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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0日凌晨5点多,天还没亮,作家寇延丁就出门了,深秋的山东泰山不到10摄氏度,浓雾中能见度不过几米,但天气并没有减损她的兴奋,即使后来下起冷飕飕的小雨来也没有,她在山间公路一路小跑,这是她期待已久的日子。

这一天,50岁的寇延丁用14小时跑了72公里,89641步。

同一个时间,在香港麦理浩径,她久违的队友们正在参加一年一度的乐施会毅行。这条风景壮阔、支援系统成熟的毅行线路上,有她熟悉的山海之间的热闹。因为“政治原因”两度缺席香港毅行的遗憾——去年11月毅行时,她正被关押在秘密地点夜以继日地审讯,今年她仍被定义为“犯罪嫌疑人”不得出境;寇延丁今年决定在千里之外的泰山“同步毅行”,1个人,100公里。

与此同时,寇延丁的朋友有的从香港远道而来为她做途中支援,有的远程帮她在Facebook上进行图文直播,有的持续把她的动态转发到各微信群和朋友圈,还有的晒出自己的运动记录表示与她异地同走。

前往支援的艺术家田螺(化名)甚至在寇延丁路经的水塘里为她表演了一个行为艺术:艺术家颈绕白气球在水塘中默立直到所有气球飘走。“我本来没有想停下来看那么久,肌肉和体力都到了极限,停下来对我的身体很不好。”寇延丁说,“但这个行为艺术冻僵了我,我觉得水里那个人就是我,一个很绝望、很无奈的人,想用几个气球弄在脖子上,把自己给飘起来,在冬天的冻水里。”田螺说,她在过程中想的就是寇延丁的口号“走到哪里算哪里”,“你可以把它理解得很积极,也可以把它理解得很绝望。”

11月21日,寇延丁走完最后的28公里。“还是有点累,脚丫子都变形了。”她对朋友们说。

128天地狱之旅

在中国的公益NGO界,很多人叫寇延丁“扣子姐姐”。她说话不多,做事不少,常年关注残障人士的救助和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2008年四川地震后,她在青川设立的关注因地震致残人士的NGO,是7年来极少数持续坚持下来的民间公益组织。她同时也以研究和记录公民社会为主题写作,她写的《一切从改变自己开始》和《可操作的民主》等被视为了解大陆公益生态的入门书。

从2012年开始,寇延丁将目光从大陆转向香港与台湾,希望通过写作梳理台港公民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并促进中港台公民社会建设者的交流。她对“中国往何处去”这类命题不感兴趣,但执着于培育中国的“公民社会精神”。

转向台港经验,原本是问题意识的自然发展,却没想到撞上了突变的政治时局。

2014年9月下旬,台湾“太阳花学运”余波方定、香港“占领中环”蓄势待发,寇延丁恰巧在这时在台湾协助组织了一次两岸三地行动者的培训。培训以“非暴力不合作”理念为核心,寇延丁则将之理解为“寻求共识的技术”。

这在台港早已是街知巷闻的理念,甚至常被更激进的行动者认为太过温和,但对北京当局来说,敏感的时间、敏感的内容,共同触发了空前敏感的神经。

2014年10月10日中午,寇延丁结束培训从台湾经香港回到北京,当晚10点半,她搭上K617次火车前往山西省五台山拉练备战毅行。11点多,火车即将驶出北京,卧铺上的寇延丁被火车乘警推醒,刺眼的手电筒光打在脸上。

来人问她:“寇延丁是你吗?”她答是。来人说:“别睡了,穿上衣服起来,跟我们走。”

“就这么简单,承认寇延丁是我,就被抓了。”寇延丁回忆道,她被两个高壮乘警一前一后夹在中间,在窄窄的卧铺车厢里走得跌跌撞撞。

火车停靠在一个叫“白涧”的小站,它本不该在此逗留。北方初秋的深夜,寒意已重,月台上,寇延丁站在两个警察中间被拍照,她被命令抬起头、睁开眼睛、头向左偏、头向右偏……她记得单反相机的闪光灯一张又一张,有领导模样的人指示多拍几张“确保发出的照片清晰”。

