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阿列克谢耶维奇:我写作小人物对抗庞大乌托邦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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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67岁的白俄罗斯作家、记者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Svetlana Alexievich)。她的获奖理由是“对这个时代苦难与勇气的写作”。以下是阿列克谢耶维奇2005年接受的一次访谈,她谈及了自己作品的写作过程,以及对写作本身的思考。

安娜·露奇克(以下简称安露):《切尔诺贝利的回忆》(Voices from Chernobyl)是一部令人震惊也充满感情的著作,你主要想要让读者领会的情感是什么呢,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以下简称阿列克):多年来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已经了解了有关切尔诺贝利的一切,而且它已经成为往事,没有人愿意再听到这件事了。但事实上,它不仅从未被遗忘,而且切尔诺贝利现象也并没有被正确的理解。

安露:人们对《切尔诺贝利的回忆》这本书最常见的观感是什么?

阿列克:最常见的反应是把它当作一种披露:“我对这事儿实际上一无所知,尤其是在个人层面。”但这本书并非的用意并非描述爆炸本身——它发生的原因和过程——而是关注爆炸之后的世界,关注人们如何在个人层面应对和承受它。问题不仅仅是切尔诺贝利事件对自然或人类遗传基因造成的伤害,更是这样的经历怎样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和认知。

切尔诺贝利创造了一些新的恐惧和敏感,同时它也减除了那些旧的。当许多人在举家逃离危险与忠于党的指示留在切尔诺贝利之间选择了前者时,原先大家对共产党当局的恐惧就开始减退了。就此而言,对辐射的恐惧,解除或至少减轻了人们对领袖和当局的恐惧。而当局的许多人自己也不惜代价逃离(虽然政府极力否认)也更是印证了爆炸的严重程度。

大多数人对切尔诺贝利事件的这一面一无所知,对这本书激发了我在写作此书时就预料到的人们的反应:人们开始思考他们人生和生活普遍意义上的意义,感受到它们需要一种能拯救我们的新世界观。我们如何拯救自己呢?

安露:你花了多长时间收集材料和采访幸存者的?你花了多长时间写作?你收集的材料有多少写进了书中?

阿列克:我所有的书都是由当事人的经历组成的,那是人们生活的声音。我通常用3到4年来写一本书,但这本书花费了我10多年时间。在切尔诺贝利的头几个月,那里充满了不同国家来的记者和作家,都在问许多的问题。我开始相信,我们面临的是完全未知而神秘的现象,然而我们依然试图用普通的词句和惯常的思维去理解它。我们谈论共产主义制度的缺陷,谈论人们被欺骗,人们没有被告知该如何应对这种情况,也没有足够的消毒碘液供应等等。这些当然都是非常真实的。在白俄罗斯与乌克兰,带有反俄情绪的民族主义很强势,就像人们说的,是俄罗斯的核电站爆炸了,他们污染了我们。但这些问题对我来说有一点肤浅。仅仅是纯粹政治的或纯粹科学的答案都不够,它们都不能看到问题的深处。我意识到我可以像我在那里遇到的其他记者一样很快的写出一些东西来,实际上许许多多的人都是这样做的。我选择了另一条道路,我开始采访目击者,超过500人,这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是突然遭遇到一种全新的状况,于是我企图寻找被那段经历摧毁了的人,让他们思考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当你在一个新的世界中企图延用旧方法来应付时会发生什么。例如,当苏联阿富汗战争中的飞行员驾驶的军用飞机在燃烧的反应堆上空飞过时,他们完全不知道应该用它们的机枪来做什么。这就是军队系统的运作方式,他们认为:大规模的军事人员和战争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但在那里,他们不得不应对高能物理学、核粒子、辐射剂量,没有人知道正发生着什么。

我直到最后都在收集材料。500个以上采访中的107个进入了最终版本,大约是五分之一。我其他的书也与此类似,选择五分之一的采访出版成一本书。对每个受采访者,我都记录了至少4盘磁带的录音,也就是100-150张打印材料(据声音的音色和口述的节奏而各有不同),最终大概留存了10页左右。

安露:你是如何决定写作这本书的?你最主要的动力源自何处?

