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覃里雯
2015-06-12

  整个旅途,我们在两个镜像中来回穿行。厌世和憧憬,经常交织出现在与我们交谈的人身上,人们也不知道自己该对未来期许些什么,但他们知道,至少现在他们可以开始梦想和行动了,而一切都将与永恒暮色般的过去截然不同。

  这是缅甸,2013年的春季,热带阳光熏蒸着这个还没有普及空调和电力的国家,连首届“缅甸小姐”路边广告牌上丰腴的笑容都不能平息路人的焦虑。自2011新总统登盛上台、开始全亚洲最受瞩目的民主改革以来,这个中南半岛的最后一个封闭国家就像杰克的魔豆,向全球化的天空以秒速生长。一面是昔日军政府、今日执政党迟疑但却惊人的放权、民间社会的崛起、媒体的空前自由、国民潜能的释放和旧日党派恩怨的和解,一面是旧权力寻租的决心、外来投资的复杂诱惑、长期封闭造成的恶果和民族冲突的激化。缅甸人如何运用他们的智慧和勇气,将决定哪个镜像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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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恐惧

  “昂山素季的家在哪里?”我们在飞驰的、轰隆作响的出租车里大声问身着缅甸传统长裙Longyi的老司机。车窗敞开,有油炸食物和劣质汽油味的湿热晚风灌满了鼻子。

  “就在那里!大学路!”他豪放地将右手挥向远方,左手狠狠握紧刚刚飞转过街心花园的方向盘。

  实在难以想象,两年多前,我们的问题在这个6000万人口的国家仍是个禁忌,就算勉强得到回答,也多半是迟疑的低语。从1962年奈温将军带领缅甸走上“缅甸社会主义道路”以来,缅甸就遗忘了此前的民主和自由。在相当于英法两国面积总和的广阔国土上,人们在茶馆中窃窃私语时也要捂住嘴,以防想象中无处不在、会读唇语的密探在远处读出人心的秘密。“重要的是让人们相信自己在被监视”,一个曾接受作家艾玛·拉金采访缅甸人说。昂山素季这位昔日军政府的囚徒,她的名字曾经是这个国家最大的秘密,报纸曾不得不在首页标题上,以藏头文字密码来传达关于她的信息。

  但那个初到缅甸旧都仰光的傍晚,租车司机、Inya湖边餐馆的服务生,巷子里的路人,全都大声地、热切地给我们指路,怕我们不懂,甚至还陪着走上一大段路。一度令人爆炸的恐惧,一旦阀门打开,就像蒸汽一样瞬间消散。

  变化归功于这一轮外部可见的缅甸政治改革,它始于2010年。一个缅甸军政府中罕见的“无罪之人”、有廉洁声名的登盛,被独裁多年的丹瑞将军扶上接班人的荆棘宝座,开启了封闭半个多世纪的缅甸改革之路,。断断续续被监禁15年的缅甸国父之女昂山素季重获自由,她领导的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NLD,简称全民盟)”成为议会中的合法反对党;在精心修改宪法以保证军队的主导权力后,将军们脱下戎装,建立了半文职政府;全国大赦政治犯;废除新闻审查;解除了对Facebook,Twitter等网站的封锁;开放党禁,允许公民自由结社建党。

  这些不可思议的举措汹涌地把缅甸民主化推向不可回转的境地,远远跨过了丹瑞将军下台前设计的“守纪律的民主”的篱笆,而目前看起来还将滚动下去。人们最关注的是2015年大选前,通过宪法占据议会25%固定席位的军队是否会同意修宪,以允许“外国人的配偶和父母/子女”——也就是昂山素季——可以参与总统竞选。我们沿途交谈的国内外专家、外交家、民间人士和媒体人,似乎都认为这是完全可能的。

  在街边用破木板和纸箱架起的报摊上,我们找到了英文的《缅甸时报》(Myanmar Times),它是缅甸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也是全国首批纸媒幸运儿——我们的来访适逢新的媒体法案出台之际,缅甸第一次允许民间资本办日报,《缅甸时报》就是其中之一。

