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可以倒向民众,也可以倒向国家,其并没有稳定的本质,而只有不确定的内核。互联网在全球范围内的保守化,已经给技术乐观主义泼了足够多的冷水。

作者:夕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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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 月26日,墨西哥城,43名学生被杀害事件发生后一年,大批民众到街上示威。摄:Brett Gundlock/GETTY

去年9月,43名正准备参与抗议的墨西哥学生被地方政府截下,后由当地势力杀害,间接引发了墨西哥全国的抗议潮。事件至今一年有余,舆论尚未平息。和世界许多地区的抗议一样,抗议者们设计了推特标签#YaMeCanse,用作线上交流和传播的共识性标志。

然而,很多参与抗议的网民随后发现,当在推特上搜寻相应的标签时,无数不相关的结果冒了出来。有些推文除了包含了标签外,只有几个没有意义的标点符号。由于无关结果太多,稀释掉了有意义的讨论,直接影响了人们继续在标签下回复,#YaMeCanse很快在推特的热词榜单上消失了。

新媒体无法改变世界

中国官方适应和利用新媒体环境的速度,远远超过民间多年的摸爬滚打。而当我们放眼其他威权国家,大概可以进一步将以上结论扩展到“新媒体无法改变世界”。

抗议受信息噪音干扰的现象早就不是第一次出现了。

早在2009年绿色革命期间,伊朗政府就曾在社交网络上干扰抗议者的沟通。2011年埃及抗议期间,发布集会信息的脸书页面上充斥着重复的垃圾评论,多为机器撰写;同一时间,叙利亚政府也用倾倒信息的办法来破坏反对派的线上集结,他们委托专门的水军公司发布海量的正面消息,彻底冲毁了反对派构建的连贯叙事。

机器水军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并在短短几年间通过“创新的扩散”,逐渐成为各国执政者的固定配置,不唯独中国网民看了才觉似曾相识。

过去的两三年,大概是国人对“新媒体改变中国”去魅最快的时期。中国官方适应和利用新媒体环境的速度,远远超过民间多年的摸爬滚打。而当我们放眼其他威权国家,大概可以进一步将以上结论扩展到“新媒体无法改变世界”。

2013年,土耳其人成功组织起了伊斯坦布尔的格兹公园示威,此后,土耳其政府意识到了自己在新媒体策略上的失败,开始组建正式的新媒体团队,并大肆招募人员用于官方宣传和洗地。这些网络雇佣兵职责分明,有的甚至专职扮演外国人,以制造出外国友人也在支持埃尔多安的假象。现在,土耳其是全世界网络自由倒退最快的地区之一。刚出炉的自由之家互联网报告则显示,全世界互联网自由度已经连续五年下跌。网络不自由的国家数量,也首次超过了网络自由的国家数量。

国家与大公司的地盘发展如此之快,一场完全基于民间的行动要获得注意力,往往只能借助许多天时地利的偶然因素,而非一套可以借鉴传承的策略。那些曾经仰赖的新媒体动员策略,在各种新式的网络审查和网络攻击面前,都在渐渐失效。

极权与科技深度融合会带来什么

互联网巨头们一个个与威权政府重修旧好,机器水军也必定会被更直接和残忍的控制手段所取代。

一个统计数字是,目前全世界网络流量的一半以上,都来自于机器而非真人,这个比例还在以极快的速度增长。不管这其中多少是来自于机器水军,多少是用于政治目的的机器水军,这无疑已经是一门日益壮大的生意。仅从这一点来看,网络空间越来越变成一种黑吃黑的寡头战役,体量而非策略,金钱而非创意,决定了最终的输赢。有人开玩笑说,当初的新闻自由取决于你有多少钱收购媒体,而如今的互联网自由则是你有多少钱雇佣水军。

当然,机器水军至少是国家在开放平台上与民众的公开较量,前者虽然体量巨大,但至少要被迫遵守网络空间的规则。水军之所以有组建的必要,正是因为一国政府无权强制社交媒体提交数据和删除内容。主要的社交媒体均设有透明度报告,详细罗列出每个国家提出的删除内容申请,以及社交平台对此的处理结果。

因此,最可怕的前景,不是互联网反抗与控制的此消彼长,而是极权与科技的深度合作。等到互联网巨头们一个个与威权政府重修旧好,机器水军也必定会被更直接和残忍的控制手段所取代。

社交媒体可以倒向民众,也可以倒向国家,其并没有稳定的本质,而只有不确定的内核。互联网在全球范围内的保守化,已经给技术乐观主义泼了足够多的冷水。而从众望所归倏尔沦为众矢之的的社交媒体,其实一直在承受着大众过多的期许。“保守化”是一个带着价值判断的词汇,预设了之前的媒体环境才是正常的。

然而,如果将过去的互联网看作是一种异常的扰动,“常态化”,“制度化”,才是描述当前现实的合适词汇。放低预期,我们才能更平和地思考如何面对即将到来的冬天。

Screen Shot 2015-10-30 at 下午2.07.47图为一对男女在西班牙街头使用智能电话。摄:Blazquez Dominguez/GETTY

独立社交媒体,孤独而激进的试验

不论新的平台是否能够长存,或者他们是否又会蜕变成下一个脸书,重要的是为目前即将板结的环境注入新的竞争者。只有保持网络空间的多态和不稳定性,才可以支撑起抗争的空间。

不论社交媒体与国家权力进行怎样的交易,更彻底的解决方案,似乎是超越既有的平台本身,从物理上脱离大公司的管控。过去几年,在主流的商业化社交媒体之外,更多独立的社交媒体涌现出来。这些独立社交媒体,例如GNU social,Diaspora,Lorea,Twister等,均采用分布式或点对点的网络服务,不再由单一的互联网公司存储个人的数据。

在Diaspora的主页上,三个概念被突出显示:去中心,自由,隐私。Twister的主页也强调了类似的价值:点对点,言论自由,无监视,无IP记录。因为没有一个实体可以垄断用户数据,国家控制也就变得更加困难。当然,完全的开源也会遭到利用。伊斯兰国在推特账户被封杀后,就广泛运用Diaspora进行宣传,使得任何人都无权删除他们的内容。

犹他大学的软件研究者Robert Gehl把重塑既有社交媒体平台的运动称作逆向制造(Reverse Engineering)。这种逆向制造的思路,尽管尚未成型,也许可以为其他互联网行动者们所借鉴。归根结底,不论新的平台是否能够长存,或者他们是否又会蜕变成下一个脸书,重要的是为目前即将板结的环境注入新的竞争者。只有保持网络空间的多态和不稳定性,才可以支撑起抗争的空间;传播环境一旦固定下来,占尽资源优势的国家力量就会趁机反扑。

对想要有所行动的人来说,这终究是一种孤独又激进的尝试。在家人朋友们试图询问你脸书和推特账户的时候,你又如何去解释自己抵抗的对象:一个显然还不够糟糕,却不断倒退着的互联网。是他们不够清醒,还是你担忧得太早?

(夕岸,互联网政治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