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记者 高胜科/文

春节期间有各类温馨和怀旧故事,我要写的故乡杂记却显得些许残酷和悲戚,可惜这并非杜撰虚构,而是真实的写照。田园故乡不止是在生病,而是有关于忠孝道义的一切伦理气息彻底死去了。

连我自己也费解,在讯息如此发达、科技如此创新的现代社会里,为何这群人的生活竟会如此?可惜,这便是赤裸裸的人性,无论你愿不愿意,它都摆在那里,真实地发生,并伴随着时钟的摆动继续而又变本加厉。

如果说,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经,那么,我的故乡如此沦陷的方式,以及这首难唱曲的哀婉程度,都显得荒诞不经。

这是装满了我童年记忆的东北故乡,尽管家人早已搬迁,但我还是每年都回到这里,光顾老宅,在年节中拜访族中长辈老人,并对死去的亡灵焚纸烧香尽一点绵薄的传统孝心。也可以说,多年来,故乡从未离开过我的视野,并因为爱它,才为它的人情嬗变而心疼,为生活在这里的村人遗憾而痛心。

这一切的爱与痛之中,自己无能为力,仅能摘录其中的片段,并筹划着有朝一日立此存照,记录民风遽变、家族由盛转衰,以及一个村庄的死亡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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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老人的“旧社会年关”

故乡还在,但村子的魂魄早已死去,宗族家训的血脉早被抽空,只剩下碧水青山难得好景致的一张皮囊。

春节期间,村里一些高龄老人正在东北的火炕上忐忑地活着——他们因活得高寿而倍感内疚。自杀之心早已有之,有着同龄老人的彼此宽慰、相劝,死心虽然没了,但活罪难逃。

准备年夜饭时,村里一位年过8旬的阿婆刚刚被骂,幺儿的媳妇掐着细腰、抱着孩子,把她“祖宗八代”骂了个遍。

几天前,老人被家人推倒,摔在院子里的台阶石下。带着淤青的伤,拄着柴火拐棍,老人弯腰生起了灶火、烧热了火炕,因为做的一顿饭菜不合口味,七碟八碗的饭桌子被儿媳妇猛力掀翻,椅子上的一盆酸菜被扣翻落地,冒着热气,滚着汤水。收拾碟碗碎片的过程,老人不敢言语一句,头垂得很低。

此时,老人的小儿子正在村里小卖部的麻将桌上酣战了两个昼夜。当然,即便在家里,儿子也不敢发声,至多是默默帮助母亲收拾散落了一地的碗筷残局。

在东北,春节是一年中最重要、也最喜庆的节日。因为节气使然,每年农耕一茬玉米,按春种秋收的时令,瑞雪隆冬正是村民农闲之季,也本该是众亲友朋团圆、几代人同享天伦之乐的时刻。可在村里,春节越近,老人们的生活越发孤单和悲催了,挨骂被打的间隔也更短了。频率最高的一句诅咒是——“老不死的东西,你怎么不早点走(意指去世)了”。

受此待遇,正是因为老人活得太高寿了,“老了就不中用了,也是小辈们的生活累赘”,老人这样告诉我。偏偏这又是东北地区一个闻名全国的“长寿之乡”,90岁以上甚至过百寿命的健在老人还有很多。根据县志记载,清乾隆年间,这里出过一位寿享164岁春秋、经历了“两朝七帝五总统”的老人。这名老人被家乡的政府部门作为光鲜的外宣名片,而长寿老人的现实生活却鲜为人知。

在我的故乡,类似邻家阿婆的故事不是个案,而是一群老人的镜像。几年里,我曾利用回乡之时,去拜访过村里年逾75岁的一些老人。他们的生活境遇不堪,更远未享到晚年之乐。他们并非膝下无子女儿孙,并非老无所倚,讽刺的是,子孙满堂都在村内,却老无所养。

田婆(化名)已经89岁高龄,在大年初一的清早,她盼着能有儿孙们来探望她。直到炊烟日暮,她终究还是失望了。儿孙算起来超过30人,没有一个人选择在这一天陪她安静地聊聊天。几年前,老伴因病去世,让她更为孤单。田婆患有多种疾病,以往因为治病的事,闹出了不可思议的笑话——在治与不治的争议中发生了打闹,儿子之间拳脚相加,妯娌之间早已素不往来。

