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 | 金雁:总要有人站出来说话

俄罗斯文学

虽然在政治紧箍咒下制造了多少人心口不一的人,让多少人变得扭曲丑陋,但总会有人站出来,把俄罗斯文学的财富还给它本身。

中国读者常常惊讶,是什么“神力”支撑着索尔仁尼琴、格罗斯曼等人具有“逆惯性潮流”而动的勇气和坚持,或者说,为什么俄罗斯总是有一些不识时务的作家,能在被整个文化界孤立的环境中坚持长达数十年里写作一部没有希望发表的著作呢?为什么中国的政治遗孀就写不出《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这样的著作呢?

▍来自“命定角色”的信念

在进行这项文字工作的人看来,他们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完成记录时代的任务。写作既是摆脱绝望的唯一办法,也是人在尘世间获得“自救”的途径,他们把写作过程视为一个从跪下到站起来的过程,是一种从保持缄默到发出自由声音的呐喊,是从低级动物向高级动物的进化过程,是一个自我成长和生命延续过程。他们都对属于自己的“命定角色”有充分的自我意识,自觉地以节省下来的“生命成本”完成属于自己的使命,甚至不惜以“慷慨赴难”的阿瓦库姆精神走向“火刑柱”。他们都深信自己身后有一股强大的支撑力量,

索尔仁尼琴说,“我和写作有一种神圣关系,我的写作是在履行某种义务”。我的文学事业就是一项“筑城工作”,我在为将来的“突破”做一些准备。他说,好像我不是在写作,而是有人牵着我的手在写,我只是一个撞针,被挤压了半个世纪,现在一下激发出来。如果死去的人完成了他命中注定的事,不会伤感而是心安理得。曼德施塔姆夫人在丈夫被捕后说:我无力改变我丈夫的命运,但是要让他的作品“活”下来,“我过去和现在都是为这一任务活着”。“我应该保持体力,以便从头到尾走完这由其他许多人的妻子踏出的道路。”我们这一代的女人,“做遗孀几乎成为一种职业”,所以用笔记录下苦难和思考,在妻子身上延续丈夫的生命,才能完成“人死去而作品不死”的夙愿。

格罗斯曼则把自己的书看作“一个活体生命”,深感写出真相是他的道义责任。他说,是死者的力量支撑着他,他相信写作是自己义不容辞的使命。如果在精神死亡与肉体死亡必须选择的话,他宁肯人死而让书活着。格罗斯曼在给赫鲁晓夫的信中说,“我花费毕生心血写成的书在坐牢,那么我自己的人身自由,我现在的职务都毫无意义,请你把自由还给我的书”。以上人物的坚韧性来自于内心深处的一种自傲和倔犟,就像早期基督教殉难者般地执拗,他们认定,当诸多必要因素汇集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就如旧约所言,“上帝要借他人之口”说出真相。

他们认为,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超越个体生命”的东西存在。在新秩序的政治高压下,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变成了“麻痹症”患者的“空心核桃”。他们融入到“群众性表演”文化的洪流中,“只要当局一声召唤,这些知识分子就会痛斥当局所指认的那些人,并且把他们钉在耻辱柱上,一拨拨的人参与集体撒谎。但谁也没有因此汲取任何教训,正是那些人凭着一纸公文弄死了一批人,还打算弄死下面的几批人,他们准备弄死所有需要弄死的人,是谁需要这样做?国家、政府、还是人民?”一位作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过分慷慨的抛弃了一些我们应当为之骄傲的人。格罗斯曼等人认定,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唯唯诺诺的命题作家,不是主动谄媚者,而是不畏“高压电场”敢于向庞然大物利维坦挑战的圣徒,而是需要说出“皇帝新装”的“常识儿童”。

索尔仁尼琴曾为官方体制内文学勾画一幅图像:“现有的为当局抬轿子的这种文学、几十本大型杂志、两份文学报、无数的文集、单篇小说、作品集,每年颁发的奖项和胡拉硬扯的广播剧——我从不认为是真正的东西,这些文字里没有值得看的东西,这并非说那里产生不出来天才的作家,也许那里出现过天才的作家,但他们也毁灭在那里了,因为他们播种的那块土地不行。我知道,在那块土地里什么也长不出来。刚一踏进文学的门槛,他们所有的人一致商定不去谈每个事物和事件的主要真实,可这个真实就是离开文学也摇晃着往人们的眼里钻,规避真实的这种做法就叫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敢触及真实是一个时代的特征。

