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 | 张丰:想象中国农村的另一种可能

作者:张丰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读书人,媒体人,现居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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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农村那些和我们不同的方面,却更值得我们去重视。土地私有制,传统信仰的保持,以及基层民主实践,这些因素让台湾人想起农村,心中不会只升起怪异的乡愁。

尽管上海女孩嫌弃江西农村男友的故事,已经被证实为假新闻,但这仍然是这个春节最有影响力的公共事件。人们争论不休,肯定不是关心一对青年男女的婚事,而是这背后的城乡鸿沟,足以让人选边站队,互相攻击。

自1980年代以来,农村已经发生巨变,但是如何理解这一巨变,已经成为一个难题。最近几年,在春节假期哀悼农村,已成为过年的一部分。但是,春节过后,社交网络仍将由城市生活主宰,只有“毕节儿童饿死”这样的极端事件,才能偶尔让人关注农村的现实。

越来越多的人只能从城市的角度来思考和表达农村。朋友圈流传着各种“还乡记”,但是,我们却很难从这些“还乡记”中读出地域差别,一个河南人与一个东北人,谈及家乡,所用词汇并无太大差别。当我们谈论自己的家乡时,早已忘记那些只属于那片土地的词语,“当我沉默时,我感到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鲁迅语)。那些声音,味道,被普通话叙述排斥在外,甚至也已在我们的生命体验之外。

在这个春节,我没有回到家乡,也没有谈论家乡。我在读台湾作家杨渡的《一百年漂泊:台湾的故事》。杨渡所讲的,是一个家族的一百年。他的祖上从河北唐山挑着担子从唐山逃难到台湾,并最终在台中农村定居下来。杨渡的父亲出生于日据时期(1930),人们喊他“魅寇”,这是他名字“铭煌”的日语发言。杨渡的几位姑姑,平时也都被人称呼日语名字。被日本统治50年,这是台湾与大陆最不同的地方,这也是台湾现代化的起点。魅寇小时候,亲眼见到美军轰炸台湾给当地居民造成的灾难,他发誓将来要当飞行员,与入侵的美军作战——但是没多久,美军就打败了日军,他也从一个“日本人”,变成了中华民国治下的台湾人。

《一百年漂泊》讲述了魅寇的一生,并从一个人的命运,透射出整个台湾的命运。作为一个农民,魅寇只有小学文化,但是他却拥有要改变自己命运的雄心壮志,他的苦斗,也是整个台湾农村转型的缩影。这本书让人感动,甚至落泪,但联想到当下的大陆,更多的则是让人思考:如果不是1949年后的道路不同,大陆的农村,是否会有另一种可能?

有地权的农村

决定台湾农民命运的,也是土改。和大陆土改最终所造成的“集体化”不同,台湾土改的方向是确立农民对土地的财产权。

败退到台湾的蒋介石政府,需要一个稳定的农村,土改的具体办法,一是“三七五减租”,二是公地放领,三是实行“耕者有其田”。“三七五减租”是将耕地租金降到土地主要作物全年收获量的37.5%为限,此前,台湾的佃农要向地主支付50%的收获作为地租。公地放领是将从日本人手中收回的公有土地出售给农民,确保大部分农民能够买到土地;“耕者有其田”是规定地主将持有土地超过3公顷的部分出售给“政府”,再按公地放领方式出售给佃农。佃农买地,可以通过分期付款的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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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图:1959年2月,陈诚(左二)、胡适(右二)等人下乡考察农情。

这种土改的思路,本质就是把地主的土地想办法分给佃农。杨渡认为,国民党的土改之所以没有遭到地主的抵抗,与1950年开始的白色恐怖有关。“清乡运动”盛行之时,很多知识青年受到牵连,他们中有很多都是地主家庭出身。很多地主因此被没收财产,敢怒不敢言。虽然土改过程中并没有残杀地主,但是这种白色恐怖下的恐惧噤声,却是土改能够和平完成的奥秘。

