前旧文,我觉这则小文颇有点常看常新的意思,今天贴出来以作为对谩骂者的一点回应(不要想太多,我没有想改变谩骂者的意思,因为有组织的谩骂与仇恨,哪是我能唤醒的呢),标题没改,增加了副题,特此说明。2015年10月20日于成都

有一些朋友来信说,他们对别人或者人生失望。来信向我讨教为何对别人或者人生不失望的。老实说,我的人生也没打鸡血,也非什么大红大紫的人生,也有很多的挫折与不爽。我很少对别人失望,不是我的境界高,而是我自认为对人性的弱点认识得比较清楚,即不去过高地期望别人。不期望过高,所以很少有什么失望。即便对那些功勋卓著的大人物,我有时也会以小人之心去揣度一番,觉得他未必那么光鲜。所以如果他哪一天不小心露出皮袍下面的小来,我虽然偶有小震,但也不会失望。

把自己的想法绑架到别人身上,往往会失望。比如说自己有观点有想法,哪怕幼稚哪怕邪门,也尽量表达出来,让别人觉得你就是这样想的,哪怕最终落得别人说你变态你傻逼,也在所不惜。因为别人不是你,不可能完全代表你的想法。某篇文章你喜欢,觉得说出了我的想法,而另一篇不符你的想法,你就特别失望,完全没有必要。要么你去写一篇来反驳他,要么你就懒得理,否则你正是在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当然,你有可能对某人看走样,如某人的文章有一定可笑性,还有几分幽默,但你看多了,就觉得他脑袋一锅浆糊。这种号称还有点文化的浆糊脑袋,在如今的中国可谓夥也,你有什么好失望的。真是的,你又不是这些浆糊脑袋的大救星,没必要替他们着急。我从来不花精力去反驳那些一看就比傻的文章,因为比傻是有漏洞的,会自证其傻的。

最不靠谱,最让你失望的,可能是把自己的脑袋租让给别人,而成为别人思想的跑马场。这样说,并不是说你完全不吸收别人的高妙之处,而是说,不要随时没有区别的照单全收。因为再伟大的脑袋也不可能与你完全重叠,或者换句话,你也不要得意到自以为本身的脑袋完全就是那果伟大的脑袋,自负到这样的程度,其实也就是一种自贬,因为只是别人的复制品,而非你自己。把自己要想的事要做的事,让给别人想让给别人做,或者最终干脆将自己的脑袋无偿出租给别人使用,那是最容易失望的。可惜,有很多比较喜欢对人失望的人,却常常重复这样的傻事。

我倒是常常对自己失望,常常觉得自己受制于许多方面的情形,想做的事没能做到。或者说做了,但做得没有意想的好。再者,对自己失望,是因为对自己期望较高,但眼高手低的事,是人都可能发生的。因为人都似乎想干大事,喜欢轰轰烈烈,喜欢惊天动地。但事实上,你要想到,你可能生下来就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一是你没有惊天动地的机会,二是你没有轰轰烈烈的能力。如此,安之若素虽然是个好办法,但你又心有不甘。那么心有不甘,就是尽量从自己认为能做的小事做起,当然做小事,也是你认为值得去做的事,心里面才舒坦。中国很多人的生存问题,都还没解决,所以生存是第一要义。但要生存,也要有做人的底线。在有做人的底线上求生存,并非就毫无所成。不管怎么讲,不要觉得这个制度坏这个政府坏,因此我无论怎么做事行再多的恶,都是受害者而非加害者。这种不用负责的金蝉脱壳,自以为得计,用“良心值多少钱”来将良心视若敝屐,当然很容易。但这样的人生,恐怕多少是有些问题的。

适当的骄傲是必须的,不要太看得起别人。比如太看起冉云飞,一看到“”这三字,你就想到玉树临风,一定是汉字的意念想像力把你给蒙了。当然,你如果是琼瑶的小说读多了,那没办法,那是你是自害,不是我长得变态:)也就是说,世人之人权都应该得到保护,但并不是每个人对你来说都重要。不重要,并不说你要去践踏别人,而是说,在这个世界上哪怕犯傻,也是人类经验的一部分。有人犯傻到喜欢犯傻的程度,你也要尊重他犯傻的权利。比如你要是觉得我在这个极权国家批评政府,是一种犯傻。你可以不支持我,但请尊重我犯傻的权利。你可以保持你适当的骄傲,搭便车也能在某一天享受民主自由,这样的便宜谁又不想占呢?但所有人都不是傻子,都像你这样想占便宜,那么极权者就能特别有效地实现他们的利益最大化,这就是当今中国现实的写照,这就是我们目下的生活。如果我们都不去占便宜,不等着别人去撬开那扇黑暗之门,大家一起努力,各尽其能,那么我们就不会随便对某人失望。