新年的第一天,最先来看她的,是村里一位比她小五岁、比她更孤独的老人。两个老人曾在几十年前因为一桩旧事生怨,曾发誓老死不相往来,可最终还是没能战胜孤单。那个老人拄着拐杖,拖着老寒腿,尽管只有几百米的路程,却也要走走停停,经常来说话、打发彼此的孤单。

直到大年初二,每个儿子分别送来了200块钱。这是老伴活着时定下的规矩——每一年,每个儿子给200元算是“养老费”。这个数额也是经过了多年的“拉锯”协商敲定的。因此,在一年的365天中,除了送200块钱以外,儿孙再很少出现。

大年初三,田婆突发痢疾病倒了。前一天,他的一个儿子和儿媳除了送来200块钱,还带来了一箱牛奶。老人喝下后,频繁地去厕所——这箱牛奶过期了半年之久。这不是第一次,以前,田婆每逢生日时,有儿媳妇把家里吃不完、或者即将坏掉甚至已经腐烂的水果送来。

村里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年过百岁的老翁,儿子倒还孝顺,却意外地死在了不孝的儿媳手中。老人生前已查出患病,医生叮嘱过家属,发病时可及时送医就诊。然而,在老人最后一次发病时,最先发现的儿媳却故意紧闭屋门,未能及时告知当时就在院子中的丈夫,让老人错过了送诊抢救的黄金时间。

出殡之时,儿媳比儿子哭的更为厉害,也是把一场孝顺戏演到最逼真的明星。她一会儿长跪在黑土上不起,一会儿又扑在坟头嚎哭,几个男人都拽拉不起身。在场的很多村民夸她孝顺,当然,也有人发现她一边假哭,一边用手从嘴里蘸着口水,不断地向眼睛上涂抹。事后,很多女人学会了这个招数。

为了让老人死的迅速而又悄无声息,一些狠心的儿媳还会在食物上动动脑筋。通过在一日三餐上节食减量,让老人在长年累月的自然饥饿中走向死亡。明知如此,老人却不敢声张,否则家庭内战将会迅速引爆全村人的围观。

婆媳之间的先天积怨生恨,在中国一些落后贫穷地区并不罕见,但是,毕竟是一家人,缘何如此视为仇敌、针芒相对?这个问题,我经常在思考。孝道礼教的殆尽,宗族传承的断裂,也许正随着这个村的民风凋敝而来。而且这恰如一场瘟疫,很快蔓延滋长起来。一些外嫁到村里的女人,从开始的不解,到入乡随俗的接受,再到变本加厉的效仿,最终很可能成为心藏蛇蝎的最恶毒之人。

每次回到故乡,附近的阿婆阿公总愿意找我聊天,也许是因为孤独太久,又没有一个适合倾诉的对象。约在十年前,我刚大学毕业做记者时,邻家的阿婆对我说,“你这个写字的,应该写写咱们村不顾忙闲、不务农事的麻将风气。”

而最近几年,每次春节归乡,阿婆的说法又变了,“你是做记者的,你应该曝光一下村里的不孝风气,这群媳妇们作(意指“折腾”)翻天了”。

群山遮住了村人的眼界,而素质与修养的缺乏,又让他们并未学会正确使用工具。城市中的刀具,传入村内,但村民并未用它切菜,而是无师自通地发明了用它来扼杀生活。包括有限的娱乐方式,也在被歪曲利用着,成了村里老人眼中的糟粕,流传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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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攀比和竞赛中的春节

离春节还有十多天时,村里最穷的一个农户再传噩耗,男主人因病去世;大约两三年前,他的小儿子也因病过世了。

男主人去世的几天前,他的大儿子在一群农民的陪同下,乘着当天的早班车去了乡镇上。当天上午,这个低保家庭一次性取出了全年3000多元钱的低保费。这群人刚出政府大门,就转身走进了乡镇上最好的一家饭店,点上最贵的酒水和饭菜,将全年的低保费花费的所剩无几。

