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文書院|谢海涛:高华的后二十年(一)

谨以此文纪念历史学家高华诞辰60周年。,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生于1954年5月12日,逝于2011年12月26日22时15分。

  1991年8月19日,对于南京大学讲师高华来说,似乎是平常的一天。

  这一天,周一,农历七月初十。多日暴雨之后,南京晴到多云,最高温度31度。在上海路148号丁楼,一栋建于1950年代的红砖房子里,高华打开收音机,听到一条震惊世界的消息。

  苏联政变了。

  1991年,江苏遭遇史上罕见的暴雨洪涝灾害,而与自然界的风雨相比,国际国内的政治风云更是变幻诡谲。

  1989年以来发生的东欧剧变,已向中国提出了严峻问题:改革开放要不要继续推进。1991年1月,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视察上海,为改革开放鼓与呼。上海《解放日报》随后发表署名“皇甫平”的系列评论文章,呼吁进一步解放思想。一石激起千层浪,关于“姓社还是姓资”的争锋达至沸点。

  1991年,是苏联“8·19事件”震惊世界的一年,也是邓小平南巡谈话、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前夜。这一年,对于高华来讲,也是一道无形的分水岭,他的生命由此两分。

  此前,是高华人生中的前37年。他生于1954年,少年时感于家国命运多舛,“革命反噬自己的儿女”,遂起探究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寻找革命悲剧根源之愿,年既长则投身学术,十数年手不释卷,思索近现代中国的命运。他观察的起点,始于延安整风。

  此后,是他生命中的最后20年。1991年8月19日,他在小书房铺开稿纸,在苏联“8·19事件”的广播里,开始写作一本关于延安整风的书。此刻的高华不曾预料到,这本书将给他,给这个国家带来什么。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延安整风是怎么一回事?”

  高华第一次知道“延安整风”,是在1966年春天。

  当年高华12岁,是南京市青石街小学6年级学生。在学校的号召下,他通读了《毛选》一至四卷,从中知道了“整风运动”。

  1966年的南京,山雨欲来风满楼。高华和父母、妹妹高慧、弟弟高小宁住在玄武区长江路49号。

  父亲高启发,出身贫寒,1946年参加南京地下党,打入国民党警特系统。在九死一生的潜伏之后,迎来了南京解放。新政权建立以后,为南京解放立下汗马功劳的地下党,却被“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高启发先是被定性为“特务”,至1958年被打成“右派”(据殷毅:《一位地下工作者的浮沉》)。

  少年高华长于逆境,父亲的政治处境、贫困家境及乙肝病史,使他和弟妹们深受困扰。1963年,他被小学推荐上南京市外国语学校,却因政审问题没有去成。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再次让高家蒙难。

  1966年6月2日、3日,南京大学溧阳分校和校本部分别贴出了矛头直指校长匡亚明的大字报,“文革”在江苏一发而不可收。至8月,“革命风暴”掀起的红色恐怖,已使无数个家庭成为惊弓之鸟。

  高家自然在劫难逃。高华和弟妹们,亲眼看到父亲被剃了阴阳头,在新街口游街。造反派打死人的消息,也不时传来。父亲终于离家出逃,避难于山东革命老区。高家附近的墙壁和法国梧桐上,很快贴满了大字报和通缉令。

  在父亲逃亡之际,高华像众多同龄人一样,脱离了父母师长的管束,面对着破碎的家国,开始了人生启蒙期中的精神漫游。

  他和弟妹时常裹挟在人群中,去南京大学看大字报,去五台山体育场看批斗会。在非常岁月里,高华目睹了“阶级斗争”的残酷,也逐渐对这种革命产生了看法,开始在大量的阅读中,进行祛魅与启蒙。

  这个早慧的孩子,小学一年级时读《毛选》, 9岁时看《参考消息》,并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报纸上的“排名学”,能从社论的提法、人名的排列中看出玄机。

  1970年代中期,他从南京九中存放图书的仓库里发现了宝藏,开始了“几十年中最认真、最勤勉、最有心得的读书生活”。他一生都感谢那位看管图书的姜老先生。在那里,他读人文主义作品,孟德斯鸠的《一个波斯人的信札》等,读苏俄文学作品,并第一次读到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对延安整风有了鲜活的认识。

  此外,高华四处搜寻并阅读“灰皮书”、“黄皮书”。这些原本“供批判用”的“封资修”毒草,成了他和同龄人思想启蒙的重要营养,催化了他的精神裂变。

  由少年而青年,广泛的阅读让高华的头脑中,“共产革命的理想主义,俄苏文学的人道主义、‘灰皮书’的批判主义、孟德斯鸠的自由共和思想和当下正肆虐横行的‘四人帮’的极左专制主义,彼此交错冲突,而它的交汇点就是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据高华《行走在历史的河流》)。

  这时的高华,“结合‘文革’中所发生、暴露出的一切,以及自己的生活感受,愈来愈有一种想探究中共革命历史的愿望”(据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2002年再版后记)。

  而在他阅读的许多毛泽东的内部讲话、有关“两条路线斗争”的资料,以及各种大字报中,种种蛛丝马迹,都把他的视线引向了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 “延安整风运动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带着疑问,高华迎来了1976年的拨乱反正,1978年的高考。

  南大的史学渊源

  1978年,由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写出初稿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拉开了当代中国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序幕。24岁的高华,就在当年12月,走进了南京大学历史系。

  诞生于1902年的南大,前身为民国时国立中央大学,其历史系源于三江师范学堂国史科,1952年院系调整时,由原中央大学历史系、边疆政治系和金陵大学历史系合并而成,名师荟萃。早年,陈恭禄、郭廷以、罗尔纲等史学大师,曾执教于此;“文革”后,王绳祖、蒋孟引等史学大家,在这里迎来学术新春天。

  “板凳要坐十年冷。”在历史系的开学典礼上,系主任、蒙元史泰斗韩儒林,给他们上了入学教育的第一课。主持历史系日常工作的副主任茅家琦,力倡独立思考的学风,同样给他和同学们留下深刻印象。