  报纸的副主编Kyaw Hsu Mon是个圆脸圆眼的小巧女性,我们在喧闹的报社里找到了她。砖墙面的办公室层高5米左右,loft风格,看起来比发达国家同行的办公室毫不逊色,这里原是缅甸信息部所在地,现在它将成为缅甸媒体走向真正信息社会的标的之一。忽而天降的自由,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人力、发行、新媒体的挑战、变幻的民意(“我们要听所有人的意见,但不会跟任何人站在一起”)。但是,“人们真的不再恐惧了,官员们也不再和从前一样,害怕对记者说话。”

  另一家以尖锐报道知名全国的报纸The Voice的主编觉敏瑞(Kyaw Min Swe)不得不临时推掉我们的采访约定,因为他和媒体协会的同行正在与依旧被军人把持的政府进行谈判角力——他们必须在工作之余连夜修改出一个充分表达媒体诉求的新一代媒体法案,与新法案出台截止时间赛跑。民主不是等待完美的温床降临,而是获得争取权利的自由。缅甸的媒体人和NGO组织都很清楚这一点,他们迅速地参与了尚未完善的游戏规则,然而直到我们离开三个多月之后,这个备受各方争议的媒体法案草稿才被下议院通过。旷日持久的拉锯过程,是未来的必修课。

  因为放开了党禁和结社禁令,各种政治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也异常活跃,有时每个月都会十数个新政党产生,各种组织也不计其数。虽然公共集会依然需要申请,但有时主办方不申请,警察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一个炙热的下午,我们拜访了曾与昂山素季并肩战斗的昔日学生组织“88世代(88Generation)”的办公小楼。这座位于仰光市区边缘的白色独栋别墅,曾是一座妓院,庇护了勇敢的学生。在路上,我们遇到了仰光过去两年来迅速变得著名的每日大堵车,一个报贩走在车流中,手里报纸的头版是昂山素季憔悴的面容——她刚刚在试图调停蒙育瓦铜矿示威群众和警察的时候遭遇了此生未经历的挫折,愤怒的群众向她喊出了:“不要昂山素季!”这是她第一次从民众口中听到这样的话,随着恐惧的消散,一切都在改变。

  Pyone Cho,88世代的负责人之一告诉我们,那天早上他们第一次见了中国使馆前来拜会的外交官,此前他们从来不曾得到中国使馆的接触,“你不知道吗?”他惊奇地问我们。这个45岁的知识分子身上有缅甸政治犯常见的那种忧郁和犹疑,始终双手抱胸。我们后来得知88世代内部正在争论是否应该成立党派参与2015年大选,这意味着要与昂山素季的全民盟竞争选票,争吵如此激烈,目前已经难以把大家再聚合在一起。

  我们遵循Pyone Cho的指引,到Inya湖边的草坪上找到了当天下午进行的集会。这次机会是为了纪念21年前示威学生与警察产生的第一次流血冲突,由88世代和全缅学生联合会(AllBurma Federation of Student Union)召集,事先未向警察申报。草坪上坐着年轻的男女学生,也有不少中年和老年男人,胸前贴着红底金孔雀的标志,面貌清秀,神情宁静。在过去20多年里最有声望的学生领袖MinKo Naing和Ko Ko Gyi.都发表了讲话,警告大家独裁仍在,仍需奋斗,提出重建1946年被炸的学生联合会大楼的要求,那是学生联合会反抗英国殖民者的血染历史。

  留着长辫子的吉他手领着著名乐队“花之路”(Road of Flower)奏起了歌,人们开始合唱《我们难以忘怀》、《真理时刻》,“为孔雀之血战斗”,又唱起一首关于沉默和希望的老歌。一辆满载女中学生的公交车从旁边开过,女生们欢声高呼,向草地上的人群挥手。这一幕忽然令我们鼻子发酸:这些为国家未来在狱中度过黄金青春年华的一代,终于将缅甸新一代带向自由高歌的今日,他们不负青春,而我们目睹的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宝贵时刻。

政治改革:不再错位的双人舞

  缅甸此次改革之所以被普遍视为奇迹,是因为它是一个罕见的专制国家由上而下进行的改革,而不完全是民间推进的结果,事实上,直到2010年之前,民间的反对力量和高层的设计一直像两个对不上脚步的舞伴,彼此踩踏。

  第一次“踩踏”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自1962年奈温将军的“缅甸社会主义道路”把缅甸从东南亚最富有的国家带入世界最穷国之列以来,1988年9月爆发了最大规模的全国民主示威,当时恰好回国探母,毫无政治经验的昂山素季受到感召,投入其中并获得全国支持。迫于压力,苏貌将军成立“国家恢复法律与秩序委员会”(后改组为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宣布废除在缅甸实行了26年的“一党制”,开放党禁,推动市场经济改革,承诺在1990年举行多党大选。