杨渡的祖上是佃农,土改之后获得一些土地,对祖母来说,这土地就是她的命根子。父亲魅寇不甘于做一辈子农民,办了一个小型铁工厂,这工厂,就设在自家的土地上。如果没有土地,单是买地这一项,就足以让他望而却步。铁工厂不可行,魅寇转而办起来锅炉厂,为了创业,他东拼西凑,并借下高利贷。魅寇想卖掉家里一块地,来周转资金,但是遭到老祖母的坚决反对:

“唉!你也都知道的,这是你爸爸,一分钱、一角银,慢慢俭省起来的,才买下这一点点的天地,是咱一家吃饭的母本,你怎么甘心卖了它?”祖母的口气有一点心酸,“……你爸爸若知道,会答应吗?”

“是啊,买下来真的很不容易。不过,我们有这些地,又能怎么样?只是放在那里,你再怎么种,每年能收的稻子,也就这么多。最多是丰收,能让你增加几斤啊?靠粜谷的那一点钱,怎么还得起欠的钱?”父亲问。

“不行。不能卖地。”祖母坚决地说,“你爸爸如果还在,一定不会点头的。他一生的心血呢。”(157页)

这是台湾的1960年代。土改后,农村有了10年的稳定,农民们的生活变得富足而充满希望,但是这种超级稳定的状态,也让人厌倦。不安分的农村精英,开始想过另一种生活。魅寇就是这样的乡村经营,这时已经是10多岁孩子的父亲,但是他仍然有梦想。即使是插秧,他都想和铁匠合作,打造一种可以套在手指上的“插秧机”。最初,他办瓦厂,但是很快瓦就不流行了,他又办铁工厂、锅炉厂。1960年代也是台湾经济开始腾飞的年代,乡村的巨变,已经不可避免,像魅寇这样敏感的人物,注定开始过上折腾的生活。

魅寇和母亲,分属两种世界观。在母亲眼中,种地是可以天长地久的事业,就像她的丈夫一样,虽然去世,但是仍然能无限地存在着,这是农业社会的时间观念。而魅寇,则代表着这块土地上新生的一代,他们心中的萌动着一些现代观念,最重要的是钱,更多的钱。但是,在魅寇与母亲之间,并不存在现代与传统之间的那条鸿沟。当母亲说“你爸爸如果还在,一定不会点头的”,谈话事实就结束了。尽管他认为母亲目光短浅,但是父亲的权威,不能质疑。魅寇的“现代”,是从土地上自发生长的“现代”,半新半旧,充满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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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图:二期稻作丰收之后,喜上眉梢的农家女。

网上有很多人认为,一旦实行土地私有化,无知的农民,很容易就被骗走土地,变得一无所有,这是十足的妄语。再也没有人比农民更热爱自己的土地了,在传统社会,一个富农当然可以通过购买土地变成地主,但是过程是无比漫长而艰难的,因为不到万不得已,没人会卖掉自己的土地。杨渡的祖母牢牢控制着土地,父亲的工厂陷入绝境,不得不以母亲的名义开支票,最后“跳票”,母亲只好逃亡、入狱,这也是杨渡童年时最惨痛的回忆。这种家庭的惨剧,深深触动了老祖母,在母亲出狱管理工厂的财务后,老祖母才同意卖地,而杨家的工厂才慢慢转机。魅寇经过几十年的打拼,才从一个农民,逐渐转变为“企业主”,而最关键的一步,仍然是靠卖地获得资金。

在土地私有化的前提下,土地是农民博弈的最后资本。没有土地的人,乡愁只能是虚无,你为何而愁呢?在台湾,很多农村青年,也像杨渡一样,进入城市工作,但是却没有出现大陆的城乡二元对立。在台湾的很多地方,都不存在城乡之间那条明显的分界线。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农民对土地拥有产权,自己的东西,最懂得爱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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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图:关于耕者有其田法案,蒋介石呈送立法院的电文