  在南大,高华遇到了一批名师,接受了历史学的“家法”训练。太平天国研究专家茅家琦给他们讲授史学理论与方法,近现代史专家张宪文讲授史料训练。

  多年后,让高华难忘的,还有伍贻业先生讲授司马迁的《报任安书》。那是1979年。伍先生还讲授了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论”、“书法直笔论”:治史要具史才、史学、史识,其最重要之处就是秉笔直书,如同文天祥《正气歌》中所咏“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多年后,这些传承成为高华珍贵的精神记忆。

  1979年,在课堂上,高华还听到老师讲延安整风运动,陆续看到一些谈论“抢救”运动的材料,“所有材料都在维持一个基本解释:延安整风运动是一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

  这一年,高华读到周扬的《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那是周扬在中国社科院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报告,报告将延安整风与“五四运动”、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相提并论,称之为本世纪以来中国第二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并高度评价其意义:“如果说‘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那么延安整风运动就在思想上真正解决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

  高华后来在文章中回忆:“在大学读书的那几年,我知道,虽然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已被批评,但极左的一套仍根深蒂固,它已渗透到当代人思想意识的深处,成为某种习惯性思维,表现在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就是官学盛行,为圣人避讳,或研究为某种权威论述作注脚,几乎成为一种风尚。”

  高华确定要写延安整风,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1984年,在工作两年之后,他考上了南大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1984年,是奥威尔同名反乌托邦小说预言的荒诞岁月,但在中国,却是走向文化新启蒙的历史时刻:国内思想学术界坚冰开始消融,无穷的新知识新思想涌入金字塔里的阁楼。

  高华就是在这种氛围中开始了学术生涯。作为南大近现代史专业研究生,他师从导师姜平,研究“国父哲嗣”孙科,而延安整风并没有淡出他的视野。

  1984年,南大中文系1983级研究生景凯旋,时常和高华谈起“文革”。景凯旋回忆称:“我们虽然不是一个专业的,但都有一个‘文革情结’。虽然‘文革’已过去了,但是好像永远都缠绕在我们心头,这是一笔账,也是一座金矿,要把它挖出来。”

  1980年代,中国开始传进《古拉格群岛》。“我们有时候在一起谈,中国还没有出现这样的书,我们这代人对不起中国这段历史,也对不起十几亿人民。”景凯旋回忆说。

  高华的朋友、哲学系1982级硕士生段小光注意到,有一段时间,经常看不到高华。后来高华说,他在写真正的共产党党史。高华经常去以保存民国史料著称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资料。他说既然要做一本信史,就一定要用公开发表的资料。但是国共两党的档案,有很多假东西;他要从双方的资料对比中,寻找一些真实的东西。

  在哲学系1984级硕士生刘广明的印象中,高华的一些学问方法,在研究生时期就已有了。“当时交流得比较多,他占有了非常丰富的近现代史资料,而且善于从不同的资料里,把共同之处找出来,还原,拼贴,构成完美的图画,这是很令人叹服的。”

  写作延安整风绝非易事。高华后来在《红太阳》后记中说,由于延安整风在主流话语中是一个特殊的符号,有关史料的开放一直非常有限。1980年代以后,官方陆续披露了某些资料,但有关延安整风期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中共中央社会部、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档案文献,绝大部分仍未公开。

  整个八十年代,高华并没有动笔,那是一个“吸取思想养分,积累沉淀的十年”。

  1991年的开笔

  1991年,37岁的讲师高华,留校任教已4年。这一年,他从南大的筒子楼搬到了上海路148号丁楼7号一楼。这块位于南大西门附近的家属区,建于一片斜坡上,4栋三层红砖房子,高低错落,院内榆树参天,棕榈婆娑,自成格调。

  丁楼7号为两家合住,公用过道、卫生间,高华分得两间卧室,大的18平方米,小的8平方米,另有一厨房。房子建于1950年代,时有老鼠窜过走道。

  尽管陈旧,高华的“新房”仍让朋友们羡慕。地处市中心的南京大学鼓楼校区,教师住房一直紧张,许多青年教师成家后仍挤住在集体宿舍。据他的挚友、南大历史系教师颜世安回忆,当年刚分到房子时,高华夫妇很是高兴。妻子刘韶洪站在大卧室的门外,反复端详以后,拍着儿子高欣的脑袋说:这就是我们的家了。

  多年蜗居之后,高华终于有了一个平静的书房。从此,他天天坐在朝北的小卧室里,读书写作,听着喜欢的欧洲古典音乐。

  1991年,那一场风波已过去了两年,北京在纪念徽班进京200周年,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组委会也在筹备中,似乎一切事如春梦了无痕。

  这一年,高华从前在南大激昂文字的不少师友,或去国,或下海,或归隐,星流云散,一批知识精英,人生走向就此改变。

  高华也正处于一个他称为“肃杀”的学术环境里。风波之后,如学者许纪霖所说,1980年代思想启蒙阵营中的一些知识分子反身进入专业学术界,或放弃知识分子的公共关怀,安心做一个专家型的知识人;或反思80年代的启蒙,从学理上梳理西学,以“同情性的理解”重新阐释传统。

  这一年,又是政治风云跌宕的一年。东欧剧变波及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关于“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姓社还是姓资”的激烈争论,从1990年初发轫,至1991年达至沸点。

  这一年,高华“经过对多年搜集、积累资料的反复研究和体会,头脑中的延安整风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开始发现散乱在零碎资料间的有机联系”。

  这一年的8月19日,高华像往常一样打开收音机,突然听到莫斯科广播电台的紧急通告。“苏联处在危险中”,一遍遍地播放。

  那天清晨,在遥远的莫斯科,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宣布,鉴于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健康状况已不能履行总统职务,根据苏联宪法,他本人即日起履行总统职务,同时成立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即日起在苏联部分地区实施紧急状态。

  这一爆炸性新闻,震动了全世界。由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新思维”,建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运动,因经济改革迟迟未获进展等复杂原因,处于激进派与保守派的两面夹击之中,陷入困境。