阿列克:切尔诺贝利向我们展示了现代文明中“力量崇拜”(cult of force)的危险性,那种对力量和高压政治的依赖中所包含的缺陷是多么危险。我们的世界观对我们自己来说多么危险,以及人道主义是如何的落后于技术主义。从第一天起,这个灾难就盘踞在我们头顶,不仅仅是以辐射云的形式——爆炸的不仅仅是反应堆的屋顶——它炸毁了我们整个的世界观。它暗地里撬动了苏联体制的根基,这一根基最初由苏联阿富汗战争所动摇。它彻底粉碎了我们的生活。我记得在白俄罗斯有成千上万的反政府游行,为了保护平民和小孩。我想要讲述这种独特的经历。它继而使得白俄罗斯那种家长制的传统文化突然需要去处理对未来的恐惧。

安露:你从人们那里听到的和官方版本、媒体报道有什么不同?

阿列克:那是完全不同的故事。在白俄罗斯和俄罗斯都存在这样的情况,官方报道并不呈现普通百姓的所见。执政当局的主要目标是什么?努力保护他们自己。在那些日子里,极权政府表现出了他们对公众恐慌和真相的害怕。大众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知之甚少,而意在自我保护的当局欺骗了民众。他们让百姓放心,声称一切都在控制之下,并无危险。孩子们在院子里踢球,在大街上吃冰淇淋,幼儿在沙坑中堆沙子玩儿,很多人甚至在沙滩上晒日光浴。今天,成千上万的孩子成为了残疾人,他们中的许多已经死去。面对核灾难,人们发现自己只能独自面对,人们看不到真相,谁都无法提供帮助,无论是科学家还是医生。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境遇。以消防员为例,他们使得自身的肉体成为了小反应堆。医生脱去他们的衣服并用手检查他们,医生由此也沾染了致命的辐射物质,后来许多消防员和医生死去了。消防员甚至没有特殊的防护服,这些东西在那时也并不存在。一切都好像那只是一场普通火灾一样,没有人为此做什么特殊准备。我的受访者告诉我一个真实的故事,在普利皮亚特(Pripyat)为数不多的多层楼房中,在疏散开始前,人们站在阳台上观看大火,他们回想起那时的壮观景象,全部是深红的光芒,“这是死亡的景象,但我们从未想过死亡可能看起来如此美丽。”他们甚至让自己的孩子去欣赏这景象,“来看看吧,你会记得它直到你生命的尽头。”他们欣赏着自己死亡的景象。那些人是核电站的老师和工程师。我的受访者提供了很多诸如此类的灾难景象的细节。

我还记得两年后一个飞行员打电话给我说:“尽快赶来看我,我的时间所剩无几了,我想告诉你我知道的。”在他给我讲述他的故事时,他已是个将死之人。他说:“我很高兴你来了,我可以和你谈谈它,请你全部记下来。当时我们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即使在今天很多人仍然不明白。”我带着一种我必须把它们全部写下来的动力生活,可能人们仍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这就是记录那些事实证据之所以重要。我要写切尔诺贝利的真实历史,一段至今尚未飘散的历史。

安露:你是一个生活在巴黎的白俄罗斯作家,你觉得你属于一个特定国家的文坛还是独立于任何国家和地区?

阿列克:我会说我是一个独立作家。我不能说我是一个苏联作家或甚至是俄罗斯作家。我所谓“苏联”指的是前苏联帝国的领土,即苏联乌托邦。我也不将自己考虑成是一个白俄罗斯作家。我更愿意说我是苏联乌托邦那一个时代的书写者,我的每一本书都写了苏联乌托邦的历史。我只是暂时居住在巴黎,这关系到白俄罗斯的政局和我对当局的反对。我的书在许多国家出版,但白俄罗斯没有,在过去十年卢卡申科当政时期,我的书没有一本在那里出版。但我继续写作小人物对抗庞大乌托邦的故事,描述乌托邦的消逝如何影响着普通人。

安露:你的书结合了采访和虚构技巧,这是一种独特的风格,还有其他作家在做类似的事情吗?