▍有信仰的农村

扎根在土地之上的,是传统。

魅寇人生的顶峰,不是锅炉厂的成功,而是1984年牵头为妈祖庙修建了朝天宫,“这是神明交给他此生最后的任务”。

父亲未曾想到自己会参与庙宇的修建,有些害羞、有些讶异地望着来找他的老村长,说“可是我,合适吗?”妈妈坐在旁边,心中暗笑。她知道父亲的意思是:“我这种吃喝嫖赌之外无不良嗜好的人,去做庙的主委,合适吗?”(427页)

这位浪子,决定把余生奉献给妈祖。那些年,他把一生从土木小工开始,到锅炉的热力学所学的功夫,全部拼了上去。从设计规划、土木结构到实际的施工,从木料的选择到石材的雕刻,全部亲历亲为,当时两岸刚刚开放,他甚至乘飞机到泉州找老师傅订制石像,然后再用船运回台湾。这时,他50多岁,是所谓“知天命”的年纪,他把大量的时间都奉献给了“天”的事情。每年过年,作为妈祖庙的主委,他都要主持一年一度的开庙仪式,这是他最神圣的庆典。在他漫长的打拼时光,虽然为了成功而“吃喝嫖赌”,心里却始终装着妈祖。

读《一百年漂泊》,感受最深的就是台湾农村的信仰。杨渡的外公,是一位通灵人,是人与神的中介,很多相亲有事难以下决定,就托他请示天上的“三界公”。杨渡的父母结婚后开始没法生育,外公请示三界公,指示女儿已经有子,且是男孩——最后,果然是男孩,他甚至算准了外孙出生的具体时间。尽管信奉的神灵不同,但是台湾的农民,大都有比较坚定的信仰。有事情难以决断,便去妈祖庙“拜拜”,倾听神明的指示。这种信仰,甚至传承到受到现代高等教育、常年从事媒体工作的杨渡本人身上,父亲老年阿尔茨海默症,不能去妈祖庙主持开庙仪式,杨渡就代替他参加。在父亲的最后时刻,杨渡反复抄写《金刚经》,希望能“回向”(佛教用语,大意是将自己的功德回转给别人)父亲。

这种信仰的力量,在大陆几经摧毁,已经消失殆尽。在我的老家,有很多用“寺”命名的地名,寺庙早已没有踪迹。我的小学,就叫“大寺小学”,那儿本来是全乡最大的寺庙,我读书的时候,学校里明显有一块地方,地势要远高于别处,那儿就是大殿所在地,我还曾看到过土里的残砖断瓦。小学取代寺庙,是现代战胜传统的象征,也是这个国家的一种隐喻:国家的力量,将战胜个人内心的信念。在“进步思想”的关照下,像杨渡外公那样的“通灵人”,命运注定是悲惨的。

1980年代,台湾经济狂飙突进,股市也有一拨疯狂行情。

“一个富裕起来的、浮动的、不安的社会,逐渐成形了。”身为媒体人的杨渡,去拜访一位财经界大佬K君,弄清楚他炒股成功的秘诀,他的思维方式(way of thinking),但是,让人吃惊的是,他的秘诀竟然是信奉财神。“这个神明叫赵公明,本来是天上的十个太阳之一。后羿射太阳的时候,射下九个太阳,其中八个掉海里了,成了后来的八仙,只有一个幻化成人,隐居在四川,就是这个赵公明。他守护着元宝山,一手持长鞭,一手持聚宝盆,所以被称为无财神。”(413页)

在现代性的资本杀伐,与国际炒家厮杀,让他得到信心的,不是资本,而是古老的神。

这样的信仰和做法,与现代经济学的规律毫不相干,但成为台湾进入现代的力量之一。《一百年漂泊》中还有一个非常震撼的场面:杨渡的母亲因为顶替父亲开支票而坐牢,她到看守所发现,里面有很多女犯,和她一样,都是替自己的丈夫坐牢。一位有经验的女犯说:“你不要伤心了。你看,这监狱里有一半是票据法进来的,你并不丢脸,有什么好伤心的?你看看,我也是这样,为了丈夫,为了家庭。我们都是为了男人犯的罪在受苦,不是我们的错,你不要低头自卑。”(292页)这些女犯还教杨渡的妈妈,在法庭上如何表现,才能由自己完全扛下来,而不连累丈夫。