  那一天,已难以查考是在白天还是晚上,高华在小书房里,铺开稿纸,开始写作延安整风。“我一边在听紧急委员会的临时通告,就是一会苏联国歌,一会苏联爱国歌曲,一会紧急委员会临时通告,我在听这个东西时,开始写第一章。”

  18年后,高华在接受独立导演胡杰采访时,披露了彼时心境。“我感觉到,我应该写。第一,我认为这件事很重要。第二,我自己有些想法。第三,我是学历史的研究历史的,似乎也看了很多东西,可以把这部分感受先写下来,至于写得怎么样,将来能不能出版,当时都没有考虑。”

  “写这个过程,时间很长。我当时给自己一个想法,就是你应该写,你要摆脱一种内心的恐惧,摆脱各种各样的禁忌。”

  这种恐惧,后来被景凯旋称为“一种存在意义和形而上的恐惧”。“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普遍具有的状态,80年代我们读卡夫卡,90年代接触《正午的黑暗》、《1984》之后,就很能够理解这种恐惧感。”景凯旋说。

  这种恐惧并非杞人忧天。上述政治大环境之外,其时的南京大学和国内所有大学一起,正处于国家教委清理文科运动之中。在南京大学前副校长董健看来,这已是1978年以来南京大学遇到的第五次“重大思想事件”,虽然每一次南大都遭“查处”和批评,但结果证明南大都是正确的。

  据董健介绍,始于1989年底的“清理文科”运动,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为宗旨,直到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后才收场。清查的内容包括教师的上课笔记、已出版书目,研究生的论文等。

  1991年年底,国家教委在长春召开全国第三次清查会议,吉林大学一位哲学教授成为被批判的样板。董健回忆称,那年在国家教委开会,他建议把清理文科运动改为加强文科建设,却遭当场批评与事后追查。

  “南京大学当时压力很大,清查运动后来被应付过去,南大文科受到了保护。”一直关心高华的董健说,高华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他的书就在这时进入了胚胎期。

  淡出集体项目的私人写作

  写作延安整风,对于高华来说,是一项私密的事情。除家人、挚友外,少有人知。

  颜世安第一次听高华聊起在写延安整风,是1990年代早期。高华告诉颜世安说,这本书的材料他早就在准备,但是写这本书还是要下很大的决心,他思考了很久。

  这是一项于个人前程而言完全不合时宜的工作。颜世安说,高华当时如果做其他研究,可以申请课题,发表论文,被国内的学术界接纳;如果写延安整风,对于争取个人前途很不利。但是,他觉得应该做自己最有深切理解的研究,其他一切都先不考虑。

  这更是一项高风险的工作。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后来回忆:稍微懂一些时务的历史学者,大多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回避中共革命的研究。因为按照标准尺度写作,可能违背学术的良知,而一旦说出历史真相,不仅发表困难,而且还可能有不测之祸。

  这时的高华,在学术界几乎默默无闻。他为公众所知的研究,仍是集中于民国史领域。

  中国内地的民国史研究,发轫于1950年代至1970年代,而南京作为民国首都,独具地缘优势。1979年之后,南京大学的民国史研究陆续展开。1983年,成立民国史研究室;1993年,成立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践行“名家+团队”的协作科研模式,先后承担一批重量级科研项目。2000年以后,四卷本《中华民国史》、450万字的《中华民国大辞典》、近3000万字《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等先后出版,在中华民国史研究领域逐渐形成一个“南京学派”(据张宪文主编《国民政府与中国社会转型》)。

  高华自读研时就研究民国史,先后参与一系列集体项目。1990年代后,还参加了国家教委社科规划项目“长江下游近代城市发展与区域变迁”、日军侵华暴行研究基金会项目“日伪在华东地区统治研究”。

  同事申晓云教授较早觉察出高华研究兴趣的转移。她回忆,1990年代初,他们在一起参加集体项目,后来高华说他想退出,专注研究延安整风。申晓云很欣赏高华的特立独行:“他其实民国史也做得不错,但他知道延安整风研究是要花精力的,不能什么项目都参加。”

  历史系主任张宪文目睹了高华的学术转向。他回忆称:1990年代中期,高华有一次来找他:“张老师,我想研究当代中国。”张宪文说,“那很好啊,你想研究当代中国,要搞一个机构,我可以帮你。”

  张宪文同时坦言,在南京研究民国史得天独厚,但研究当代中国,条件远不如北京。如果真想做这方面研究,应成立一个研究机构。张宪文回忆称,高华当时答应了,但后来没有再提此事,他是单枪匹马地做研究。

  在师友们看来,从1990年代的学术体制来看,高华这样的研究也不合时宜。

  19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国家对教育产业的投入加大,大学不仅规模扩张,而且在管理方式上也逐渐靠拢企业化的科层管理模式。在学科等级评价体系中,以论文数量等量化指标作为教师学术成果考核要素,已广为各高校采纳而又饱受争议。

  南京大学为始作俑者,该校于1980年代末将SCI引入国内科研评价体系。SCI是美国费城科技情报研究所《科学论文索引》的简称,SCI收录论文数及其统计的论文被引用次数,是国际公认的衡量科研人员和机构学术水平的重要指标。

  这一体系的引进,在引导科研人员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对改变我国研究风气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很快引发了各高校的排序竞争,最终导致异化。

  1987年以来,受国家科委委托,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根据国际上最具权威的4种科技论文检索工具,排出各年度高校和科研单位的“学术榜”。在1989年以来的高校学术榜上,南京大学一直名列前茅,1992年至1998年,被SCI收录的论文数连续排名全国高校第一。各高校随即开始跟进,将SCI与职称评定、科研经费等挂起钩来。一时,国内出现SCI论文大跃进现象。

  与此同时,在人文社科领域,则出现了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A&HCI(《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等评价体系。

  在这种背景下,高华的写作,无异于逆潮流而动。

  对于高华的转向,颜世安认为,他就是要把史学上有心得的东西做出来,这是一个书生不辜负生命的表现。高华做这项研究,是对历史真的有兴趣,其立场不是党派和政治的,不是家庭遭遇引起的,不是那种满腔的苦大仇深,要去揭露什么。他曾说过,“就是看了许多历史文献资料,梗在心里,不写出来难受”。