  这些承诺也部分源于将军们对形势的误判,他们当时没有把国外长大的“英国人的太太”昂山素季和她领导的全民盟当回事。然而1990年的大选却让将军们惊惶——主张民主开放的全民盟赢得了议会全部485个议席中的396席,而将军们的民族团结党仅获得10个。刚刚目睹了前苏联解体后“人民的清算”的军政府立即吞下许诺,逮捕全民盟的骨干。著名的“88运动”领导人之一PyoneCho说,他和同事接受的仓促审判不超过15分钟,他被判了7年监禁。缅甸军政府为不体面的铁腕动作付出了漫长的代价:1991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昂山素季呼吁国际社会对缅甸进行制裁,而国际社会也这么做了,将军们发现自己在整个西方都成了不受欢迎的人。一次失败的改革尝试,让缅甸变成了自身的囚笼。

  零星的抗议仍在不断发生,1988年的学生示威还导致政府关闭了很多大学,看上去政府为了保住权力,宁愿付出教育体制崩溃的代价。但在2003年发生了一件令人费解的事:在借故软禁了昂山素季之后,铁腕将军丹瑞领导的政府却制定了一个通向民主的“七点路线图”。除了丹瑞和他的亲信,大多数缅甸人和外部观察家都不愿把这个路线图当真,它听上去实在像又一个“狼来了”的故事。

  民间和政府的互不信任,加上军政府的动作迟缓和不透明,使得2007年的第二次“踩踏”不可避免。当年8月,忍受多年政治压制、腐败、裙带关系和糟糕经济的各地民众上街游行,要求飞涨的物资价格合理化、与军事执政团进行对话和释放政治犯。这一次,缅甸最强大的精神领袖团体——身着番红花色长袍的僧侣们也加入了游行队伍,外部称之为“袈裟革命”。9月,丹瑞的部队镇压了示威,到9月27日,军队严厉的“最后通牒”已经足以驱散想要聚集的人群。看起来,将军们的胜利不可动摇,至少他们完全可以控制大局。这正是为什么2011年的改革措施让人惊诧不已的原因:忽然之间,看似不可撼动的政府配合民间呼声跳起了从未见过的舞步。

佛教之果?

  “到底是什么让丹瑞决定放弃军队的绝对权力?”我不断追问遇到的缅甸人:“为什么他不像古巴、利比亚和朝鲜一样坚持到底?或者像另外一些国家那样,进行经济改革而保留绝对政治权力?为什么他不再像1990年那样,害怕清算的到来?”

  第一个回答我这个问题的,是一位在新加坡做访问学者的前缅甸高官。我们在一年前某个新加坡地区安全会议的茶歇偶遇时,他告诉我:“因为缅甸是佛教国家,我们都相信轮回报应,官员们也有在死之前要行善的信念。”

  他说话的态度十分真诚,我几乎完全相信了这个动人的说法,但一部奥威尔小说《缅甸岁月》随即浮现脑中。那部小说描述了一个缅甸地方治安官吴金波,他是个佛教徒,却贪婪、冷酷、做尽了缺德事,他调和内心的方法是说服自己相信,只要死前造几座佛塔,所有的罪过都能得到救赎。结局充满黑色幽默,佛塔搭建之前,他猝死于心脏病。这个故事令人难忘,因为它实在太真实。最真诚的宗教信仰也不能阻止人的恶行,但另一方面,宗教的确会对个人起着非常复杂的作用。

  缅甸有2000多年佛教传统,即便在奈温将军的“社会主义道路”上也没有消退过。奈温将军国有化的对象包括所有私人企业和全国长于6英寸的干鱼,却不包括佛寺。如今,89%的国民是佛教徒,从和尚占人口的比例和人们花在佛教上的收入比例来看,它是世界上最纯粹的佛教国家。所有的将军和他们的家眷都是佛教徒,登盛总统的父亲,就在妻子死后第10年出家,以和尚的身份度过余生。昂山素季回国后第一次公开政治演讲,是在仰光佛教圣地Swedagon的西侧长梯上发生的;她第一次与登盛的会面,也有佛教领袖从中搭桥。在缅甸,一部分活跃参与政治话题和行为的僧人被称为“政治和尚”,他们的号召力甚至超过大多数政治团体,虽然他们过多介入此世俗务的行为也颇受争议。