K617次在“白涧”停了很久。安静的月台上没有“临时停车”的广播,车厢里是黑的,站台也没有灯火通明,除了当事人,或许不会有人因此惊醒,或许没有人会知道列车曾在此停靠。被警察拥进车站派出所时,寇延丁回头看一眼月台上的列车,“这趟车通向天堂,而我,去往地狱。”她回忆时说。

与她同往五台山的朋友也被带下车押回北京,不顾威胁将消息传出,外界因此得知寇延丁被抓,但这之后这名交游广阔的公益人就消失了。整整128天,杳无音信,家人朋友无一收到警方的通知。

那128天,“比死恐怖一万倍。”寇延丁说。

她至今无法向任何人完整述说那段经历,“我不知道一旦开始(述说),我自己会变成什么样。”

那个她至今不知道在哪的囚室的模样,寇延丁记忆犹新:宾馆标间式的房间经过全面改造,房间里到处是摄像头,内墙从地板起高至两米左右全部裹着厚约寸许的宝丽龙泡沫板。床头、床体、椅子、审讯专用的写字台也被严密包上,显然是为了防止囚徒撞墙自杀,但也不可能有机会撞上去,她身体一米之内永远都两个年轻的守卫,每两小时轮班一次,24小时无休。

“原来我遇过的难、遇过的很多东西,和那个绝顶的大恐惧一比全不是事儿。”寇延丁说,“现在想想我都挺佩服自己没疯,在那个极端恐惧都临界点上,你就知道疯与不疯是可以选择的,在面对和不面对之间,你本可以选择更容易的那一个。”

审讯的内容从她的家庭和童年开始,一直问到公益行动、机构工作、写作出版,以及寇延丁所有的交往合作关系,反反复复、事无巨细,被问到的机构和人包括但不限于:立人图书馆、传知行研究所、香港乐施会、民进党元老简锡堦,还有梁晓燕、徐晓、冉云飞、刘苏里、滕彪等诸多中国民间的知名人物。

“当时不知道自己会牵连到多少人,会牵连到什么程度。”寇延丁说,“NGO雪崩都有可能。”但她现在也认为当时在信息闭塞情况下自己可能对严重程度有所放大。

在寇延丁前后被抓的与那次台湾培训相关者有近10人,其中不乏大陆公益、文化领域的知名人士,部分培训参与者所在的“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也被牵涉其中,负者人被关押、办公室被查抄。有曾看过相关被抓者的审讯案卷的匿名人士分析,当局在搜寻中国大陆发生类似“占中”的事件的可能。

2014年12月24日,寇延丁被调换了监房,审讯关押的严酷程度稍减。她并不知道的是,此时“占中”刚被全面清场,前述的近10名被捕者也陆续获释。但直到今年春节前夕的2月14日,寇延丁才突然被送回老家泰安“取保候审”,除了在今年9月获释的“传知行”的创始人郭玉闪和行政主管何正军,她是最后被释放的。

128天迂回抗争

然而获释并不意味着自由。寇延丁与所有因政治原因被抓了又放的人一样,“取保候审”的她在官方定义中仍是一名“犯罪嫌疑人”,需要“随传随到”。许多获释者都透露自己曾遭警方警告:若不听话,随时可能再被抓。

寇延丁从一个被宝丽龙泡沫包裹的小牢笼被换进了一个更大的、边界模糊的牢笼。如果有朋友来访,她当天就会接到国保(注:负责保卫国内安全的警察)的电话,要找她“聊聊”;如果她和家人在房间里谈了什么话题,过几天国保就会来找她就同一个话题“谈心”;她想要去其他城市,国保要求她提交申请,列明什么原因、要去哪里、要见谁,结果却是不予批准。