  至1992年底,高华已写完初稿的2/3。1993年起,他把写作速度放慢,更广泛地搜集、阅读各种资料。

  在朋友余斌的印象里,那时高家净是资料:书、杂志,还有很多野史、个人记述之类。高华嗜书如命。余斌曾从他那里借过一本《中流》杂志,后来高华打电话,催了好几次,直到余斌还回去为止。

  1993年,余斌在颜世安那里看到高华的一篇文章,不禁眼睛一亮。这是高华当年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的《在道与势之间——毛泽东为发动延安整风运动所作的准备》。

  这篇长约近1.8万字的文章,讲述毛泽东如何借助 “道”、“术”、“势”互动回流,先下手持兵符,继而掌握党权,复而争夺意识形态解释权,再图实现意识形态解释权之扩张,军权和党权之再巩固,最后达到集领袖与导师于一身――“君师合一”之境界,为最终发动延安整风运动,确立自己的新概念在党的意识形态中的领导地位,建立并巩固其在中共党内的最高权威廓清了道路。

  这是高华第一篇关于延安整风的重要文章,延安整风前的历史脉络于此条分缕析。

  1993年,高华还在《南京大学学报》第4期发表《毛泽东与1937年的刘、洛之争》。高华对于延安整风的研究,在公众视野中如冰山露出一角。

  厨房里的写作

  1990年代,在高华的记忆中,是“沉潜的十年,埋头耕耘的十年”。他在《革命年代》后记中说:“说来还得感谢我所经历的那个年代:革命年代,我等有幸或不幸生长在这个年代,它给我巨大的冲击,也给了我动力和人生的坐标,我和我的那些理想主义的朋友们,从此注定了不会为了功名利禄去做研究,也不会像研究古董那样去回望过去。于是,就在这喧哗、实利主义的90年代,守着某种信念,以及可能已是陈词滥调的所谓知识分子的责任,开始摸索着观察、研究逝去的年代。”

  在埋头研究和写作延安整风的日子里,高华是清苦的。似乎一夜之间,他和同事们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的时代。

  1992年以后,中国经济开始起飞,然而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和社会尊严受到严峻挑战,被迅速边缘化。他们在面对国家权力的同时,惊讶地发现,市场和金钱的压力甚至更直接、更具体(据许纪霖《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

  高华也不能免受困厄。那时,大学教师工资不高,他老是抽一种中低端的红梅牌香烟,为了补贴家用,还在外面兼过课。

  不上课时,高华就在家里写作。书桌上,放一叠稿纸,一块青铜色的镇纸。一只猫伏在脚边。中午写累了,他把爱人头天晚上做好的菜热一热,等儿子高欣放学回家。父子俩常常一边吃饭,一边收听新闻。

  吃完饭,父子俩习惯出去散步。高华在前,抽一支烟,高欣在后,再后面是一只猫。邻家一个学美术的孩子目睹两人一猫散步的场景,为他们画过一幅素描。

  1994年,高欣11周岁了。高华把书房让给儿子做卧室。白天,他在大卧室里写;晚上,他烟瘾大,就到厨房去写。四平方米的厨房,水泥地上摆一张桌子,资料堆在地上,每天写到凌晨一点以后。写好的稿纸越来越厚,香烟也一支接着一支。

  而经济问题带来的生活压力,还是不时显现出来。由于延安整风研究属于私人写作,高华从未以此申请过任何研究项目。十多年来,他购买了大量的书籍资料,那些钱全要从不多的工资里挤出来的。

  对此,南大政治学教授李永刚回忆说,我们做研究的,如果有项目,可以解决一些基本问题,比如买书换电脑找助手;但如果没有项目,这些就是硬支出,对于文史哲学者来说是个很大的负担。

  1990年代中期,学生周孜正时常陪高华去附近的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买书,也时常听到他说“书很贵”。“那时候我们家里为什么没有钱?钱都被爸爸拿去买书了。当然,收入低也是一方面。”高欣这样回忆从前家里的困境。

  经济困境一直持续到高华成名后。《红太阳》出版的头几年,稿费基本用来购书送人。由于无法获取资金支持和其他原因,他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出现诸多遗憾。

  其一,他无法对一些当年的延安整风亲历者进行口述采访;其二,他更没有机会去莫斯科搜寻资料。1990年代后,俄罗斯开禁历史档案,1940年代苏共与中共交往的文献记录等也予以开放。1994年,当经商数年回归学术的学者沈志华携重金赴俄罗斯收购苏联档案时,高华只能望洋兴叹。

  甚至,他没有机会去延安做实地考察。直到多年后的2005年,广东美术馆在延安举行“毛泽东时代美术展览”,他应邀前往,才得以一睹“红色圣地”的尊颜。

  多年后,高欣还记得父亲一次很严肃的谈话:做历史,是很严谨很神圣的事情,但你会遇到生活的问题,养家糊口的问题,怎么办?所以说,做学问,要家里有钱,最好是公子哥来做,他们没有什么生活压力。

  1991年,高华到南京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美中心)兼课。在颜世安看来,一开始就是想挣一份讲课费。

  成立于1986年的中美中心,为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的高等教育国际合作长期项目,曾以独具特色的中英文藏书、期刊,大量的名人讲座,相对自由的学术环境,在1980年代,被南大的青年学者誉为犹如天堂之地。

  在中美中心,高华每周要上四节课,还要给学生答疑、改作业,每月薪水一两百元,另外还要在南大历史系教本科生。颜世安和朋友们觉得他太累了,挣这点钱不值得,曾劝他不要去。

  在中美中心,高华主要讲授《20世纪左翼文化》,深受欢迎。中美中心的中英文藏书有8万余册,拥有最新出版的期刊和声像资料。中国教师在这里,除了可大量阅读西方的书籍,还可以通过和外国学者的交流开阔视野。在这里,高华得以结识李慎之等前来讲学的前辈学者。