等自己都做够了,等自己对自己都不失望了,方可以对别人失望。但到那时,恐怕我们也就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就像夕阳沉落时最后一抹亮光,虽是惜别,却不必失望。

2009年1月28日8:44分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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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海两岸同时不受待见的《中国》

著名导演安东尼奥尼的电影我零星看过一些,如《红色沙漠》、《放大》等,此前一直想看《中国》而不得。2007年9月8日搞到安东尼奥尼所有作品——全部十九张碟,晚上与内人、小女边看《中国》边聊天。十一岁的女儿对文革与许多灾难,并非一无所知。她听到处都在唱“我爱北京天安门”,人们的表情呆滞、僵硬、胆小——摄像机照到脱了上身的拉车人,拉车人都赶紧穿上衣服,以“维护中国的形象”——遇到镜头即随即掉转头,穿同样的衣服,佩戴毛的像章,到处是关于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接连说出口的就是“恐怖,太恐怖了”。谁说年轻一代不理解文革?如果将这些颇有视觉效果的东西,留存下来让后一代看,并不需要高深的理论准备,只要一看就明白。其实安东尼奥尼这片子拍得不如想像的好,平常到甚至有点闷,但我很高兴小女有耐心跟我们看完,尽管此片长达近四小时。

安东尼奥尼《中国》拍摄了北京(含万里长城)、河南林县、苏州、上海四个地方,原先有文章介绍包括西安,显然介绍者自己也没看到过这部片子。安东尼奥尼这片子对中国彼时的现实并不夸张,如实照录,没有多少贬损。如说到上海最大的精炼厂不过是一堆废铁建成的,都只是在陈述事实。安氏在解说词中偶有讽刺,亦有镜头做了这方面的努力,如有次背景音乐是京剧样板戏,镜头一切换便是一头猪一骨碌爬起来,一个激灵,好像听懂了什么似的,令人发笑,其实我们与猪有何差别?最后片尾说,我们看到的只是中国的一角,我们并不了解这个国家的全体,我们愿意用中国谚语来结束我们对中国的认识: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不过,安东尼奥尼影片中偶有的使当政者看不惯的东西,虽然温和,但暗示了他对中国政府一些做法的不认同,结果受到了官方的猛烈抨击,哪怕安彼时还是意共党员。这样的大批判文章结集,就我所见有《中国人民不可侮——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中国〉文辑》(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中国人民不可侮——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北京人民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社会主义中国不容诬蔑——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人民体育出版社)、《文艺批判集》(浙江文艺出版社)、《中国人民不可侮——批判反华影片〈中国〉(天津人民出版社)、《恶毒的用心 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人民日报社论英文版、俄文版,外文出版社)等。是否有意文版的“人民日报社论”,我倒是没有看到过,但对于以集中一切力量办大事的体制,这完全是小菜一碟。要把安氏批倒批臭,没有意文版,那怎么能挽救意大利人民的“三观”呢?

以上这些大批判文章,对于我来讲,既不陌生,也不感到意外。要是他们不这样做,才让我感到惊讶,为什么呢?比如“中国人民不可侮”这样的标题,不仅1949年到1979年三十年间常见,就是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后出的抗议集子也叫做《中国人民不可侮》。但得知科学家杨振宁对安东尼奥尼《中国》一片的告发——对于此点,学者郝建兄已有《杨振宁为何状告安东尼奥尼》专文阐发,大家可自行搜看——还是让我长了“姿势”。当然我也不会大吃一惊,我曾读过杨振宁文革后期与一批学者被官方挑选回国,替官方做美容术后,所结集而出的“观感集”和《杨振宁谈中国》(均由香港七十年代出版社出版)。再观诸1990年代以至如今,杨振宁对中国大陆教育及诸多现实的赞美,你也就能更为深刻地领会“其来有自”这个成语的内涵。

