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风向 | “黄带子”与权力的半径

在家天下时代,顾名思义,是一家一姓的江山,所谓,“朕即国家”。在这样的社会里,权力控制在统治阶级,或者直接说是在皇帝一人手里。那不可避免的,权力这杆秤,总会受到来自君主个人的影响,它是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甚至左右摇摆。

所谓的不偏不倚,恐怕只能发生在电视剧中的雷人场景。而且,自权力诞生以来,身边总是会附着着一群人。按张鸣的说法就是权力的半径。事实证明,这群人受宠于权力,无论是在什么方面,他们总是“技高一筹”,让普通人自惭形秽,言必称“不如”,“哪能比”。

有清一代,凡是“黄带子”,大体来说,比较得宠。在任何场合,做任何事,一律奉行优先,他们天生就是一群“主子爷”。

在清代,汉人必须通过科举考试才能入仕,旗人则不同,可以有多种途径,举荐、世袭、捐纳、荫子等等。比如乾隆朝的和珅,他的家族,世袭三等轻车都尉,有了这个名分,可以直接做官。不过也是,出身虽然讲究,但是不能选择的。

至于说,“黄带子”,他们生活的就更惬意了。“黄带子”在过去实际上就是宗室,只是在清代人们习惯于把宗室叫做“黄带子”,它是以血缘的远近关系来决定的。

一般近支亲贵和远支的宗室,不论有没有爵位,在腰间都是要系一条杏黄色的带子。再远一点的觉罗就没这种待遇了,他们只能系红带子。如果按现代的眼光,红黄本身没有什么区分,或许大多数人更倾向于红色,但是在“尚黄时代”,普通人是绝对不能沾黄色的。黄色的服饰,一概归皇家所特享。

就这样还不够严格,一般的亲贵,宗室,只能是杏黄色,而明黄色则是皇帝的标配。腰间只消系着一条黄带子,在当时的社会里,便是特权阶层。

在清初时,“黄带子”还很少,倒是和白乌鸦似的稀罕,经过康雍乾嘉几朝的繁衍,到了晚清,“黄带子”就遍地都是了。清代除了“铁帽子王”,其余的宗室是降爵的,而且规定,只能是长子承袭爵位。所以,好多的宗室,一代一代的降,最后都没了爵位,成了闲散宗室,但他们依然享有特权。

有了特权,就难免要施展。因为腰间系着黄带子,好多时候,便要为所欲为。一个近乎不受制约,享有种种特权的群体,是很容易出事的。历史证明,为所欲为的事,大抵都是坏事。官场上升漂沉浮,久而久之,大多数人,白的也变成黑的了,这是自古皆然的道理。

晚清的官场极度腐败,几乎是无官不贪,无衙不腐。晚清的庆亲王奕劻,明码标价,公开卖官鬻爵,凡是要见奕劻的人,庆王府的奴才,都要收门包。当时社会秩序也极为混乱,西方的冲击,传统的“四民”社会逐渐解体,各地会党势力日趋壮大。

晚清最后几年,起义、暗杀,好多都是会党的参与和组织。社会摇晃,这些出身高贵,长于深宅中的“宠儿们”,对帝国的痼疾似乎不是多么在意。或者说长期的娇惯,让他们忘乎所以,没有了“睁眼看世界”的能力。

不过,晚清的摇晃,对于尚处“盛世”的嘉庆年间来说,还不显端倪。这些亲贵宗室,更无所顾及。嘉庆年间,一个叫敏学的宗室,仗着“黄带子”之威,在北京街头强行霸道。威风当先,还有一个“横”字。后来被逮到衙门里去,还破口大骂,咆哮公堂。最后传到嘉庆皇帝耳朵里了,他命宗人府,处理敏学,开除宗室。

其实,敏学事件只是一个缩影,类似的事,层出不穷,尤其是到了晚清,当年入关的八旗劲旅,消磨了二百余年,已经腐化堕落到极致。当时北京街头,好多无所事事的宗室,提笼架鸟,招摇过市,过着他们的优游岁月。