  在中美中心的授课,也使高华有机缘于1995年赴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作访问学者。这是一次私人性质的访学。高华拿出家里所有的存款,凑了一万元,买机票就花了6000多元,又跟朋友借了一点美金,于1995年暑假去了美国。

  高华在美国住在治安状况较差的黑人区边缘,平时以自行车代步,还要去华人商店打工,不惑之年,备感艰辛。

  在美期间,高华多方收集资料,并利用在华盛顿的便利,到国会图书馆工作了一个月。然而,很遗憾,国会图书馆中文部虽然收藏十分丰富,却几乎找不到有关延安整风的材料。

  “延安”在脑子里回演

  1996年9月,高华从美国回来后,接着写作延安整风。

  弟子周孜正曾如是描述高华的工作状态:南京的冬夜,他穿着并不厚实的羽绒服在厨房里写书。房门并不严实,室内漏风,他又不喜欢穿棉鞋,脚下就是一双美国带回的厚皮鞋。一杯茶、一包烟、一包方便面或一点饼干,陪他进入晚上8点之后的寒夜。进入写作状态后,他似乎忘了冷。

  生活上,高华不讲究吃穿,常吃的也就是西红柿炒蛋、炒青菜之类。午饭也很随意,一般是头天晚上,爱人烧好菜,放在冰箱里,次日中午他热一热。傍晚,爱人下班后,有时买一点盐水鸭,再弄点疏菜,烧点汤。

  这个清苦之家又是欢乐的。时常有朋友来串门,有学生来吃饭。“许多背景各异、但同样热情、纯真、向往自由与真理的年轻人”,时常出现在高家,甚至一些外国学生也跑来蹭饭。1996-2001年上海路的高家,是高华和学生最快乐的时光。那时,高华还没出名,学生们正青春年少。

  多年后,弟子刘握宇仍对老师家印象深刻:

  “一进去就是厨房,然后是水泥地的过道,堆着很多杂志。左边是高欣的房间,右边是两个大房间,别人住一间,他们住一间。大房间其实也不大,床、柜子、书桌、活动饭桌都挨在一起,木头地板,踩上去嘎嘎响,时常有老鼠叫。”

  在周孜正的印象中,高老师吃饭很快,几口就吃完了。他总是说,“你们慢慢吃,我就是天生吃饭特别快。”

  饭后,高华一般看看新闻联播,和学生们聊聊天,聊聊书,看看录像。师生们像朋友一样,小房间里,时常笑语不断。

  在那些谈话里,他有时会谈到“文革”,谈到江渭清家里的保姆,南大的大字报;也会谈到王实味、顾准,而谈论更多的还是毛泽东。

  写作之外,他涉猎广泛,了解各种舆论动态;也经常看红色题材的影视剧,揣摩主流话语的叙述方式。

  当学生与客人散尽时,他便移师厨房,开始写作。

  让周孜正印象深刻的是,高老师家里有一个很大的索尼收音机。高华时常把收音机拿出来,拉长天线,收听包括朝鲜广播在内的“外电”。高华对苏联、越南、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关注,始于“文革”,多年来不曾中断。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萧功秦曾惊讶于高华何以对一些边缘的共产党执政国家如数家珍,对朝鲜动向了若指掌。高华说,我天天听朝鲜广播,我要体会那种味道,那些没有经过改革开放的共产党政权的思维、文化特点。

  此外,高华大量阅读,分析、辨别、解释各种残缺不全的档案材料和零散的个人回忆,从大量点滴事实中捕捉内在的联系,判断话语后面隐蔽的东西。

  “高老师的厉害之处,就是凭借公开出版的资料来还原真相,我们说他有侦探般的奇异能力。比如这边有十个人出的传记,每个人各执一词,他可以飞快地从10本书,10个人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叙述之间,互相印证。他还有很强的记忆力,看了这本书,立刻就想到别人在另一本书里是怎么讲的。”青年学者李永刚说。“以前我们听他讲故事都是目瞪口呆,他讲故事都是精确到年月日,现场感很强。”

  大量的阅读之后,高华将当年在延安发生的那些事情在脑子里回演。“一步步回演,让自己神游在当时的历史人物当中。这个时候他获得了一种感触,这种感触渐渐地把当时那种云遮雾罩的历史,一点点发掘出来。”一位学生曾这样概括高华的写作。

  在写作的后期,高华有了更多帮手。1997年9月,他开始带硕士研究生。张福运、郭洵澈成为首批高门弟子。高华买了一台奔腾133电脑。他仍在稿纸上写作,郭洵澈每天到老师家把书稿输入电脑,师生间或交流看法。此前,爱人刘韶洪也帮他输入文字。亲情与友情支撑着他的写作。

  这本关于延安整风的书,渐渐地浮出水面。

  高欣回忆,有一天晚上,父亲跑过来说:这本书,就叫《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他想了很久,觉得这个名字起得可棒了。

  “从此天下就知道高华了”

  1998年夏,《红太阳》初稿完成,开始在很小的朋友圈子里传阅。

  “大家一看,非常震撼,这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啊!”许纪霖回忆看到初稿时的感觉,“高华以出色的历史理解和想象力,还原出权力的内在逻辑,这个逻辑对已有的历史正当性是摧毁性的。”

  在南京大学,尽管高华写延安整风,颜世安等老友很早就知道,但是直到该书快要完成时才约略知道内容,不禁替高华担心。

  如何让这本书顺利出版,朋友们想了很多办法。1999年,许纪霖在香港找到天地图书公司一位副总经理,对方看了书稿后,觉得是本好书,但有些过于学术化,担心销路,一时有点犹豫。

  1999年,学者金观涛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相继出版了徐友渔的《形形色色的造反》等。这年秋天,许纪霖把书稿拿给金观涛。

  许纪霖回忆当时的场景:金观涛一看,称这就是他们要出版的书,是严肃的学术著作,马上拍板。多年后,许纪霖还记得金观涛讲的一句话:“这本书出来以后,从此天下就知道高华了。”