阿列克:这种讲故事的方式,记录口头故事、生活的声音,早在我之前就已经根植于俄罗斯文学传统中了。我指的是丹尼尔·格兰宁(Daniil Granin)和阿莱斯·阿达莫维奇(Ales Adamovich)关于列宁格勒保卫战的写作。比如说《我来自火热村》(I Came from the Fiery Village)。这些书籍激发了我自己的写作。我发现,生活对同一事件提供了如此多的版本和解释,无论小说还是文件都无法单独的呈现这种多样性,我感觉到我必须寻找到新的叙事策略。我决定搜集大街上的声音,那些沉睡在我身边的原料。每个人提供他或她自己的事情,慢慢我意识到可以做一本书出来了。生活行进的如此之快,只有当我们聚集起来才能呈现出一个多维的图像。我的五本书都是如此写成的。书中的那些英雄、感受和事件都是真实的。每个人100页的故事最后可能只留存下5页甚至半页。我问他们许多问题,我选择片段,我通过这种方式参与创作每一本书。我的角色不只是大街上的窃听者,更是一个观察者和思考者。对旁观者来说这可能是很简单的过程:人们告诉我他们的故事。但并非这么简单,重要的是你问什么和怎么问,以及你听出了什么和你在采访中选取什么。我想你在全方位展现生活时不能没有事实记录和人们的证据,那种图像是不完整的。

安露:你在后记中提到,你觉得你是在为未来写作,你能对此再说些什么吗?

阿列克:十年间我都在切尔诺贝利地区做采访,我感到我是在记录未来。人们不断地重复道:“我从未见到过这样的事情。我从未在其他地方读到过这种事。我从没在任何电影中看到过或听任何人这样描述过。”切尔诺贝利创造了新的情感,比如对爱的恐惧,人们害怕有孩子。新的责任意识出现了,新的问题被提出来了,比如我们孩子出生时就是畸形怎么办。在核物质降解所需的三千到一万年期间,我们如何理解这些新观念?这让你对生活有了截然不同的见解。你能想象有人放弃了房子从家乡出走,并且知道自己永远不会回来,但那房子却继续矗立在那吗?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再比如受污染村庄的问题,如何掩埋它们?首先他们疏散了人们,然后在每个仍然放着个人财物的房子旁挖一个深沟,他们杀死所有的动物并埋葬他们。通过这种方式,男人背叛了他们的动物、他们的土地和他们的家。现在你去那里,所看到的除了老墓地,都是埋葬着房子和动物的坟头。这给你一种超现实的感觉,好像它们全都属于另一个时代。

安露:你期待你的作品在美国受到什么样的待遇?

阿列克:美国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但我有一种感觉,911后的美国是另一个国家。美国如今意识到这个世界是多么脆弱而我们又是多么的互相依赖。如果澳大利亚的一些原子能电站爆炸,那些放射性物质会杀死其他地方的许多人。我想在911后,我的书在美国会更容易被接受。我觉得我能找到一些认为我写的这些经历对他们很重要的美国人。在现代世界,忽略他人的痛苦遭遇是危险的。我们可以将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描述为遭受苦难的文明。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听到西方人傲慢地讲述俄罗斯的困境:俄罗斯人总是不对的。但事实上,整个世界都正处于危险之中。恐惧成为了我们生活中的一大部分,甚至比爱更大。因此,俄罗斯的苦难经历具有特别的价值。我们都需要勇气来继续生活,我希望我们都拥有足够的勇气。

2015年10月12日, 3:12 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