这群不劳而获的老爷兵,虽然好多没了爵位,但依然不妨碍他们我行我素。即使胡作非为,也没有办法,因为法律是保护他们的。如果真犯了事,有些所谓不知趣的官,抓了他们,在公堂上,这些老爷也是免跪的,更不要说打骂,抑或是用刑。

凭着宗室、亲贵之威,解决任何问题。黄带子成了政治特权的一个象征,严格来说,应该是政治以下,所有特权的象征。这个特权的半径,使他们不受限制,有足够的政治空间,做起事来,也便可以挂羊头卖狗肉,逍遥(一般)法外,无拘无束。

历史,不仅带给我们知兴替,患得失的道理,还有意无意的植入一种基因,无论是好的坏的,都从言传身教中传了下来。从人本性来讲,那时候的人和现在的人,都一样,都知道趋利避害。

虽然说国民性和制度有很大关系,但是,人性几乎是相通的。20世纪30年代,胡适和鲁迅针对国民性的问题彼此论战,到底是变通政治制度以影响国民,还是通过文化改造国民性?两位学界大佬,一个追求完美,一个只图“不要太坏”,一度闹的沸沸扬扬。但是,这个问题似乎解决不了人为什么趋利避害。

就现在来说,虽然制度变更了,但好多以前的观念还没消除,不知不觉,就走了老祖宗走过的路。比如说,特权观念。总能见到,或是总能听到,某某的亲戚朋友走门子,找方便。走门子就是一种特权观念。

记得高中时,学校里规定,凡是能考学校前30名,可以给他们开小灶,与大部分同学分开吃饭。这又是什么?固然,美其名曰激励学生上进,实际上就是分三六九等,用成绩绑架人权,这很明显是在倾向强者,人为设置权限,达到所谓的激励。

不消说,这样的政策和提笼架鸟的“黄带子”,颐指气使,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

在一个小县城的政务大厅里,能看到多少傲慢的神态。你如果去办事,打扰了他们的谈笑风生,态度好的管你要这要那(材料),刁难一番,事倒是还能办了,要是赶上狠的,那八成会让你铩羽而归。他会总说缺材料,各种材料,反正就是办不了。而你也没办法,最后只得搬出某某来。

其实哪里是材料不够,根本就是备注或是登记一下的事,可以说是举手之劳,但他一定会装成程序繁琐的样子。一提那位老兄“英名”,便立刻由繁到简,止不住对你的客气。坐班的那些人,他们是公务员吗?我看不是,充其量也就是各单位招聘来的办事员。但是他们非常懂得察人观色,有点关系的,那自然没问题,都能轻松办理,一般人,那就只能等着他们重重设租,处处刁难好了。就这样,还未必能办成(现在的情况似有所好转)。

古代的钦差大臣出行,讲究大小官民人等都回避,最前面开路的“回避”两字,大抵就包含了钦差老爷的特殊地位。即使遇上官大的也没有问题,他们都得让路,因为“钦差”代表的是皇帝,所谓的“代天巡狩”。

无论古今,那些一路绿灯的“黄带子们”,总是时代的宠儿,他们的唏嘘,以及一切的后果,都由大众来买单。慷大众之慨,以兹得利。对于他们来说,似乎悬在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像是童话故事,总在悬着。

社会伦理学家马格利特说,这个时代最为紧迫的问题是,建立一个“不让制度羞辱任何一个人”的社会。这些羞辱包括贫困,剥削,无家可归,得不到教育云云。当然,也应该包括社会生活中的一视同仁。

“公平游戏的精神”,应该是每一公民所完全具备的德性,同时,那些“衙门背后的六房胥吏”,更应该具备。所谓,自由主义公民观的出发点是个人权利意识:我至少和你一样强,因此,我至少应当得到你所得到的。也即公平!

2015年12月7日, 2:02 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