  1998年4月,高华在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杂志上发表了《北京政争与地方——<江渭清回忆录>释读》,开始了与香港中文大学的另一种渊源。

  这篇文章引起了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助理主任熊景明的注意。成立于1963年的大学服务中心,以独到的中文资料、专业的学术服务,在业内有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麦加”之称。自1990年代起,中心启动大陆学者访问计划,享誉一时,熊景明因独到的学术眼光和职业精神,被来访者戏称为“学术媒人”(据刘芳《熊景明:我与服务中心二十年》)。

  “我看到高华在《二十一世纪》发了一篇文章,觉得这个人很不错,后来听说他在写一本书。如果我们邀请他,他可以借助中心的资料,修改书稿,这就更加符合我们邀请的条件了。”熊景明回忆。

  1998年秋天,高华第一次来到大学服务中心。在熊景明的印象里,那时的高华,帅哥一个,衣着有品位,抽烟而无烟民的样子。“要不是约他周末去行山,他说心跳过缓,爬高坡走远路不行,谁也看不出他的健康有问题。”熊景明认为,他主要是写《红太阳》太透支了。

  坐落在香港吐露港畔的大学服务中心,珍藏着中国约2800个县的县志,大量鲜为人知的专业志,数千种由省到村一级的地方志,840余种中央、省、市、县级的统计年鉴及各行业年鉴,自1950年代初以来200多份中央及省级的报纸和2000多种杂志……

  面对丰富的资料,高华像所有的来访者一样感到很惊讶。在中文大学,他一边做访问学者,一边修改书稿,得以补充若干新资料。其后半年,高华三易其稿,于1999年春夏之交最后定稿。

书出版前,朋友颜世安和朱剑知道了高华拟的书名。两人有些吃惊,觉得书名太刺激,本身就意味着风险,建议他选择更学术化的书名。在颜世安印象中,高华当时好像没有太多犹豫,说,“不改了,就这样吧”。

职称评选中的《红太阳》

  2000年初,一本叫《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的书,在南京大学教师的职称评选期间,悄然出现在一些评委和教师的视野里。

  这一年,历史系的职称评选竞争激烈。仅近现代史教研室,就有四人申报教授,高华为其一。

  按南京大学当时的规定,副教授在任职五年后即可申报教授,申报条件包括十篇相应级别论文,或一部著作、五篇论文。按相关程序,先是教师申报,再是系里评,学科组评选,高评委评,申报的学术成果截至1999年12月31日。

  这一年,46岁的高华留校任教已13年,自1993年12月31日晋升副教授已满五年;其学术成果,包括五本参编书籍,两本合译书籍,另有论文40篇。但是,在“牛人”太多的历史系,并不占优势。

  和其他教师一样,高华很在乎这次评职称。一开始送申报材料时,《红太阳》并未正式出版。2000年初,高华从香港提前拿到了样书。

  这是一部后来被海外学者看作“高华教授受个人痛苦经历刺激,以及思考国家巨变有所感触的发愤之作,酝酿二十载,辛勤七个寒暑而成的著作”。该书凡705页,参考文献长达31页,分档案文献集6种,年谱、文集、资料汇编136种,报刊、期刊19种,著作、论文、传记、回忆亲历资料338种,英文论著6种,为第一部全部利用大陆公开资料,系统梳理延安整风运动前后过程及其影响的专著。

  这本书通过对延安整风运动的起源和过程的深刻剖析,解释了毛泽东如何根据其理念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在整风中运用思想改造和审干、肃反两种手段,全面清除了中共党内存留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彻底转换了中共的“俄化”气质,重建了以毛泽东为绝对主宰的上层结构,奠定了党的全盘毛泽东化的基础,其间所产生的一系列概念、范式,在1949年后改变了亿万中国人的生活和命运。

  在该书《后记》中,高华回顾了写作初衷:“从中共革命夺权、推翻国民党统治的角度观之,延安整风对于中共革命成功助力巨大。但是,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某些概念、范式以后又对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产生若干消极作用,极左思想、权谋政治汇溪成流,终至酿成建国后思想领域一系列过左的政治运动直至‘文革’惨祸,真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所幸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已逐步走出过去那种怀疑一切、无情斗争的极左道路,但旧习惯思维的清理仍需长期努力。吾期盼旧时极左的‘以我划线’、权谋政治永不再来,国家从此能步入民主、法治的轨道,如此,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高华同时将自己服膺的价值观念公之于众:“如果说本书的叙述有什么价值倾向的话,那就是我至今还深以为然的五四的新价值:民主、自由、独立、社会正义和人道主义。”

  如高华自述,在其后的十多年内,该书相继受到李锐、王元化、杨振宁、汪澍白、陈方正、冯兰瑞、吴敬琏、刘宾雁、王年一、林毓生、张灏、韦政通、张玉法、董健、魏良弢等学人的激赏,并陆续收到世界各地的读者不少来信。

  在学者的激赏中,或从思想性和历史叙述创新的视角论述,如萧延中认为,该书长处不仅在于史料的细腻整理,更重要的是修正、摆脱,甚至颠覆了自上世纪40年代陈伯达、胡乔木以来官方意识形态固定的解释框架和话语表达,而独创了一套崭新的历史叙述模式;

  或强调该书的“历史-现实”意义,如萧功秦所说,这是一部凝聚着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时代进行理性反思与心灵体验的传世之作,在客观地考察的过程中,有意无意中发现了中国革命中的极左思潮的根源。这一发现对于我们总结革命的历史经验,警惕我们政治文化中的不良遗传基因,是大有益处的。

  在2000年初,这本书是以相当低调的方式出现的。高华把少量样书分赠师友。历史系的同事感受到了它的分量。

  这本书同样让南京大学前副校长董健激赏不已。他把高华称为中共建政60多年来敢于向“伪史学”挑战的第一人,并将该书与李慎之的《风雨苍黄五十年》相提并论:“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一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篇《风雨苍黄五十年》,一为长篇历史专著,一为短篇抒情散文,一出自史学界的新秀,一出自学术界的老手,共同发起了向‘伪历史叙事’的挑战,把御用的‘伪历史叙事’打得落花流水。”