这就是现代与传统的碰撞。现代社会是一个法治社会,这种妇女的“牺牲”,本质上作假,并不值得提倡,但是,她们基于传统信条做出的选择,不但让人感动,对家庭来说,也是最合理的选择:女人坐牢,男人在外想办法解决问题,杨渡一家,最终也得以迎来转机。如果中国能像刚刚去世的孔飞力先生所希望的那样,走出一条与西方不同的现代之路,答案和密码一定会藏在传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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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民主的农村

当传统的乡村社会与现代秩序相碰撞,尤其是与那些自上而下的外力相遇时,混乱和不适,似乎不可避免。在台湾,这方面最明显的,就是乡村的民主。

杨渡不但是台湾政治转型的参与者,也是多年的观察者。总体上看,他对台湾乡村的民主,持负面态度。他与一位大陆前辈讨论过民主问题,大陆前辈认为,有了民主,即使不识字的人也会学会行使自己的选举权,相反,杨渡却认为,台湾的农村,似乎还没有做好迎接民主的准备,他的看法,是基于实地的观察。他曾深入了解过家乡的选举,发现买卖选票的行为非常猖獗。一个乡镇的选举,完全把控在操盘手里。操盘手用汽车运送上千万的现金,如果需要胜出一万的选票,甚至可以多出钱购买3万。

“只见一张比床还大的通铺上,堆满了一沓一沓的钞票,那钞票还不是一千元的,而是红色的百元钞。整个屋子里,充满钞票的臭味。有个看起来像地方里长模样的人,拿了一本选举人名册,正在和发钱的会计对人数,数钞票。”(474页)

这样的民主,当然让杨渡失望。但是,放到一个更长的时间段来考虑,拥有选举权的乡村,仍是一个好的起点。杨渡的父亲魅寇,在乡村是一个强人形象,帮人选举过,送过肥皂,是一个政治上的“知情人”。但是,他却不想让儿子碰政治。“政治尚黑,买来买去无道义,选举运动,世间第一黑。”他担心的是,在台北那样的大地方,一旦儿子因为政治被抓,根本没有能力救回。但是,杨渡的父母,以及其他经历过白色恐怖的乡下人,也会有自己的道德和政治判断。他们害怕暴政,不敢反抗,但是有了选举权后,却会默默把票投给那些曾经遭遇过国民党政府迫害的人,那些为他们争取权利的人。

台湾的农村,当然并不是世外桃源,它也有各种转型的问题。读《一百年漂泊》,会有一种“两岸毕竟是一家人”的感觉,台湾的很多怪现象,我们似乎都在经历。比说,1960年代,台湾的农村流行养白文鸟、绿鹦鹉,种白松茸,这些没什么使用价值,但是却被包装成致富神话,而在如今的四川攀枝花地区,很多人一窝蜂种植玛咖,最后的结果都是血本无归。80年代,台湾农村流行购买各种彩票,赌博,而如今,这些也在大陆农村盛行。台湾也有“打工”的一代,杨渡的家乡有一个纺织厂,一代代女工到那里上班挣钱,让小小乡镇充满了青春的活力,但是在90年代以后,这个几十年的纺织厂破败了,招不到工人,因为人力成本大为上涨——这也正在大陆的东南沿海发生着。

但是,台湾农村那些和我们不同的方面,却更值得我们去重视。土地私有制,传统信仰的保持,以及基层民主实践,这些因素让台湾人想起农村,心中不会只升起怪异的乡愁。乡村的精英,不必全部涌向都市,就能实现自己的价值,人们可以生活得很现代,但也不必完全斩断过去。大陆农村一年一度的追悼会很快就要结束,但是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的乡村,其实还有另一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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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信息:
作者:杨渡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副标题:台湾的故事
原作名:水田里的妈妈
出版年:2016-1
页数:524
定价:48.00
装帧:平装
ISBN:9787108054456

2016年2月19日, 2:34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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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公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