自从文学变成了政治的一部分后,由斯大林和高尔基创建的“俘获文人”的苏联作协从来就是一手拿着皮鞭一手拿着蜜糖在指导作家的写作。要想在掌权者下保住自己的一官半职,或者扮演参与者和温顺专家的角色,就必须以知识作为祭品,以此前积累的名望作为敲门砖。统治者认为自己号准了文人的脉搏,只要施加压力就能达到目的。也的确有不少人自愿迷失在“歌德”合唱团和“软文”大本营里乐此不疲。

而索尔仁尼琴、格罗斯曼、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沙拉莫夫这一长串的名字要向世人证明,“哪里有强权,哪里就有灾难,哪里有就流血”,但是只要“哪里语言没有死,哪里就有希望”。虽然在政治紧箍咒下制造了多少心口不一的人,让多少人变得扭曲丑陋,思想被磨得没有棱角,奴性和虚伪成为常态,谄媚强权而不顾他人的死活。但总会有人站出来,把俄罗斯文学的财富还给它本身。在这种政治生态中仍然有人处在独立自主的地位、不撒谎、不寻找,不低三下四,不无谓的空忙。正如索尔仁尼琴所说的:我的语言要像利剑一样,“不但要戳穿他们的谎言,而且否定他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全部虚伪的生活”。这种思想性的写作使他们站在一个俯瞰历史角度,他们的作品能够起到人类进步、文类文明“风向标”的作用。

就像切斯瓦夫·米沃什感知到的,这个制度下从来都有胜利者的欢愉与失败者的痛苦,炫耀的强权与被深埋的人们在诗人身上进行拉锯,他决定不再追随时代的步伐前进了,在历史与人的对立中,他要选择后者。“我的将来是输是赢全都无所谓。我只知道,如果地球经过数百年计划经营而得到改造,对能活到那个时候的人来说将是极大的悲哀”。这是“一小撮”自觉与传统文学对接的人,他们感兴趣的并不是作为文学的文学,不是为了发表小说而写作。他们的目标很明确,不再成为这种政治游戏中的棋子,返回到最基本的常识上来,返回到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本意上来,他们共同认为“19世纪是我们的家,我们植根于19世纪”,现在需要再造传统。

▍官僚主义、血统论和政治惩罚术

格罗斯曼穷其后半生完成的这部作品是要告诉人们,在苏联汗牛充栋的二战题材中,很多真相并没有展现出来。《生活与命运》作者具有一双穿透过铁幕的“魔眼”,他“总能灵视般地在密不透风的铁箱内看见一点多余”,正是“这多出来的一点点,有时候还会替这个世界留下一点最后的希望”。

格罗斯曼除了谈战争、谈斯大林格勒苏德双方的军事较量以外,还以大量的篇幅论及制度本身的问题。比如我在苏联作品中较少读到的描写战争时期官僚主义的情景,以前人们所熟悉的卫国战争文学《日日夜夜》、《青年近卫军》、《他们为祖国而战》等著作都是在描述苏联人民的浩然正气和艰苦卓绝的斗争。使读者感觉,在外敌的压力下,党国体制显现出来高度动员的优势,完全没有了和平年代那些丑陋的官场恶习。但是在格罗斯曼笔下,我们看到,即便是在战争年代苏联官僚体制的弊病依然暴露无遗。

老革命家的女儿叶妮亚报户口就是一例,古比雪夫有以她父亲命名的街道,但是官僚们只认图章,把她折腾了个七荤八素,就是无法落户口,这也意味着领不到政府的配给面包。有一个步兵排被包围了,没有东西吃,空军得到命令,要用降落伞向他们空投食品,可是军需处不发给食品,说是需要领物人在发货单上签字,如果飞机从上面把东西空投给他们,他们在下面怎么签字呢?格罗斯曼深刻地指出,“官僚主义并不是国家身上的赘疣,赘疣是可以割掉的,这种官僚制度所以特别可怕,因为官僚制度就是国家”。

还有在苏联“血统论”思维模式下,对每一个人就像德国查民族属性一样不翻完祖宗八代绝不罢休。因为党的逻辑是,在非劳动出身的人中间遇到敌人,比在无产者中间遇到敌人的可能性大得多,“社会出身”,是一株大树的树干,下面是许许多多宽大的履历树叶,只有每一片树叶是纯正的,才能保证树干的忠诚性。所以组织上需要了解一个人前八辈子和所有社会关系的信息:父亲和母亲的社会出身,父亲的父母的社会出身,妻子的社会出身,妻子父母的社会出身,前妻父母的社会出身,在填完24份表格以后没有一个人可以证明自己“根正苗红”。这样做的结果是为了“让人们充满无限的负罪感,觉得自己不清白”,一个填完无数表格的共产党员真诚地坦白说“同志们,我不是我们的人”。作者的诘问很质朴,这和“德国法西斯根据可能性大小在消灭一些国家的人民和民族”有什么两样?