  每个游客都会看到缅甸人的虔诚,它依然是重要的行为准则,乃至高于生计。在仰光Thamada酒店的365咖啡馆里,我们每天早晨都会看见服务生跪地脱鞋,向来化缘的高僧行礼并呈上食物;在街头,卖苹果的贫穷小贩无论如何心痛,也不会拒绝给化缘的和尚递上一个苹果。“缅甸人的信念根深蒂固。”Serge Pun Associate Ltd.和Yoma银行总裁潘继泽对我们说。潘继泽1953年生于仰光,幼年曾随爱国华侨父亲回国定居,十来岁时曾被发送到云南劳动改造,20岁离开大陆。辗转亚洲多年之后,他在1999年卖掉所有海外公司,举家返回仰光定居,选择缅甸这个第二祖国。他为国民的虔诚自豪,提起自己见到过一群穿着体面的缅甸人,在新加坡机场排队登机时,面对一位高僧脱下鞋袜,跪地下拜。“泰国人绝对做不到,会觉得自己穿那么漂亮,不好跪在大堂。”他看不上其他亚洲国家“变味”的佛教徒,只知在佛寺恳求钱财和好运,而“真正的佛教不叫你求这些,是让你修身。”

  有趣的是,他对丹瑞将军退位开启改革的解释,更有基督教的色彩:一个曾经没能保持廉洁的老独裁者在退位之前找到了一个无罪之人继位,以赦免自己的罪行。“如果不是他钦点,登盛当不上总统……登盛廉洁,一分钱没拿,他赦免丹瑞天经地义,别人就不说话。所以说老头(丹瑞)很清楚,改革的条件就是不要来秋后算账。你干你的,把国家搞好就行。所以他退休得很高兴、很安宁。”

  哈佛和剑桥毕业的知名学者、前联合国秘书长吴丹之孙吴丹敏也不否认佛教可能对推动官员们的改革起了一些作用,但他的说法更像个社会学家的谨慎猜测:“我认为不管任何宗教,如果你开始考虑来生,那可能就会改变你的想法和行事。这不仅仅是哲学的需要,并且也是人生某个阶段的需要。当你的孩子们都长大了,你需要在信仰上投入更多的时间——这是缅甸文化的一部分。你不会因为自己是个将军,就不这么做。”他认为,军政府的改革计划其实早就开始了,但因为持续时间太长,“大家都忘了”。

  但是,面对来世的忏悔之心并不能完全回答“改革为什么发生在现在”这个问题,毕竟,无数军人领袖在民主的佛塔搭建之前死去,他们只是像奥威尔笔下的吴金波一样,选择建造砖砌的镀金佛塔。

  缅甸非政府组织培训中心Sandhi Management School & Local Consultancy Firm的主任钦温(Khine Win)对佛教的作用毫无幻觉,这个精瘦而虔诚的中年男人,在谈到政府的时候总会露出决然的神情:“改革就是民间推动的结果。”他目睹了2011年之前,民间组织生存的空隙是如何被两件事打开的。一是公众和政府避而不谈的艾滋病问题,最早源于金三角涌入的便宜毒品,“1994年起,我的朋友就一个接一个地死去,先是因为吸毒,后来是因为性交。”根据联合国艾滋病防治署的最新数据,缅甸目前0.53%的人口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到2000年,严重的艾滋病问题使政府再也无法拒绝承认,从而允许从事艾滋病预防和救助的非政府组织低调进行工作。第二件事则是2008年缅甸有史以来最严重风灾——纳吉斯飓风,缅甸政府在这场造成超过2.25万人丧生的风灾中表现的无能引发全国愤怒,使它不得不默然接受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帮助。

  官员们也会看到改革的好处,如今他们可以自由去往西方国家,而不会担心被拒之门外。登盛在全球所到之处,红毯铺满,作为47年来第一个造访白宫的缅甸总统,还获得了国际危机组织颁发的和平奖。西方的制裁放松,会带来更多的高质量商品和舒适的生活、渴望已久的产品、技术、更大的利润。