  但在南京大学的职称评审期间,对该书的质疑也随之而来:其一,该书尚未正式出版,不能拿出来评职称。其二,该书内容敏感,倾向性太强。

  高华和朋友们商量对策。朋友们为他分析,假如他以该书申报,如果有人写匿名信,说这本书政治上有问题,那学校也很难为他出来辩护。

  董健也表示了同样的担心。他回忆称:“高华当时找我商量,说这本书要不要作为成果报,怕成果不足,评不上。当时我的意见是,这本书不提,你的成果也够了,千万不要提。因为学校的高评委里,有个别教授可能会有不同意见,如果提出质疑,虽然不一定会把你否掉,但会延长时间。”

  在董健的记忆中,有一年,历史系和中文系的两位教师评教授时,有人说他们的著作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后来该书在董健婉转建议下,送至外校,找专家点评之后,才得以作为成果报上去。董健担心高华遇到类似事件。

  在历史系,已卸任系主任的张宪文回忆说,当时评职称时,高华想把那本书拿到会上评,系里没让他拿出来,最后是以论文评的,相关的论文也够了。

  综合各种意见,高华听取了师友的建议。在举行学术成果展览时,该书并未出现,但在往学校填报的材料上,已有该书。部分评委也看到了这本书。

  “当时,已经有不少学者知道《红太阳》了,知道它的分量。所以到了评委会上,大家都不提,顺利通过。”董健回忆称。历史系的一位教师说,这说明大家认同高华,不管怎么样,就是觉得这本书是有分量的,大家心里有数,本着学术良心,把学术标准放在了第一位。

  2000年4月,高华如愿评上了教授。这一年,让他高兴的另一件事是乔迁之喜。在上海路住了10年之后,他和700多户南大教职员工搬进了龙江小区。

  这是南大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分房。之前尚为副教授的高华分到三室一厅,100平方米左右,总价7万元,学校对于有博士学位者资助1万元。

  6万元,对于当时的南大教师来说仍是一大笔钱。本来就没什么家底的高华,像大多数教师一样,从银行贷款5万,用了数年才还清。

  《红太阳》传播轨迹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这部被学者景凯旋称为史学上的《1984》的著作,给高华带来的,不仅仅是学术声誉。

  2000年书刚问世时,高华甚至有点紧张。虽然书中所涉历史事件已过去近60年,但内容依旧敏感,它不能通过正常的途径进入内地,更遑论登堂入室,进入学术交流的平台。

  在当今公众阅读空间中,也很少有一本书,像《红太阳》那样,虽在香港出版,但在中国大陆能得到上中下三代人交口称赞,上至党内“两头真”的代表人物,下至青年学子,如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学勤所说,“该看的都看到了”;也很少有一本书,像《红太阳》这样,作为严肃的学术著作,却一再被意识形态化。其命运及传播轨迹,反映出一个转型期社会独特的政治社会生态。

  2000年,书出版后,高华只拿到了为数不多的样书。但不知从何时,该书开始以复印本和盗版本的形式,在南大的师生间私下传阅复印,由南大而南京,而全国。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陈磊2002年在南大新闻系读研究生时,经常去隔壁历史系的宿舍串门,看到了桌上摆着复印的《红太阳》装订本。陈磊回忆称,历史系同学说,这本书不允许在国内出版,他们都是拿香港版本去复印,由于买的人多,在南大汉口路的小卖部,50元一本,只要去报“买高华的书”,小店老板就会把“书”拿出来,生意很红火。

  在上海,这本书也成了“黄鱼车书”。据许纪霖介绍,在华东师大校门口,有一段时间,每当下午三四点,就有一辆黄鱼车拉来盗版书,《红太阳》尤其畅销。一位历史系的青年学人曾先后代朋友买过50本。

  据熊景明回忆,有一次,高华去华东师大时,卖书的向他推荐《红太阳》:“哎,这本书卖得最好,听说这个人就要到这个学校来教书了。”那次,高华还买了好几本送人。“比在香港的作者优惠价便宜多了,”他将这笑话讲给朋友听。

  数年间,这本书的盗版本出现在全国各地,从首善之地到西部僻壤。一位学者估计,国内盗版不下数万本。这是高华没有想到的,他甚至一度担心此书在国内影响太大而招致不良后果。高欣说,那时家里也有盗版,父亲有时以盗版书签名送人,等到有正版书时再补送一本正版。

  与盗版相应的是网上也经常有该书的片断转载,甚至电子版。内地某些图书馆也有该书的收藏,但不提供外借和馆内阅读。这让高华很是感慨:“思想的驳诘、学术的争论有赖于一个场域,这就是存在着一个公平、开放的学术平台,其前提是学术书籍的自由流通。”

  尽管如此,《红太阳》的影响还是远远溢出知识界。高华注意到,《红太阳》的读者,往往有两种人,一种是真正检讨和批判历史;另一种是党政人士,想从中学习红太阳升起的成功经验,或是企业家看重其中的“驭人之道”。

  青年学者王晓渔对此保持警惕。他说,上述现象提醒我们,作为读者,不能一边反极左,一边延续了极左的东西,不能用极左的逻辑来反极左。彻底了解那套组织方式,并且与极左的思维保持距离,这是《红太阳》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对每个人而言,不仅是批判历史中的极左,还要不断反思,怎样驱逐内心中极左的种子。

  这时的高华,在公开场所是谨慎的。一则流行于南京大学的轶事为此做了注脚:“某日晚高华在选修课上讲反右运动。至中途休息,高华突然冲下讲台,到第三排的笑如,索其证件查看。课后高华言笑如面目成熟,形似公安,似乎还在做录音(其桌上放着随身听)。经我们解释,方才打消疑虑。”

  类似传闻,得到了高华的朋友和学生们的证实。

  陈磊在2002年选过高华的一门课。印象中,上课时有四五十个人,高华口才很好,但用词极严谨,也极简洁,很多时候点到即止。如果人少一些,他便放开一些,人多就谨慎些。

  直到2006年,朋友范泓去听他的博士生课程时还能感觉到他的谨慎:课堂上,十几个人中,如果有一个陌生人,他马上就会警惕。前辈学者袁伟时曾听过高华在中山大学讲学,“条分缕晰,娓娓道来,引人深思,但总是觉得有些地方欲说还休”。