因为我非常重视大陆在改革开放前与台湾解严以前,在同一件事情上所出现的镜像式反应——大陆说“我们要一定解放台湾”,台湾就说“我们一定要反攻并光复大陆”——故一直留意台湾那边对奥东尼奥尼《中国》一片的观感。前不久到台旅游,幸运地购得一册杜育春著的《中国之趋向》(地平线出版社1975年3月版),其中就有写于1975年1月6日的《我对“中国纪录片”的建议》一文(见是书pp.107-110)。作者说自己工作忙,平时根本不看电视,“唯目前见报端刊登国内三家电视台,将联映安东尼奥尼的‘中国纪录片’的消息后,即摒却一切俗务,于该影片播映时刻,准时躬临电视机前,正襟危坐,聚睛凝观,作为电视台最忠实的观众之一”。作者说放映此片宣传的目的已达到,“不仅能粉碎海外‘统一回归’的迷梦,同时,更加深了我们必须尽快地光复大陆,解救同胞的信念和决心”。不过,作者也认为此片放映时的一些细节,值得重视,于是他提出三点建议投书《中央日报》,期望得到改进。

杜育春认为片名叫“安东尼奥尼的中国”容易引起歧义,应该加上“纪录片”三字才更为妥适。如不加上“纪录片”三字,“易使人(尤其是别有用心的人)误解‘中国’仍为列强或列弱之‘次殖民地’或共产国际之‘附庸’(因安东尼奥尼乃意大利共产党党员)。甚或听过不少本省同胞说:此不过是‘安东尼奥尼的中国’而已,与我何干!我坚决主张:‘中国’乃‘中国人’之‘中国’,不可以名义,任意假人”。对照大陆的大批判文章,当然要显得雅致一些,但双方的思维实质却大致相同。杜育春觉得自己如此高涨的爱国主义还不过瘾,他还要来个幽默,若说“安东尼奥尼的中国”这片名可以的话,那么我杜子(他的绰号)将来独资拍摄一部“杜鲁门传记影片”,名之曰“Tutze’s Truman(Possessive Case)”到美国各电视台放映,不知美国人着何感想。幸亏杜子没去玩这个“危险的游戏”,不然会赔个精光,因为他低估了美国人的恶搞精神。

第二条建议亦具颇喜剧效果。他认为台湾电视台放映此片时的片头插白,非常地“政治不正确”。他说插白员“仪态简慢,声调冷酷,语言乏味,内容乖谬”,且批评说用台湾的繁荣来衬托大陆的落后,一点也不垂念大陆苦难的同胞,难道我们还不如那些“夷狄”关心大陆同胞么?且说刻意渲染台湾好过大陆,容易滋生“此间乐不思蜀”的殆堕心理,不利于政府的政治革新与光复大陆的政策。如此批评,前半部分类同于大陆的上纲上线,后半部分却让国民党也尝到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意味。不过逻辑漏洞之多,见识不高,也的确令人喷饭。但格于彼时情势,他有这样的识见也未可过于苛求。

杜育春上书《中央日报》的最后一条意见是,不应该插播广告,即使要插播广告也要公开声明,此为“广告时间”。如不这样办的话,因这插播的广告系汽车表演与美女招展,容易造成是此“纪录片”一部分的错觉,完整的意念遭致割裂,反而降低了宣传效果。他再举自己意念中要拍的“杜子的杜鲁门”为例,设若“影片在美国电视台联映时,突然出现了方欣‘小姐’袒胸、抛衣、飞跃之广告镜头(棒球转播时所见至今犹难忘怀),岂不使美国国民误以为‘吾家窕女’乃现今正在美国流行之‘裸体飞奔’之先驱乎”!这个“杜子”也真是好玩,以低估美国民众的见识为乐趣。但无论如何比大陆那些作者奉令写作出来的东西,娱乐程度还是高得多。至少以他在台湾的写作自由度,还是开得起玩笑的。

如果有一天哪位研究电影传播史的人,仔细翻阅彼时大陆及台湾的杂志、报纸、书籍,观看彼时的电视影像,写一本《纪录片〈中国〉在台海两岸的传播过程》,做拉斯韦尔意义上的对宣传及传播学、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一定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做得到位的话,以此拿个堂堂正正的博士,是完全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