  钦温认定,民间力量持续的推动,国际社会的压力,以及军政府对自身长久利益的考量,才是后者改革的真正原因,“他们必须让出一些空间,谁也没有别的选择”。高官们也已经做好准备,继续控制转型社会里包括服务业在内的新资源。“他们精明得很,我从来不会低估他们。”他嘟哝着说,忧郁地望向他铺着塑料地板的办公室。

世界的迟到者

  曼德勒,缅甸皇朝的最后都城。曼德勒皇宫曾是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奢华宫殿之一,如今只剩下了一个军政府时期留下的、四处裂缝的褪色仿制品,皇宫前面的树林里还驻扎了军队的营地。但它的规模和构造激起的想象,依然让来自中国、泰国、、韩国和欧美,脸上和双臂涂满防晒霜的游客们惊叹。1885年11月,在一颗不祥的彗星划过曼德勒夜空之后一年,英国士兵的靴子踏入这个辉煌如梦的镜宫,曾经自恃水米丰足的亚洲农业大国被迫屈从于欧洲人以枪炮建立的世界贸易秩序。但善于应变而勤劳的缅甸人很快在新的世界体系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到1948年缅甸独立之后十多年时间依然如此。50年代的首都仰光被誉为“东南亚的伦敦”,与当时的马尼拉并列为亚洲最富裕的城市,当时贫穷的中国移民“下南洋”,“南洋”指的正是缅甸。

  20世纪90年代,军政府曾尝试修补被奈温摧毁的国家经济,推动市场经济改革,一度恢复了小规模的繁荣。“就像中国80年代初的景象,到处欣欣向荣,很多机会,没有塞车,空气非常好。”潘继泽说。在曼德勒遇到的几位云南侨民告诉我们,90年代缅甸进口商品(甚至包括质量坚实的难民服)对云南人而言,代表了先进世界的魅力。但潘继泽认为经济后来的衰落是由于政府管理不善,“宏观政策非常不好,往往几乎不存在”,裙带关系盛行,发展失去动力。西方的经济制裁则是雪上加霜,缅甸不仅成为东南亚最穷的国家,也成了最闭塞的国家。

  这也导致,当今天缅甸面对自60年代以来的“第二春”,几乎没有做好任何准备。

  行程还未开始,我就几乎迷了路。为了让仰光的旅行社帮忙预定行程,我写上20多封电子邮件反复确认细节,把钱款提前汇到公司注册的曼谷(不能在汇款留言里写“缅甸”,以免因尚存的国际制裁而被截住)。从海外去电,无论是打到仰光还是内比都,线路里都爆发出战地无线电一样的“刺刺”噪音,使本来就口音浓重的缅甸英文更难辨认。有些时候,他们只是假装在说英文,或者假装听懂了。当我试图寻找外交部某位司长的时候,先后有五个人接了我的电话,每个人都询问我一番,沉默片刻,再和身边的某位同事激烈地讨论,最后告诉我:“请打这个号码……”5个接力电话之后,电话转回到与我交谈的第一个人那里。我们一番交谈之后,都觉得无能为力,只好以互相道谢告终。但是,一旦踏上缅甸的国土,我们就发现,可以很快地通过一个熟人找到另一个熟人,直到所有人,这依然是个主要依赖人际纽带运转的社会。

  吴丹敏(Thant Myint Wu)本人就是接通缅甸与外部世界的稀罕人才,我们问他,缅甸当下最大的难题是什么,他说:“电!”接着就笑了,意味着他在半开玩笑。“缅甸有太多要做的事情了,优先序列是个问题。有些事情需要好几代人来完成,有的,比如货币改革,可以在几个月里完成,很多精力和时间就投到这上面去了。”我们到达仰光的时候,万事通卡刚刚进入缅甸,我们离开的时候,维萨卡也接踵而至。主要大城市里都出现了提款机这样过去稀罕的物件。货币改革也进展得很迅速,但因为缅币被大大高估了,降低了缅甸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这也是缺乏经验的缘故。

  缅甸的电力极度缺乏,这是衰败的经济和管理的明显特征。国土上虽然有丰富的水能、天然气和石油,却没有生产电力的能力。大多数大城市的重要建筑都靠发动机才能维持持续生活用电,大规模生产用电就更稀罕了。显然,政府还没有什么有效的计划,用资源换电能——中国投资在缅北卡钦州建设的密松水库(项目目前已因地方冲突停止)原计划只将10%的电力留给缅甸,90%输往中国,就是一例。目前的计划是从邻国购买电力。