刚开始时,寇延丁以对外宣称“闭关”的方式表现对警方的配合姿态,但在警方正式拒绝她去五台山拉练及到香港毅行的要求后,寇延丁决定要用自己的方式打破封锁——行走。

今年10月10日,从K617上被带走的一周年,寇延丁宣布开始一场“128天耐力行走”:每天或走或跑或轮滑,在家旁边的泰山进行不低于10公里的山地运动,持续128天,从被抓纪念日走到取保候审期满的2月14日获释纪念日,并且每天在朋友圈里做图文播报。

寇延丁自己对这个“运动”的定位十分明确:“我就是要争取自由,用我一如既往的温和建设者的方式。”这在她自己看来再巧妙不过,既满足她此刻对安全对需求、符合她对警方呈现的姿态,又与她一向的自我认同相一致。

与“温和”的定位相适应,寇延丁不仅不直接违反警察的禁令,而且不对外控诉警方的种种威胁和控制,不直接表达对自由的诉求,甚至不会正面阐释她的独走与争取自由之间的联系——她绝不想给警察一点点把柄,即使她的朋友有时会觉得她过于谨慎。

但寇延丁在行动中埋下“自由”的暗语。比如,她在第一天行走了50公里,第二天她在朋友圈中表明,后25公里是为去年几乎同时被捕的郭玉闪走的,她计划在朋友们的被抓和被释放日都走更远路程;她在行走时穿上去年“毅行者”的队服,提醒人们自己的因故缺席;寇延丁的朋友们邀请她到自己到城市行走,她就趁机说出遭警察禁止出行的境况……但除了寇延丁自己,或许没有多少人会注意到这些精心安排的小包袱。

寇延丁对这个计划有着堂吉诃德式的执着和兴奋:“我不怕玩成悲剧,但我不想让小伙伴都看怕了,我要尽量玩成喜剧,要让小伙伴们一起happy。”她希望更多人会通过打赏、转发、异地同行,以及秀运动量时加配相关图像等方式参与到她的“行为艺术”中。

寇延丁的朋友们为了助她实现愿望,斟酌选定“女阿甘”的标签,用阿甘跑步的图片制作了活动海报,还制定了一整套配合传播策略,她的知识分子好友发表介绍文章,合作的公益媒体同步刊载她的著作,为她重回公众视野造势。

作为128天“耐力行走”的一部分,11月20、21日的“同步毅行”寄托着寇延丁特别高的期许。她希望能在社交媒体上引起“疯狂转发”和“大众围观”。然而事与愿违,这依然只是一个小圈子事件,甚至小圈子内部都不甚积极。近几年公益机构被普遍打压带来的寒蝉效应一点没有要被打破的迹象。

在寇延丁的律师朋友燕薪看来,“耐力行走”呈现的目标和诉求模糊,方式本身的抗争性也不明确,难以作为一场“运动”吸引人们的参与,“大多数参与的人都是出于对她个人的敬佩和支持吧。”燕薪说。寇延丁多年的合作伙伴、参与推广“耐力行走”的高天则认为,活动响应有限一方面是因为人们确实不见得能理解其迂回的内涵,另一方面即使有些人能明白其内涵,也像“装睡的人”一样只想作壁上观。

然而,公众参与程度不如预期并不十分影响寇延丁的情绪,这场行走,除了公共目的之外,对她个人而言,还在于拯救自己。就在“128天耐力行走”开始前不久,寇延丁还在长时间单独关押和高压审讯带来的、前所未有的身体崩溃中挣扎。

寇延丁刚被释放时,创作欲望不可收拾,一口气写出了她计划中的三个系列著述的总序言和分系列序言,本打算用几十天再写完一本新书,但不待她开写,身体就开始了崩溃。“就好像拿针把一个气球戳破了一样。”寇延丁说,当时的她连日卧床不起,走路是飘的,要用劲才能把自己稳住,一个感冒要四五十天才能好。

