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来,这名年轻的瑞典男子在北京领导一个非政府组织,为遇到麻烦的中国公民提供法律援助。现在,他陷入了中国法律体系的天罗地网。在被警方羁押期间,他被迫在一段视频中陈述了他所谓的罪行。

瑞典人彼得·达林

瑞典人彼得·达林,一个人权组织的创始人。图像截自中国中央电视台本周二晚播放的视频。

“我在中国从事了违反中国法律的活动,”在官方媒体中国中央电视台周二晚间播出的节目中,35岁的彼得·达林(Peter Dahlin)说。“伤害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为此我要深深致歉。对发生的这一切深表歉意。”

瑞典籍书商桂民海(Gui Minhai)两天前曾在狱中做出过类似的供述,2013年时,另外两名外籍人士韩飞龙(Peter Humphrey)和薛蛮子(Charles Xue)也是如此。

尽管在被中国警方羁押时,外国人早就被迫做出过蹊跷的供述,但是最近在习近平的强硬统治下,电视上播出的一连串供述依然让这里的很多人侧目,因为这些视频被共产党用作宣传工具,面向数亿观众播放。很多人觉得,这让人回想起毛泽东时代公开进行自我批评的做法。中国人也在电视上做过一些引人瞩目的供述

香港一家出版公司的书商桂民海。图像截自上周日的一段电视视频。

香港一家出版公司的书商桂民海。图像截自上周日的一段电视视频。

除了延续历史惯例之外,中国还打算用这些视频实现什么企图呢?这种做法有效果吗?

“这是一种展示,意在体现党国对个人的权威,就是这么简单,”香港中文大学讲师罗助华(Joshua Rosenzweig)说。“在胡锦涛执政时期,社会空间和行动者变得太独立、太具批判性了,现在领导层要施加更严格的控制,这就是他们的措施之一。”胡锦涛是上一任中国领导人。

达林是在中国官方的一场行动中遭到羁押的,该行动旨在打压维权律师、记者和民间团体活动人士。

罗助华说,时常播出这样的供述,“造成了一种‘这是非法活动’的印象”,也传达出了中共正在采取措施打击的信息。他说,这种视频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显示“参与者现在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持有了正确的立场”。

在中国,刑事诉讼往往取决于警方取得的口供,而刑讯逼供的现象非常普遍。并不清楚达林是在什么情况下讲出这番话的。他患有阿狄森氏病(Addison’s disease),这是一种荷尔蒙失调症,需要每天服药。他的组织称他是被迫做出供述,并对此表达了谴责。

韩飞龙是英国公民,在为制药企业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开展商业调查期间遭到了羁押。在被驱逐出境之后,韩飞龙表示,警方为迫使他招供,在他生病时拒绝提供医疗救助。他曾供认称,自己非法获取中国公民的私人信息,并将其出售给客户。

而薛蛮子遭到羁押时,中共正在打压那些在微博上拥有百万粉丝的意见领袖。

香港一家出版公司的瑞典籍股东桂民海现身中国官方电视台,声称自己回国自首,并供认了自己2003年酒后驾车致人死亡,并在缓刑期间潜逃的行为。去年10月,他在泰国的公寓中消失,是五名失踪香港书商之一,据推测他们是被中国安全官员关押的。

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研究员潘嘉伟(Patrick Poon)表示,“这种电视悔罪的做法没有遵循任何正当程序”,而遵循正当程序“才能确保当事人有机会获得公正的审判”。

他表示,共产党采取了很多措施来限制境外非政府组织(NGO)及其中方合作伙伴的活动,达林的公开悔罪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他说,“指控NGO的外国工作人员犯有‘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这种做法也可以恫吓那些未来希望到中国从事NGO工作的外国人。”

达林事件令中国的NGO员工感到担忧,纷纷讨论和揣测共产党的红线在哪里。这种恐惧与一项迫使在华外国NGO到公安局登记并披露支出细节的法律草案相一致。

中国公民也经常出现在官方电视台播出的悔罪视频中。一段在监狱拍摄的视频显示,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的三名学生讲述了他开展的所谓的分裂活动,以及他们自己的共谋行为。这名维吾尔族经济学教授因为有关中共民族政策的言论,于2014年被判处无期徒刑。同一年,70岁的记者高瑜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供认向国外泄露机密文件的行为。

在央视关于达林的新闻片段中,两名遭到羁押的中国同事恶语相加,谴责达林和他所在的组织,这与文化大革命期间家人或朋友被迫互相指责的情形颇为相似。

“我现在觉得,我已经很深刻地认识到,这个机构其实就是反华机构在中国设立的这种先锋站,或者叫桥头堡,这样的一个位置。它主要就是想在中国内部安插一些眼线,去了解我们国家最底层、最基层的一些社会问题,”达林的一名年轻同事在视频中说道。“其实就是想伺机制造一些事端,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对我们国家的政权、对我们党的领导进行颠覆。”视频中只显示这位同事姓王。

这种措辞显示,之所以发布这些涉及外国人的视频,目的之一就是激发对外部人员——共产党所说的“黑手”——的怀疑,进一步推进习近平一直宣扬的中国与西方对抗的心态。

这些视频是否有效发挥了宣传作用不甚明了。在看了视频和官方媒体的报道后,一些中国人怀疑达林所在的组织是否真的那么邪恶。

其他人表达了怀疑态度。有人在微博上写道:“怎么感觉跟朝鲜的做法一样?处心积虑地让异见人士公开认罪。”很多中国自由派人士在网上提到,知名维权律师李方平为达林辩解,称他是“法律界的诺曼·白求恩(Norman Bethune)”。白求恩是参与毛泽东的事业的一名加拿大医生。

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编辑班志远(David Bandurski)去年3月写的一篇文章称,共产党在1940年代从苏联借鉴了自我批评的做法。50年代,官员们迫使很多知识分子写下忏悔书,迫使他们服从毛泽东思想。

“在习近平新开展的公开悔罪的行动中,可以看到共产党政治史中令人不安的影子,”班志远写道。“是否有罪的问题屈从于政治权力的当务之急。”

“就像过去一样,当今的忏悔风潮不是为了问责、政府清廉或建立一个基于规则的体制,”他接着写道。“而是统治与服从的问题,习近平是中国的忏悔主管。你们要听凭他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