  高华的谨慎,并非杞人忧天。许纪霖说:《红太阳》的出版给高华带来巨大的荣誉,同时也带来难以想象的压力。对他最具杀伤力的,不是有形的被体制边缘化,而是无形的恐惧感。

  在颜世安看来,这种惶恐也许并没有那么强烈,“跟高华聊天时,老是觉得他是一个愉快的,有趣的人。他谨慎,而且敏感、小心,对可能有的危险都会注意到。惟其如此,写这本书,才需要勇气。假如他是一个粗豪的人,又是另外一回事”。

  此外,教学中的高华,也自有一种淡定。一位南大学子描述了当年高华的神采:“高华老师双手撑着讲桌,向前半倾着身体,波澜不惊,娓娓道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波澜壮阔的历史。没有评价,只有事实,时有事实惊起四座,一阵唏嘘,高华老师却置若罔闻,稍停一下让座下学生安定下来,然后淡定地盯着讲稿继续讲下去。没有愤怒,没有情绪,似乎不想去惊动安静流淌而过的历史河流。”

  海关事件

  2003年之前,《红太阳》在公众视野里还是默默无闻。一桩突如其来的“海关事件”,却将其推至风口浪尖。

  据《新民周刊》报道,2002年8月5日,北京律师朱元涛带着一本《红太阳》,自香港返京时,书被首都机场海关人员扣留。海关人员后来称,朱“入境时随身携带禁止进境的书刊一本,未向海关申报”,属“走私行为”。

  2003年1月1日,在交涉无果后,朱元涛向北京二中院提起行政诉讼。该案于2月24日开庭。庭审中,对《红太阳》如何定性,成为双方的争议焦点之一。

  据《民主与法制时报》报道,法庭上,首都机场海关出示了《印刷品审查表》,其中有“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延安整风运动”字样,并同时提交了海关总署监管司的相关批复,称“经商有关部门,同意你关对该书作没收处理的意见”。该批复同时抄送海关广东分署、天津、上海特派办和各直属海关,由此设立了对《红太阳》的广泛防线。

  这让朱元涛惊诧莫名:一本几十万字的党史学术著作,作者耗费10年心血,仅凭一个海关审查人员寥寥几行断语就被全盘否定,却又拿不出任何史实来佐证这些指控。在审查学术著作方面,海关是否具有权威性,海关审查人员是否具有相应学术理论素养,也是值得存疑的。

  2003年的“海关事件”,由此成为中国司法审裁行政禁制出版物行为的合法性的第一案。该案不仅涉及国家机关依法行政问题,而且“揭示了社会科学学术著作的意识形态评价标准和法律评价标准对称衔接的不确定性”,关乎出版自由、思想传播等深层问题,引起舆论广泛关注。

  《红太阳》的知名度由此剧增,而其定性问题,则给无意中被卷入的高华带来压力。该案一审时,高华正在香港中文大学访问,他让一些朋友关注事情的进展,随时通知他。

  “他不希望事情被炒得很大,也不希望自己成为舆论的中心。他做的是学术研究,希望不管来自哪一方面的人,首先认同他是一个学者,这本书是学术著作。而海关事件的出现,可能会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逼着当局对这本书表态。这是高华不愿意看到的。”一位朋友称。

  此后,高华曾托朋友给朱元涛带话,希望他撤诉。“他的政治敏感性比我们高,他觉得这可能会成为一个政治事件。但律师认为事情和高华没有关系,他是在捍卫自己的权利。后来的结果,果然被高华不幸预见到。”这位朋友说。

  2003年6月19日,北京二中法院驳回朱元涛诉求。6月25日,朱向北京高院提起上诉。他认为,一审判决注重了对海关涉案行政行为程序合法与否的审查,却回避了对海关涉案行政行为实体上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的审查。也就是说,他不明白海关究竟依据什么判断《红太阳》为禁止进境的书籍。

  当时,《新民周刊》采访了学者许纪霖。许纪霖认为,《红太阳》是严谨的学术著作,曾得到杨振宁、王元化等大批学者的肯定。一本花了20年心血的学术著作,仅由一个不具有相关专业知识背景的海关人员用11天审读,便轻易得出“否定毛泽东”等结论,实在有些轻率,也与海内外学术界对该书的评价形成了巨大反差。

  2003年8月7日,二审开庭。9月8日,北京高院宣布撤销北京二中院相关行政判决书,撤销首都机场海关相关《行政处罚决定书》。法庭认为:该《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红太阳》属于禁止进境的书籍,没有具体引证该书属于违反相关规定的哪种情形,相关认定缺乏依据。

  《新民周刊》报道称,得知高院终审结果后,高华非常高兴。《民主与法制时报》报道称,这个立即发生法律效力的终审判决,打破了对《红太阳》设立的禁区,洗刷了朱元涛律师背负的污名,也将宽慰高华和无数海内外中国学者的心。

  然而,朱元涛最终没有要回那本《红太阳》。数月之后,上述终审判决又被撤销,事情再次扑朔迷离。

  据一位接近南大领导层的人士透露,海关事件中,有关部门曾来南大调查。南大保护了高华,一位领导称高华人很正派,他的书是严肃的学术著作。

  学术转向与精神家园

  尽管《红太阳》在内地被无端意识形态化,但在海内外学术界,还是给高华带来巨大的学术声誉,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前所长陈方正称该书“构思宏大,论证綦详,笔触绵密周至,寄意深远,一举奠定了高华在中国当代史学界的地位”。

  各种学术活动纷纷而来,高华开始忙碌起来,顶着一头白发,东奔西走。“最忙的时候,一年能碰上他三四个月就不错了。”高欣回忆父亲此后的生活。

  《红太阳》之后,高华的研究重心转向1949年之后的当代史。

2015年12月3日, 10:45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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