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阳被打,背后体现出,他的博雅体系整个都是失败的:院长欺侮老师,老师打院长,同事联名签字落井下石,学生上网站队骂老师“疯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首次听说甘阳的名字,还是零八年的事,那时一个诗人朋友来探望我,听说我想考哲学的研究生,说,甘阳的东西,可以看看。第一次真正看到他的文章,是那篇作为《自然权利与历史》序言的《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后来我到中大哲学系,我的室友又把它推荐了一遍。因此,我对罗尔斯的第一印象就是他在《正义论》里面弄了个“无知之幕”,无知之幕后面的人“是男是女都不知道”。这大概就是“甘式学术”的风格,行文还是演说,总是离不开段子,而且经常还有一种直男癌的气息。我在《哲学与理想主义》一文中提到另一个老师,说他是“不用靠段子就风靡哲学系”,这里面讽刺的是谁,不言而喻。

甘阳的课,我是听过的。甘阳的课出名,主要是因为听他的课得提交一份申请书,讲讲你为什么要上这个课,印象中是几千到一万字不等,差不多已经是一篇学期论文的长度。当时我还比较单纯,第一个反应不是甘阳“吊高来卖”,而是羡慕那些能去上他课的人。他似乎是不允许旁听的,但在一些“不守规矩”的朋友的怂恿下,我们混进了他《荷马史诗》的课堂。我没有上第一节课,大概是第二节还是第三节,所以是不是因为不够重视所以影响发挥,不得而知。

上课之前,甘阳先抽查了一下博雅学生上一周的读书任务,似乎让他们读的是阿里斯托芬的《云》。甘阳有意或无意点了几个学生,让他们站起来谈谈读书体会。其中一个说,这本著作是对苏格拉底的一个诋毁(不是原话,大意如此)。甘阳呵呵道,你怎么知道这就一定是诋毁?苏格拉底就真的像柏拉图写得那么好?你看过多少东西能证明这一点?语气之讽刺,让我一个旁观者都感到非常不舒服。学生愣了,许久说不出话,课堂也一片哑静。熟悉施派学说的人应该看得出,甘阳的反诘和刘小枫的立场是有点不一致的。对于阿里斯托芬和苏格拉底谁是谁非,刘小枫不需要任何犹豫,而甘阳对苏格拉底并没有那么大认同感,即使是施特劳斯笔下那个作为政治哲人而不是牛氓的苏格拉底。我不知道博雅学生最终是不是弄清楚了施特劳斯的观点、刘小枫的观点,和甘阳的观点的差别,但是急于结盟的心态,不仅使得两个门下的人压抑了一些本应说清楚的立场差别,也使得一些初学者不知所措。

批评完学生,甘阳继续上一节课讲过的东西。那节课讲的是古希腊文化里主客之间的“礼节”问题,由此来辨析墨涅拉俄斯和帕里斯各自的对错。本来是很有深度的一个题目,可是甘阳处理得有点潦草,想到什么说什么,中间对一个英文单词进行了词源学分析。对,是英文单词,不是希腊文的,因为甘阳不懂希腊文。不懂希腊文来讲《伊利亚特》,当然不是不行,只是他对细节记得也不是很清楚,大部分内容,基本是吹水带过。根据我讲课的经验,甘阳这一节应该是没有备过课,于是整节课我就看他歪着脖子,一个劲地用手指梳头,十分难受。在这一点上,和甘阳相比,刘小枫简直就是业界良心。2011年他回中大开《会饮篇》的课,不仅关键的希腊文单词分析讲得细致入微(有没有错我就不知道了),而且从第一节课到最后一节课,讲课的质量始终上乘。尽管我觉得他在这个过程中贩卖了不少私货,但愿意把自己的私货小心翼翼地塞进文本的间隙,也可见他的用心。知乎上博雅的学生讲甘阳怎么怎么好,李思涯的课怎么怎么水,但是写得最用心的几篇,偏偏就没有讲甘阳课讲得好。甘阳的很多课,半个学期就结束了,考虑到前面他讲成那样,我觉得连“虎头蛇尾”也称不上。