某人有一个非婚生男孩,他从来没有见这个孩子但是需要付给孩子赡养费,等孩子长大后在前线跑到德占区去了,于是他被判了十年徒刑,理由是因为他成为“祖国叛徒”的父亲。排字工人在排一篇社论的时候,把斯大林同志的姓氏排错了一个字母,校对没能更正,结果被判7年牢狱。又有多少人是因为讲了真话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斯大林就知道,苏联推行的这一套制度要站住脚,“就要靠铁的恐怖手段,靠集中营,靠中世纪对付异端邪说的办法,我们不戴手套,我们手沾满鲜血,我们弄脏了手,这有什么呢?”于是所谓的各级领导的工作“是以整人为乐趣”的。肃反人员得出的最严密的结论:“世界上没有无罪的人,没有不能判罪的人,逮捕证写的是谁,谁就有罪,在逮捕证上写谁都可以,每个人都可以上逮捕证,给别人写逮捕证写了一辈子的人也可以。”

格罗斯曼结论是,战争中“消灭敌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人杀自己人”。可怕的是“所要保卫的那个国家成为一个吞噬个人的怪物”,可怕的是“国家的善总是自己戴上虚伪的公共性面具,披上无私为公的外衣,实则打击自己认为恶的东西,这种善的概念本身会成为人生的灾难,成为比恶更恶的恶”。人们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当希特勒的集中营被解放的时候,斯大林的集中营却在扩大?以建造人间天堂的名义为什么会造成饿殍遍野?“要杀掉一些人,摧残一些人的生活”呢?

▍一部弘扬“人性”的作品

《生活与命运》的作者以大量的篇幅论及苏式体系运作模式中“人与国家的关系”。提出“国家制度是为人设计的还是为整人而设计的”?政权认为自己代表了人民就具有了凌驾于个人之上的权威,在国家、政党、民族这些“抽象宏大名词”面前,“个人只能是历史体制的奴隶”,只是被摆布的“他者”,只是些“砖瓦、螺丝钉”而已。“有三件大事是重新认识现实和人与人关系的重要标示,那就是:农业集体化、工业化、1937年,这些事件和1917年革命一样,造成了广大阶层人民的动荡和变化,当这些动荡伴随着对人肉体的消灭”,以国家民族的光荣为名义,以对全世界行善为名义而进行疯狂残杀的时候,人们还能不产生怀疑吗?“斯大林兴建的工程是国家的需要,而不是人民的需要,需要重工业的是国家,而不是人民,白-波运河对人民无益,一头是国家的需要,一头是人民的需要,二者永远不能调和”。

因为“革命的目的以道德的名义摆脱了道德,借口为了未来,证明今天的伪君子、告密者、两面三刀的人是正确的,还要宣传,为什么一个人为了人民的幸福应该把无罪的人推入陷阱,这股势力叫人不要理睬进入劳改营的人的孩子,也是以革命的名义,这股势力还在说,如果一个妻子不揭发自己清白无辜的丈夫,就必须离开孩子在劳改营里关十年,这都是革命的需要。革命的势力与死亡的恐怖、对刑讯的恐惧,以及感受到远方劳改营气息的人的痛苦结成联盟,以前人们走向革命的时候,知道等待自己的是监狱、苦役、成年累月的流浪和无家可归、断头台。而现在最糟糕、最令人不安的是,为了换取对革命的忠诚,换取对伟大目标的信仰”,我们走向了与当初奋斗目标背道而驰的方向。

作者认为在苏联的话语中,表面上虽然“”从未被抛弃,但理想主义在最高领导层那里早已变质或死去。所谓的唯物主义不过是“唯利主义”的另一种说法。1926年4月14日托洛茨基在致卢那察尔斯基的私人信件中说,“高层都心知肚明现状与革命动员时的许诺背道而驰”,党要强调它的历史继承权,于是只能“把无产阶级革命的带血的肌肉和热腾腾的心肝抛进垃圾堆里,因为新时期不需要这些,需要的只是革命的皮,所以把这张皮从活人身上剥下来,披着革命的皮的人便说起革命的话,做起革命的动作,但是脑子、肺、肝、眼睛却是另一个人的”。他们不再有什么信条,可以自由地裁判一切;也不再有理想,只看是否有利于我,更可翻云覆雨,心狠手辣,不惜任何手段。最高层只有几个翻云覆雨的高手,这些高手对信念、思想、哲学、逻辑一致丝毫不感兴趣,没有什么分析能力,他们唯一追求的是靠卖身投靠使自己得到实惠,提拔一些奉命行事的人,为的是让他们干特别血腥的事。

