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旭阳:我的最后一篇返乡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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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春节,我在新京报工作,趁着回老家过年,写了两篇手记,都发表在了报纸上。第一篇讲的是“打工村群像”,另一篇写的是乡村的养老问题。从这一年起,我每年春节只要回村,就会写一篇手记,一直写到去年。

上述两篇手记中,第一篇现在还可以搜到,第二篇新京报的电子版没有收录,因为里面提到的一件事,让我惴惴不安,就请求单位不予上网。这件事情是,村里本家一位92岁的老太太,大年三十夜为自己做饭时,不慎引燃了棉袄,烧死在了厨房门口。她可以称得上子孙满堂了,而她的死,无疑为子孙们所痛悔和讳言。

出事后正月初三早上,我和父亲一起去探望她。她有三个儿子,老三大概在1999年夏天上吊自杀,老二常年在外,老大年过七十,是我曾祖辈的,我叫他大爷。我们到时,大爷正在招呼族人准备丧事。见了来了,他哀叹落泪,指着屋内的一口棺材,问我,“要不要去看看你老奶奶?”

我叹了口气,没有去看。我听到的细节时,她先是弄着了灶间的柴火,可能是扑救时又引燃了身上的棉衣,蹒跚着刚迈出门槛,就倒在地上,身上的火又蔓延到了门口的柴垛上,然后她再也站不起来了。

我们村姓孙的占了九成以上,族人里,老奶奶的年纪和辈分都属最长。自打我记事起,她就认识我,见面总是打招呼。我读大学的那几个暑假,她总是踮着小脚,走一二百米,来找我外婆聊天。我外婆年纪跟她相仿,两个人有太多的共识和知心话。

有一次,我特意旁听了她们的谈话。老奶奶在讲她寻短见的三儿,“我知道他时不时就回来看我。”她说,“我一个人在院里,在屋里,就知道他回来了。他也不说话,就看着我。有时候,他离我很近,出气儿都能喷到我脖子后边。我就说,老三呀,我知道你想妈,妈也想你,妈日子也不多了,死了就去看你……”

十几年过去了,我不能确保这段直接引语严丝合缝,但八九成的精确度是有的。2006年春天,我外婆死于乡间庸医的误诊。十年来,我每次想起外婆,她和我这位老奶奶的这次聊天,就历历如昨。

在中国乡村,有太多这样的老人,却没有几个人有兴趣记录他们的故事,哪怕一段话也好。他们就这样生于黄土,又归于黄土,就连最后栖身的一座小坟,也会被“土地财政”的推土机瞄上。而这,很可能是他们对这个世界最后的乞求。

我外婆离世前几年,政府正强制推行火化。外婆就再三叮嘱我们,千万不要烧她,一旦烧了,就永远会被打在十八层地狱再难托生。她还偷偷给我下任务,“旭阳呀,我最相信你,要是我哪一天死了,谁要烧我,你给我背到岗上,随便挖个坑埋了……”

我那位老奶奶,大体也会恐惧火葬场的烈焰。只是想不到,她辛劳一辈子,这烈焰没烧在身后,却烧在生前。农村养老的题目,在我离京前已经确定。老奶奶的悲惨遭遇,几乎为这个题目量身打造,又因为这种契合,显得有编造的嫌疑。而她,却真得永别了。村里,也再没有缠过小脚的老人了。她们的故事和心事,都被几铲黄土永埋于地下。

我不想否认基于节假和亲缘的便利,对乡村的描述可以为历史留下底稿,替沉默者发声,类似的书写永远有价值。然而,一种困惑却挥之不去:“回乡手记”们,会不会是一种窥私和猎奇,通过对当事人隐私和尊严的攫取与再加工,制造文字消费品?