  从商经验丰富的潘继泽却不太担心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物:“硬件的东西:电讯不行,电力不够,马路不够,铁路不行,但这些东西三、五年就能解决。现在看起来几乎不缺钱,全世界的这个援助金不断地来,只要我们不乱花,而且花到点上”,难的是聚齐人才。1988年之后军政府因为害怕大学生运动而把很多大学拆散,只留下它们名义上的一些函授学校和少数研究院,“老师们假装在教,学生们假装在学习,谁都可以毕业,但什么也学不到。”本地资源中心(Local Resource Center)的负责人妮拉(Nilar)对我说。她羡慕中国的父母可以把孩子送进“真正教东西的学校,虽然很辛苦,但毕竟他们是在真的学习。我们的孩子都不知该干什么。”

  我们在傍晚时分穿着牛仔裤混进关闭已久的仰光大学。这里已经对外关闭20多年,变成了小贩们聚集的地方,清洁工焚烧树叶的烟雾笼罩了破落失修的美丽建筑。这所有135年历史、又培育了昂山将军、吴努和奈温总理以及前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大学,曾是亚洲最好的大学之一,它的建校初衷还刻在大礼堂外的黄铜版上:“我们的目标:创造一个教育系统,使它能够产出一个有能力面对知识的时代之挑战的有识社会。”反衬出过去20多年一代人求知欲被强行荒废的辛酸。当2012年11月奥巴马总统在这个大礼堂里作为第一个到访美国总统发言时,仰光大学的英文老师们早已不知莎士比亚是谁。缅甸的教育水平在2011年全球188个国家中排名第160,平均受教育水平是5年级。

  塞莱·艾萨克·肯在走向咖啡机的途中忽然停住,脸上浮出笑意:“有时我真的很同情那些政府官员,他们要应付很多根本应付不了的事,但还是得经常停下手头的工作来见我们。我们(女性和发展提议组织,GDI)要求增进女性权益,(登盛)总统让我跟部长们讲讲意见,部长们听了之后都急忙说:‘好的好的,我们会在政府里容纳更多的女性。’但是具体怎么做,其实他们谁也不知道!”这个30出头的高个缅甸钦族男人哈哈大笑起来。显然,要应付正在他祖国发生的那些事,人们不仅要殚精竭虑,最好还有一些幽默感。这位“缅甸女性和发展提议组织(GDI)”的主任被德国“亚洲中心”AseanHaus邀请到波恩参加一场缅甸改革会议,他是少数能够将封闭的缅甸和外部世界沟通的人才之一。

  吴丹敏则是这些稀有人才中的佼佼者,他成立了一个“仰光文化遗产基金”,旨在保护英国人在1948年离开之前留下的殖民建筑。由于封闭和贫穷,仰光在过去几十年里没有足够的钱摧毁这些旧楼,从而意外地成为全球殖民建筑保存得最多的城市。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热带风雨,雕花的木头门窗腐蚀入心,墙檐斑驳褪色,外墙上不时覆盖着巨大而丑陋的广告牌。自2005年军政府忽然迁往内比都之后,它仓促抛弃的仰光各部门大楼(多半是殖民建筑)正在被满城的棕榈、酸角树和三角梅吞没。占据了市中心一整个街区的雄伟的部长大楼,也就是1947年7月19日缅甸国父昂山将军和他的部长们被刺杀的地方,透过铸铁栏杆,成百上千个黑洞洞的窗口就像通往一座幽灵之城。这些,在房价、地价和租金飞涨的仰光,都是无价之宝。目前,仰光某些地方的租金已经达到旧金山的水平,不加分辨的推土机也正在蠢蠢欲动。吴丹敏希望找到修缮这些建筑的方法,既不损害其中居民的生活方式,还给他们带来利益。

  但全球商品生产中的有些问题,是任何优秀人才都无法避免的,更不要说在全球市场中讨价还价能力甚弱的缅甸。大规模开发自然资源和缅甸急需引进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产业,一定会造成生态破坏,只是破坏程度的区别而已。泰国政府投资在缅甸南部海岸建设工业园,就曾直言其目的在于将一些污染环境的产业移出本国。