后面耳闻目睹他的一些事。赵越胜说甘阳喝醉酒,语言贫乏到只剩一个“操”字。其实这话说得不对,他喝醉酒后,可是说过很多羞辱人的话的,这些当事人想必忘不了。有一年某沪上现象学学者来中大,甘阳也是趁着酒劲,对他说,你不要得意,灭了你,我只需要一篇文章,对某某某(另一现象学学者),我也只需要两篇而已。尽管这让我想起“没有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问题,不行就两顿”的段子,但是我觉得此事并不幽默。他接着指着某某某老师在场的其他学生,一个一个说,我一样可以灭了你,灭了你,灭了你。众人皆低头不语。所以后来听说他在发给全院老师的邮件里辱骂谢肃,让他去看心理医生,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

如果说讲课不认真和口臭只是私德问题,那一篇《美国内战引出的四大政治难题》,让我对甘阳的学识产生彻底的怀疑。在讲到费城的宪政会议时,甘阳写道:“而且费城会议为什么没有记录,因为每个人不准做记录。”作为一个在芝加哥社会思想委员会研习过美国宪法的学者(虽然没拿到学位),甘阳如果读过麦迪逊的文集,或者研究过一点美国建国时期的历史,就应该知道费城会议的记录者是宪法之父麦迪逊;如果八卦一点,可能还知道麦迪逊夫人在1836年以三万美元的价钱将会议记录的原稿卖给美国国会。在同一篇文章“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关系”那一节,甘阳继续写道:“美国第一波女权运动出现在南北战争结束以后。”我想甘阳应该是不认识美国19世纪上半世纪就开始活跃的女权主义先驱Elizabe

th Cady Stanton和Lucretia Mott的,也不知道1848年的的塞内卡福尔斯会议(Seneca Falls Convention)以及《感伤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Sentiments)》。上面的知识是什么水平呢?大概也就是美国高中历史的水平,甘阳还没有达到。以这样的水平,居然去搞博雅教育,真是荒天下之大谬。

甘阳被打,背后体现出,他的博雅体系整个都是失败的:院长欺侮老师,老师打院长,同事联名签字落井下石,学生上网站队骂老师“疯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事发之后,我注意到微博上公开表态支持甘阳的新儒家寥寥无几:秋风叫甘阳自己反省一下,慕朵生也觉得这件事有客观上的原因。我把这个观察又在微博上发了出来,没多久,柯小刚就在我这条下面点了个赞。在群里和一些师友聊及此事,有一位老师说,柯小刚前不久去重庆大学的博雅学院做了个演讲,对博雅的教育方式有所批评,结果遭到围攻,他当即在机场写了一篇长文回应,回来发在自己的微信公号上。

我在微信搜索了一下,很快就看到那篇《勇于生命的学问:致重庆大学博雅学生的一封信》。看完,我也惊呆了。在去年八月发表的一篇文章里,我提到施派—新左派—新儒家的反自由主义联盟已经有破裂的痕迹,只是没想到破裂得那么迅速。柯小刚于文中写道,在一次分会场的茶歇间隙,张志扬老师对他和张轩辞说:“这样做古典学跟他们批评的学生打电子游戏有什么区别呢?学院游戏,玩进去,出不来。这样下去,中国跟着现代性屁股后头跑恐怕还要170年,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古典,都还看不到希望……”柯小刚深表认同,在后面,他甚至言辞激烈地说:“博雅的同学们还小,但恕我直言,据我了解,你们中的一些同学已经染上了傲娇的习气。名校名师、二次录取、国际交流、保研直博,还有古奥的语言、崇高的经典、优雅的艺术,这些足以败坏一个质朴青年向往读书、追求智慧的初心。无论在未来的学术竞争中,还是在社会资源争夺中,你们将拥有无与伦比的优势。然而,正因此,你们可能也带有更加难以疗救乃至首先是难以发觉的缺点。如果不懂古典学问的本质是生命的修行,勇于自省,敢于放弃,那么,古典对你们的败坏,和你们对古典的败坏,将是你们的人生和古典学术的双重灾难。”要知道,“败坏”,在中国的古典学研究者里,差不多是最重的一个批评了。据说柯小刚这次是“公开站在了批评施派古典学的前线”。迫于压力,这篇文章他曾经在公号上删除过一次,后来又重新发出,想来是要坦诚彻底地面对自己的理念和施派古典教育的差异。