“咳嗽的时候,两肋刺痛,痛到什么程度呢,每当要咳嗽的时候,我就这样:”寇延丁示范着,她走向一面墙,双手撑着墙,弓起腰,低下头,“把人完全放松下来,然后开始咳。”她说,“我从来没有碎得那么彻底,发现自己是垮了的时候,我的焦虑是向内的。”寇延丁坦言,那段时间,她在修整自家院落时,曾有过强烈的用电锯挥向自己手臂的冲动。

寇延丁强撑着接待过一两拨来看她的朋友,但当知道自己视作“闺蜜”的好友高天要来的时候,她一遍遍地对自己说:无论高天跟谁一起来,我一定要告诉他,我很糟糕。

“她担心自己丧失了写作的能力,对自己产生了怀疑。”高天听到寇延丁的倾诉后觉得他人能帮她的很少,“我只能尽量地听她说,但她能说出来的还是很有限,她自己还是积压着很多。”

寇延丁的状态真正好起来,是在下定决心要进行“耐力行走”之后。虽然她知道自己还远远没有“走出来”,从被抓到现在她也没法睡出一个囫囵觉,但行动的计划让她的精神进入兴奋状态,她也有意以此测试自己的身体还中不中用。当她成功走下第一天的50公里,一周后又跑下了人生中第一个半程马拉松,寇延丁雀跃着对朋友说:“我现在高兴得就像一个偷到瓜的孩子,然后看瓜的老头还没撵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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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温和建设

“颠覆国家政权”,是写在11月初寇延丁签下的“指定地点监视居住”通知书上的罪名,她坦言从未想到过自己能配上这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罪名,也笑说有许多好朋友本该比她先“进去”。

寇延丁回忆,就连警察在审讯时都问她:“你一个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小城下岗女工,是怎么跟这些著名人物、跟这些大事件连在一起的?”

1965年出生的寇延丁高中毕业后曾到“总参三部”(注: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技术侦察部,与国家安全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情报部等,共同构成中国的情报网络)服役,1985年退役后回到泰安,辗转在多个体制内基层企事业单位工作过。当时的她对体制的规训照单全收:“我不仅仅是信那一套东西,我就是那一套东西。”

尽管90年代初已在单位里见过不少国企改革中假公济私的乱象,寇延丁说自己反应迟钝,当时“脑子是懵的”。那个她所相信的世界第一次给她真正的打击是在1996年,她发现自己所在的纸箱厂的厂长伪造发票多领报销,她带着“别人没发现让我发现了”的自豪向上级单位举报,不料厂长没有告倒,自己反被下岗了。祸不单行,寇延丁苦心经营的婚姻也在这时破裂。

一个小城里的下岗离婚女人,还带着一个孩子,生活的艰难不足为外人道。寇延丁不否认自己经历过许多创伤,“但很多东西都被我自己覆盖掉了。”她说。

警察抓捕寇延丁后到她家里抄家,抄走了两百多本日记本,“我写日记不是为了记住,恰恰是为了忘记。”记录,然后忘记、覆盖,这是她处理伤痛的方法,沿用至今。

幸运的,寇延丁头脑聪慧,学一样成一样,她做过时装设计师、活动策划、电视台编导,加上给各地的报刊杂志投稿写散文或纪实文章,竟能比往日的单位同事还挣多些。

与此同时,由于身边有残障的朋友和亲人,寇延丁越来越多地关注残障人群的保障和服务工作,2001年当她第一次了解到NGO的概念,她感到好奇而兴奋,想弄明白NGO是怎么回事、要怎么做。寇延丁选择用“写一本关于NGO的书”的方式去了解NGO,这就是后来的《一切从改变自己开始》。2004年,寇延丁创立“北京手牵手文化交流中心”,是大陆首个残障美术家推广机构,正式开始了她的“公益人”生涯。

从2004年到至今,寇延丁在她五花八门的公益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核心关注——公民自组织,即公民社群的自我民主治理。