  在劳资关系、土地纠纷和就业问题上也诸多纷乱头绪。公有化之后,缅甸的土地所有权不明晰,这为政府及其亲信在征地中提供了很大便利,却让普通百姓得不到足够赔偿。昂山素季第一次受到舆论诟病,就是因为她支持蒙育瓦铜矿继续进行。由军方引进的蒙育瓦铜矿项目在征地款和就业机会方面引起了当地不满和持续半年多的抗议,虽然后来昂山素季发表第三方调查报告,建议开发铜矿的万宝公司进行相应补偿,但因抗议被镇压而心怀不满的当地人已经不愿再接受她的结论,她的报告对未受过教育的村民而言有如天书,无人读过。

  “很多后发国家对于劳工法,也就是保护劳工权益,都是发展20年之后再考虑,而我们就已经先搞劳动法了。”潘继泽说。缅甸是个只有60岁以上的人才见过民主的国家,35岁以下的人占人口的54%,却对民主没有直接经验。他们可能产生各种不切实际的要求,而削弱外来投资者的信心。昂山素季建议铜矿项目继续,正在于她意识到经济发展需要做出的妥协。她已经从反对党的角色逐渐向未来的总统候选人转变,事实上,早在2011年登盛与她会见,得到她同意呼吁西方解除对缅甸制裁以来(没有她的同意,这些制裁就不会解除),她已经做好了在很多问题上与昔日的对手站在一起的准备。她作为一个完美道德偶像的时代已经结束,而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时代,一个与资本及其衍生品共生和斗争的时代正在开始。

巴别塔之咒

  离开缅甸的时候,正是一年中最热的季节,曼德勒遇到的华人小伙子郭家富,在微信上还叮嘱了一番防暑策略。Thamada酒店旁通往昂山市场的小路还是那么安宁,卖翡翠的姑娘们早已拉起卷帘门,把晶亮的石头摆放整齐,树旁有谁已经把神龛的香点起,卖炸虫子的小贩也在树荫下懒懒地着扇子。从恍如90年代中国小城的街道上看去,一切都那么宁静,仿佛没什么大不了的,一切坏事都已成过去。

  然而,就在我无知地望向车窗外的时候,一场巨大的灾难正在伊洛瓦底江的上游发生。在距古都曼德勒135公里的密铁拉市,一个变卖金发夹的佛教徒村民和一个穆斯林金店店主起了争吵,村民被店主打伤。在大多数缅甸人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一场口角升级成了两个教派间的殴打和屠杀,包括寺庙在内的数座建筑被焚烧。骚乱甚至迅速蔓延到了前首都仰光附近,仰光进入紧戒状态,举国惶然。这是继去年两次佛教徒和穆斯林的大型暴力冲突以来最严重的一次,40多人死亡,上万人流离失所。一些网络流传的血污照片显示焚烧中的街道和废墟中年幼孩子的尸体,美丽的小姑娘像睡着了一样垂着细颈斜坐在墙边,一条绳子挂在身上。

  从不同渠道传出的目击者证言说,警察在这场暴动里束手旁观,眼睁睁看着佛教徒将穆斯林孩子杀死,而骚乱蔓延了好几天才被镇压下去。缅甸人私下议论,认为军方为了让人们感到恐惧、更依赖军队的力量,有可能私下煽动了这次冲突,并坐视人们互相残杀。联合国人权特使Tomas Ojea Quintana称他“掌握了一些报告,提到政府有参与一些暴力行为”。这个声明被总统发言人愤怒地驳斥了。

  密铁拉惨案也使整个缅甸为之震惊,但这次是因为它蔓延到了大城市周围,撼动了城市居民的安全感。但我们也听到了更深的追问。前牙医和政治犯金佐温(Khin Zaw Win)也受亚洲中心的邀请参加了波恩的研讨会,他谈到这个事件,以及他和许多人一起反思了缅甸佛教徒社会中从前一直回避的问题。在惨案发生之后,这个佛教徒知识分子曾愤怒地质问缅甸警察何以放任暴徒在眼前杀死穆斯林孩子。当警察以“新的纪律规范”为自己的无作为辩护时,他接着问:“可是,如果你眼前被杀死的是佛教徒的孩子,你还会在乎这个新的纪律规范而袖手旁观吗?”