柯小刚的那些观察,我在去旁听博雅课程的时候也有发觉。博雅里得宠的学生(在一张网上曝出来的图里,他们被称为“少爷”和“小姐”)内心的志满意得睥睨众生完全写在了脸上,对于外院的学生、外校考来的研究生博士、年轻的教师总是充满鄙视的。说来也不奇怪,甘阳初创博雅,就高调对外宣称,博雅的体系,就是要培养“大学问家”、“大思想家”,而不是要培养技术性人才。如中大某师兄对这件事的评论说的:“这种看似差异于当前技术人才的培养理念,实则与前者并无二致,只是另外一种职业另外一种行当上的功利取向而已。”博雅的学生本来就是二次录取,那些受到甘阳宠爱的学生,就更加认为自己是万里挑一,未来的大师,又怎么会把甘阳以外的学人放在眼里?一月十一号曝出来的图里,讲到那些老师的心酸遭遇:他们必须讨好甘阳,又讨好甘阳心爱的学生,稍有不慎,就遭到甘阳以解聘作威胁。据说龙庆兰就是因为批评了某个甘阳心爱的学生,而被迫在聘期的第三年离开。这是博雅学生们在知乎里用感动中国的语调所描写的“温暖大家庭”吗?不,这是一个毫无人性尊严的封建大家庭,最上面有一个独断专行的大家长,在此之下是一群身娇肉贵的少爷小姐,那些年轻教师和不得宠的学生,不过是佣人、书童和丫鬟罢了。甘爹被打了一个耳光,少爷小姐哭得不行,一个个跑到知乎去告状,却从来没有想过佣人们忍受了多少委屈才敢出手打老爷。除了佣人狼心狗肺,他们是想不到别的解释的。

为了少爷小姐开心,甘爹可以长期对年轻老师进行嘲讽、辱骂、威胁等各种软暴力;为了少爷小姐的前程,甘爹可以许他们一辈子学术上的荣华富贵。甘阳这是在爱他们吗?我不这样认为。试想,用这样的娇宠灌溉大的苗子,出到博雅以外,又如何能适应呢?要做大师,读完博士就要有大学接收。博雅的少爷小姐的前途,是建立在甘阳势力的不断扩张的基础上的,一旦这种势力不再扩张甚至萎缩(比如发生了这件事之后),他们又能怎么办呢?说得好听点,这叫画大饼。说得不好听点,离庞氏骗局也就一步之遥。

最可怕的还不在上面说的。一个女学生在知乎上说道:“师弟师妹我不知道,但整个零九、一零,谁没有被甘老师因为各种原因痛骂过?甚至没几个人没被他骂哭过,他骂人的风格真是太恐怖了,彼时彼刻,简直天崩地裂。”她又说:“他那样骂我,觉得我不争气,但毕业聚餐那天晚上

,拉着我的手却说,我真是不放心你,你不听老爸的话。”最后的总结是:“我真的不敢保证什么、确信什么,但是从今以后,我也不敢随随便便玩玩闹闹地做人了。我得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这个耻辱得时刻,以后才敢堂堂正正地说,我是甘阳的学生。”

不用学过心理学的都知道,这叫“打了一巴掌,再给一颗糖”,是一种常见的心理操纵术。用我一个朋友的话说,教师对学生用这一套,不管有意还是无意,都是有违师德的。我毫不怀疑这些学生都是真心爱戴甘阳的,但如果像上面的学生说的那样,是通过“没几个人没被他骂哭过”这样的方式来达成,那实在让人感到恐怖和愤怒。他通过反复的暴怒和痛骂,还有随后显示出一点点关爱,来塑造学生们的奖赏回路。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不仅少爷小姐们敬爱他,那些不得宠的,尽管过得压抑,也依然体谅他的“一片苦心”。这些天资聪颖的学生,就像实验室的小白鼠一样被甘阳控制着喜怒哀乐。“博雅教育”的英文是Liberal Arts Education,为的是培养“自由”的人格,甘阳却用一种驯服动物的行为主义来调教他们,这如何不叫人寒心?