寇延丁曾在挫折中怀疑过,在中国,即使是进步人士是否真的会用民主的方式生活工作,也在度过困难后,相信“民主的问题都能用更多的民主解决”。她认识到,民主需要公民有意识地学习和练习,而这需要从现在就开始。她观察、研究乡村民主议事的方法,写出《可操作的民主》,又在服务因地震受伤孩子的志愿者组织中进行自治实验,后来通过行走与毅行,希望带动社群参与,抵制体制的阴影,“公民自治”的思路在寇延丁的事业里一脉相承。

这种从自我和自治出发的运动方式意义为何,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以她新近投入的“耐力行走”为例,人权律师燕薪肯定其对寇延丁个人克服焦虑、重建自信和宣示意志力的作用,但认为这无法称为一个运动,“不必做过多的自我解读”。

公益人高天则认为,这个行动最低限度可以带动一些人用积极的方式生活,进一步是认同和参与公益,能更深层地理解其社运意义的人会支持寇延丁的无罪、自由诉求,进而对个人权利追求有“照镜”式的启发。

民间工作在中国大陆的政治环境下向来阻力重重,与许多公益人一样,寇延丁在多年实践中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博弈方法。当NGO工作遇上警方的严重骚扰,她会主动前往沟通,软硬兼施,一方面介绍自己的工作,表明没有“危险”意图,同时也会对警察撂狠话:“你只要让我把这件事做得下去,我怎么着都可以委屈求全,你要是让我做不下去,非得让我碎个瓶子踢个响的话,我让它全世界都是玻璃碴子!”

寇延丁认为,类似的妥协和沟通并不代表服从权威,仅仅是为了办成事情的必要付出,如同现在她也会向监管警察申请出行,并在申请书上“卖萌”地称呼“警察叔叔”。她承认自己会在“恶法亦法”的框架下行事,但坚持这依然是“不服从”的,她说:“我是根本地无视他们。”

长期关注大陆民间运动的评论者野渡则认为,以温和建设的姿态寻求与体制的良性互动,在过去或许有成效,但随着2011年后政权开放性急剧下降,全面控制社会的“国安模式”确立,这种思路很难再像08奥运前后那样得到体制的接纳或民间的广泛认同,“这几年民间呈现‘社会运动下沉化’,运动主体越来越趋向底层,他们更多采用政治化、对抗化、直接行动的方式。”至于与体制沟通达成妥协,野渡认为这是现实中难以避免的策略,但将之称为“不服从”则是矛盾的,甚至难免有“自我欺骗”之嫌。

近年来当局确对“温和建设”也不吝打击,寇延丁自身的经历即是实例,但她笑称自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温和建设者”,相信在原子化的个体和权力打压之间总有社会的发育空间,也因应形势调整自己的做法,“实在不行我就关起门来朝天过。”寇延丁说。

如今她已开始实践一种半自给自足的生活,自己打井、发电、种瓜果蔬菜、泡制酵素,她计划明年实现基本的自给自足,并向其他人推广这种生活样态,寇延丁将之视为一种消解权力的方式。“同步毅行”之后她更剃光头发,明此孤绝之志。

“这并没有超出中国传统文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思路。”野渡评价说,“这从个人选择来说无可厚非,但从抗争政治角度是很难达到消解权力的作用的,个体的独立姿态是无法对极权政体的社会控制造成打击的。”

高天这样理解寇延丁的行为和心态:“想象一个镜头,扣子姐姐(寇延丁的昵称)走过来说:‘我们一起走吧’,有人会回答:‘你自己玩去吧。’有人会说:‘好啊’,那么你可以试试跟她一起走一段,如果你可以跟得上的话还可以跟她聊聊天,也有人会走到她前面去,无论是哪一种,扣子都会坦然接受。”

涉入过许多方式和路线争议的律师滕彪,则做了一个相当滴水不漏的评价:“一个社会的运动会有各种各样的人的参与,大多数人按自己的理解和愿意承担多少风险去选择做什么事情,相关的阐释和争论很有意思,也会一直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