在谈到苏德关系和战争初期的失利时,作者谈到,伟大领袖一直在加强同德国人的友好关系,就在战争开始的前几天还用特快列车给希特勒送橡胶和其他战略物资。伟大领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深谋远虑,而作为执行者的下属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替罪羊。剧作家考涅楚克在自己的剧本《前线》中文过饰非地为斯大林开脱,说战争的失败是由于愚蠢的将军不能执行最高统帅的指示,最高统帅是永远不会错的。另外,在“肃反”后期,斯大林问叶若夫,为什么他在执行肃反政策上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叶若夫回答说,他完完全全不走样地执行的是最高统帅的直接指示。就凭这句话,叶若夫还能活下来吗?

在谈到苏联“告密”盛行下,导致了一种畸形社会文化,出现了以“告密”吸食他人鲜血的新人种。正如格罗斯曼所言:“一位希腊人预言,一切都会过去,我们这可以断言,一切都会告密上去,一切皆可告密。”这种政治生态,“让我们都成了‘准地下工作者’”,每一家的电话上都用一个大枕头蒙着,整个国家都像患上了侦查狂犬病。即便在战争时期,“任何一个战斗指挥员任何时候都不敢干预政工机关的行动”,所有军人的通信都首先要经过军事检察机构的阅读。至于前任告密后任、亲属之间的互相揭发诬陷、同事之间落井下石、劳改营里的“啄木鸟(线人)”遍布,更是达到匪夷所思的地步。一个劳改营的囚室里关押着列宁格勒的某个区党委的三位书记,他们之间是前后任的关系,因为每一个新上任的书记都揭发自己的前任是敌人和恐怖分子,最后的结果是他们全被作为敌人被关在一起了。元帅、人民委员、中央委员、州委书记——这些人昨天还指挥着千军万马,还领导着边区、自治州、巨大的工厂;今天却由于斯大林猜忌或一句发怒的话就变得一文不值,变成劳改营里的尘土。

于是乎学乖了的无耻文人早就把历史常识抛在一边。好像没有了斯大林,整个伟大的民族就会像可怜的牲口一样死掉。在阿·托尔斯泰的剧本里,列宁勤快地给斯大林点烟,在一位画家笔下,斯大林昂首阔步地走在斯莫尔尼宫的台阶上,列宁匆匆忙忙、毕恭毕敬跟在后面,历史学家笔下,不论是喀朗斯塔德叛乱时期、保卫察里津时期,还是波兰入侵时期,都是列宁向斯大林请教。有一天的《真理报》上,斯大林的名字被提到86次。

作者借用契可夫的话说,“让上帝到一边去吧,让所谓伟大的思想到一边去吧,我们要善良,要关心人,不管什么人,僧侣、庄稼汉、百万巨富的工厂主,萨哈林的苦役犯,饭店的跑堂,首先要尊重人,怜惜人,热爱人,不这样绝对不行。”这部书中用力最大的地方就在于强调“人的意义”,强调“人的自由是最高价值和目的”,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应该是“人、人性、个体”。所以我们说《生活与命运》是一部弘扬人性的史诗,它的不朽意义也正在于此。

最后要说的是,我知道翻译工作不但是对两种语言以及历史、社会、文学知识的综合考验,而且由于长期细致而又繁琐的案头劳作,也是对译者毅力的一大考验,为此我们要向《生活与命运》的译者致敬。但有一些约定俗成的专有名字、人名、地名翻译:比如像普济洛夫——普梯洛夫,卢宾卡——卢比杨卡,雷科夫——李可夫,哥尔克——高尔克村,瓦图京——瓦杜丁,叶佐夫——叶若夫……诸如之类等等,还是按照大家已经习惯的译法翻译好,否则容易误认为是另一个人。其实解决此类问题并不难,只要查一查《列宁全集》第2版的人名索引和商务印书馆1992年出版的《世界历史百科全书(人物卷)》,那里面有苏联1973年出齐的16卷本《历史百科》中的所有人物,基本上就都能搞定了。

关于《生活与命运》

作者: [俄罗斯] 瓦西里·格罗斯曼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原作名: Жизнь и Судьба

译者: 力冈

出版年: 2015-8-20

定价: 118.00元

ISBN: 9787549567027

【注】本文原标题《“向格利亚头上扔石头”》

作者: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东欧问题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