甘阳雄心壮志,要打造一套独立于西方的人文学术体系和教育体系,所以有人为他辩护,说好多年前,他就开始呼唤进行大学改革,反对以美国大学那一种量化考核标准,并非学术官僚的代表。但是说是一回事,做又是另一回事了。现在的甘阳还喜不喜欢量化标准和“非升即走”我不知道,但是他用这两种制度来钳制下属,倒是做得驾轻就熟。博雅讲师虽然有九年时间来评选副教授,但是这九年却分为三个聘期,每个聘期没有完成相应任务也一样可能被解聘,龙庆兰学术发表没有问题,甘阳就以她工作量欠缺要她走人。但在2014年到2015年一年之内,甘阳却一直不批准龙庆兰的上课申请,这样还怎么可能有足够的工作量?龙庆兰曾数次找校方申诉,最后人事处以“合同期满自然终止”之名发了一份通知,堵住了她的嘴巴。甘阳好话说得响,但他用“三年一聘期”和“工作量”做借口来撵走龙庆兰的时候,怎么没有想到自己曾经大义凛然地反对“非升即走”和量化标准?他用人事处来搪塞龙庆兰的时候,怎么没有想到自己这么做和那些他鄙视过的学术官僚没有区别?我再也没有见过比这更虚伪的欺世盗名了。

事情在网上引起了轰动,很快就会有人说这是“左右之争”,这是扯淡。首先甘阳就不是什么“新左派”,《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是他过渡时期的作品,因为遭到一些自由派的攻击,他就干脆把自己和汪晖、王绍光和崔之元并列。他后来推崇精英政治和精英教育,成天把“民主”和“平等”放在嘴边来黑,比他曾经批评的自由主义,不知要贵族到哪里去!另外,黑他的人也远远不是“右派”那么简单。像我这样的“左翼自由主义者”,你问我是右派吗?我都“母鸡”啊。新儒家碍于情面不好意思站出来黑,就秋风和慕朵生隐隐地表达了一下,实际各种儒家群倒甘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表态最积极的反而是左派,“乌有之乡”这样的毛左网站,大骂甘阳是“封建学阀”,“曲意阿世,谗言媚上”,“教导每一个国民都当一个不折不扣的奴隶”;破土网这样的新兴左派网站,也是站在李思涯的青椒立场来讨论问题。最好笑的是,刘小枫的一个学生,事发后立马给我一朋友发了信息,直呼:“应有此报!”说这是“右派”借机打压“左派”,完全是笑话,这是“天下苦秦久矣”!

之所以有这样的误会,是因为甘阳的本事。过渡阶段的时候,就拉上了“新左派”做盟友,后来转向保守主义,又撺掇刘小枫搞出一个“中国的施特劳斯学派”,等到新儒家兴起,他又提出了“儒家社会主义”。不管怎么弄,靶子都是自由派。十多年来,甘阳设下议程,使得“施派—新左—儒家”联合起来对抗自由派,本是三家皆大欢喜的事,结果后两者逐渐发现,甚至施派里的刘门也逐渐发现,联合起来的结果就是甘阳又过了一把老大的瘾,就像他八十年代搞“文化:中国与世界”要把天下豪杰一网打尽一样。“甘家天下刘家党”,所谓的中国人文学术界的领袖,只不过靠玩得一手好政治。有人说施特劳斯的“哲学与政治”,刘小枫偏向哲学,甘阳偏向政治,这再正常不过了,各有所长嘛。

知乎上有个甘阳的学生说自己是楚人,她在里面恨恨地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本是对李思涯说的,很可惜,我觉得她搞错了对象。在任何一种意义上,甘阳这样的人,在古代都可以称之为“恶霸”。我偶尔也想过他也许不是故意,也许他只是一个胖虎一样的人物,如果是这样,在“认识你自己”这一点上,甘阳是零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