至少,我写的东西,从来没有慰藉过这些老人,即使我的外婆。

2

《财经》高胜科兄前几天写了一篇回乡手记,自述为“零度写作”,文字真实残酷,却被标题党为“村妇组团约炮”的噱头,事实不过是几个耐不住寂寞和贫困的青年村妇,想通过微信交友,跟人私奔罢了。

老实说,我不觉得这有太多可以非议。每个人都有追求更富足的生活的权利,无论是通过寒窗苦读,还是解衣宽带。一个可以拿数十上百万年薪的白领,是很难体会几个农妇的焦虑和恐惧,就正如农妇会认为一个人但凡月薪上万,就肯定很开心一样。而无论白领还是农妇,婚姻本质可以都可被视作生存和生育资源的重组。

那位连夜从江西农村年夜饭逃离的上海女生(如果属实的话),跟那些想通过微信摇到金龟婿的村妇,应该说毫无二致。这个屈从于物质和欲望的队伍,还应包括那些看上去平稳和谐的高知识家庭。赵家院外,谁能拥有真的体面?

很多描写农村的文字,都把农村预设为现代文明的化外之地,农村和农村人眼下让人不适的种种,都被解释为“城乡壁垒”和“剪刀差”等问题派生的产物。而这些概念,却都出自官方制造,至少不逾越官方所能容纳的话语体系。农村活得不似人,被预设为历史的误会和遗憾。

我可以说这些基本在扯淡吗?几亿人活得难得体面,只能归因于体制化的主动剥削。曲曲一个“剪刀差”,如何能概括中国农民半个多世纪来的血泪挣扎?你不能剥夺乡亲们的土地所有权,却鄙视其贫困;无视他们受教育的权利,却嘲笑他们愚昧;坐视计生糟践农妇们的子宫,却愤慨于女婴数量的锐减。

就像那场莫须有的江西农村年夜饭,很多人对不锈钢餐具嗤之以鼻,却少有人知道,在大跃进时期,用几张烂瓦片烤撮粮食吃,都会被干部们一脚踢翻。理不理,嫁不嫁,个人有自由,然而何必对比自己更愚弱的人,泼洒那么多的怨毒和恶意?

3

正月初一的下午,我骑了四十公里摩托车,到邓州县城去给一个曾经的采访对象拜年。她叫张海新,在2013年曾私刻公章,组建了一个山寨的邓州市政府,而被判刑两年。

张海新租住在邓州农行大楼后边的一个小巷内,当天阳光很好,这条小巷却寒气逼人。她坐在阴暗的屋子里,守着一台电热扇,因为右脚大趾头甲沟炎越来越严重,她没有穿袜子,患处不断渗血,没钱治,她就用卫生纸擦。床头一个大垃圾桶内,扔满了带血的卫生纸。

我曾经写过她的报道,也在看守所的审判庭见过她,却一直没机会跟她说话。初一下午,我问了她一个最感兴趣的问题:你为啥要弄一个山寨市政府?她的回答很简单:村里土地需要确权,但各级政府都不给盖章办手续,她只好去刻了公章,然后自拟了一大批文件,以此鼓舞失地农民跟着她维权。

在她刑满释放后,一个同案犯打来电话表示歉意,她不便再跟她见面了,“姐呀,咱们那些都是假的,在群众中没威信了……”

“威信?这帮贪官污吏就更有威信?”张海新提起这个就气呼呼的。在法庭上,她曾怒斥当地政府坑民害民,大小官员都半死不活。在看守所内,她因拒签逮捕通知书被管教抽了一个耳光,“我攥紧拳头,她要再敢打我一下,我就跟她拼命。”

到这里,我打断提醒了她一下,幸亏她没有反抗,否则她即使被打死,按照目前河南省公安厅、司法厅和省检2010年联合下发的文件,只要检察院不立案,她的家人休想维权。即使想见到她的尸体,都得经过公安的批准。

她所受到的刑罚和羞辱,只不过是因为她想为所在村民小组的土地争取确权。而这个农民小组所谓的土地,又是从哪里来的?

不堪追问。

这也是我对大多数返乡手记无感的原因。扯来扯去,绕来绕去,总是回不到真问题上:权利匮乏,才是真的贫困,更是贫困之源。农村的各种乱象,或许会给城里人和农村逃离者一个错觉:之所以有这样的地方,这样的人们存在,城市才更像城市,上等人才更显体面。

故乡从没有光复,谈何沦陷?然而,诗意栖居的念想却总在岁末年初袭来,于是,他们从老家带走了鸡鸭,或者它们下的蛋,以及一屏又一屏的狗血故事。

(我去年的手记,可以看我春节前的推送《我们的家乡,在没有希望的田野上》)

2016年2月14日, 8:43 下午
分类: 公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