  登盛随后追查了此事并逮捕了一些歹徒。一个极端佛教组织“969”——曾被西方媒体称为“新纳粹组织”——也成了公众聚焦点。这个到处散发反穆斯林标语和煽动反穆斯林情绪的组织在此次屠杀之前并未得到警方的重视。在一个佛教徒占多数的国家里,采纳少数民族的视角不是容易的事情。

  5月28日,灾难又降临在郭家富的故乡掸邦腊戌市,一个穆斯林男人向加油站女老板泼汽油,将后者烧成重伤,一场大规模的佛教徒报复行动随即将腊戌的繁华商区烧成废墟,造成1死5伤。根据《伊洛瓦底新闻》网站的报道,被攻击的商店里也包括售卖佛像的商店——针对佛教徒富裕商人的怨气显然也一并得到了发泄。登盛总统的发言人说,参与行动的有至少80名和尚。烧伤女老板的凶手后来被判了26年徒刑,而被捕的25名煽动攻击的嫌犯尚在狱中。

  密铁拉事件和腊戌事件其实是缅甸多年紧张族群关系的必然结果,因为此前族群问题都被政府掩盖或者忽视了。缅甸佛教徒与穆斯林的冲突早先多半集中在接近孟加拉的西部省份若开邦,也就是中缅石油天然气管道的起点。该邦大部分居民是佛教徒,但有约四分之一的人口是穆斯林,被称为“罗兴亚人”。这大约80万少数民族一直被指责是来自孟加拉国的非法定居者,不享有平等的公民权。两个群体间冲突时有发生,导致大量罗兴亚难民在过去三十年不断外逃,又常被邻国赶回。2012年6月开始的连续数月的屠杀和攻击,导致数万罗兴亚人流离失所,迄今余波未息,国际人权组织的报告指责中央政府袖手旁观,甚至鼓励了这些屠杀。

  而在缅甸的北部边境少数民族各邦,更久远的冲突还没有平息的迹象。1947年,昂山素季的父亲昂山将军与北部少数民族各邦签署《彬龙协议》,许诺这些历代相对独立的藩属之地以自治特权,但随着他的遇刺,仰光政府撕毁了这些许诺,拒绝各邦的自治要求,导致叛军纷起。从那时起,缅甸北部边境就没有完全安宁过,在60年代至80年代末达到顶峰。虽然今日政府军与绝大多数叛军签署了和平协议,但与克钦邦的和谈却一直毫无进展。就在2012年2月,政府与克钦邦叛军的武装冲突甚至导致炮弹落入了中国领土,一万多克钦人人逃亡至中国云南省地区寻求避难。中国政府在2013年2月在云南主持会议,尝试斡旋中央军与克钦军停火谈判,成就甚微。曾参与此次和谈的塞莱·艾萨克·肯后来在波恩的会议上说,他感到北京的角色越过了旁听者和斡旋者的范畴,有妨碍和谈之嫌。这场波及中国的冲突显然还要继续下去,而且还将继续把中国以不愉快的方式卷入其中。

  更不幸的是,占人口35%的少数民族,在极权时期固然饱受压制,在改革的开始两年却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馅饼——他们既不熟悉新的大选游戏,也很难在占据最多资源的巩发党和神像般的昂山素季之间挤出足够的议席。昂山素季一直对少数民族的诉求保持谨慎的距离,并不打算为他们的利益代言。军队在政治改革中失去了绝对权力,也失去了部分遮掩的能力和控制力,甚至是动力——动荡的存在是军队存在的最佳理由。如果少数族群继续被排斥在这个新的权力游戏之外,缅甸的改革将目睹这些族群裂痕的不断扩大。强国之梦很可能沦落为圣经中巴别塔的命运。

  和所有走向开放的封闭社会一样,缅甸人的冒险之所以激动人心,因为它至少赋予了参与者存在的理由:自由的选择。对于正在缅甸发生的一切,金佐温(Khin Zaw Win)引用了一句英谚:“小心你的愿望,因为它有可能会实现。”密铁拉事件唤醒了他这样的缅甸知识分子,使他们意识到更为复杂和艰巨的未来。他像个依然受到震动的父亲,带着略微羞惭却又十分严肃的表情说:“缅甸人将重新发现自己。缅甸是一面镜子,当独裁的灰尘被抹去,我们将看见自己的真正样子,而这样子可能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美。”然而,也正是如他这样的理性之声,让人对缅甸的未来保持真正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