这户村民很穷,也始终被村人视作“傻子”对待。大儿子知道,即便是只有一天可以行乐痛快,撑足了面子,哪怕剩余的364天都在听天由命地喝着西北风,也很值得。

“面子”是村里最为讲究的声誉,攀比是村人生活中的必需品。杀年猪在攀比,如果谁家的年猪杀的最早、体重最大,家人走路也跟着趾高气昂;而谁家的年猪很小,在村民的打探中连走路都不肯抬头。

按东北规矩,每年刚过元旦,村人陆续杀年猪,族人和邻居会前来帮忙,然后在土炕上堆满菜盆,摆上几桌。村人之间在比拼着,谁家的年猪膘肥体壮,谁家的待客方式比较周到,谁家因为吝啬而在菜盘光了之后不再添菜。可能刚从你家放下碗筷,很快,你家待客的不热情和吝啬便会不胫而走,传遍了整个堡子。

可是,在我听到的众多故事中,没有哪一家村民是真正大方的。即便童年记忆中比较忠厚老实的人,如今也被认为是不喜欢添菜、故意将肉做不熟的“滑头”了。

放鞭炮也在攀比。在农村,每年春节都要燃放爆竹,以前放鞭炮,近些年来流行城市中常见的烟花。在我的童年记忆中,春节期间不时会有火灾发生。在东北的森林山区,一年四季要靠烧土炕取暖和做饭,燃料就是漫山遍野的枯枝败叶,每家农户都在院内外堆起来足够燃烧一年的巨大柴火垛。以往的年俗中,谁家的柴火垛堆得高,摆放整齐,被认为是“过日子的一把好手”,这也是农村年轻男女相亲必看的一个物件。

但春节期间,总会有一些不受控制、火花四射的烟花爆竹,钻进柴火垛中,从一个微弱的小火苗燃烧成一团扑不灭的火球。当然,村里也有一些火灾是人为纵火导致的,如果邻里闹了矛盾,彼此最常见的报复手段便是趁着月黑风高,把一根点燃的火柴丢进柴火垛中,并快速地隐匿跑开。

临近春节,每户农民无论穷富,都要购买烟花,每户花销少则三五百元,多则超过千元。这笔开支相当于户均年收入的1/10。

村里罕有外出打工者,即便打工的,也都是男人离家,留下妻子照顾老人和孩子。因为进城能做的活计不多,而且常年讨要不到工钱,是否外出打工也让不少村人在2016年的春节犹豫不决。春节前夕,村里有年轻人在工地上索要工钱没能返乡。当天,他的家里杀年猪,村人为此摆宴庆祝,酒桌上没人关心这个年轻人最后是否讨到了工钱。

通常,选择进城打工的家庭年收入在3万元左右,而更多的人留在村里,进行了两极分化:一部分人,需要赔笑送礼,给在村里滥砍盗伐的老板们做工,砍伐森林按日计价,如果每家有两个劳动力,年收入约2万元;另一部分人只能把浑身憨力用在几亩农田上,年收入只有几千元。

但无论收入高低,春节燃放烟花是必须完成的一项使命。按传统,爆竹声中辞旧岁,这不仅是新春吉利的表征,更关乎着未来一年的财运时运。于是,村民们也攀比着:谁家燃放的烟花多、买的烟花贵,这是可供炫耀的谈资,胜者脸面有光,意指全村一年的好运都聚集在他一家。

除夕夜里23时,是各户烟花整齐绽放之时。这时的竞赛,变成了谁家的烟花漂亮,喷射的高,绽放的美丽。全家人一边院内欣赏,一边与别人家墙内外绽放的烟花进行比较。落败者,会心有不爽地暗下发狠,明年我一定在烟花上超过你——只有这样,我的日子才会超过你。

礼崩乐坏的村风

村内对子女的教育观,始终处在一种盲从和摇摆状态。十多年前,我是村里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当时正是“读书无用论”在村内盛行之时。一个成绩很好的儿时玩伴,在家长劝说下初中辍学。当我大学毕业后靠一己之力打拼,在北京工作、安家,又一度被视为村内标杆,很多家庭心甘情愿砸锅卖铁供孩子读书。近几年情况生变,不少大学生毕业后,难以找到村民心目中“赚钱多”的好工作,一些不够自立的子辈,工作后还要时常依赖父母的继续补贴。因此,村子里的教育价值观再次紊乱了,在“孩子是否读大学”的问题上显得左右为难。

不久前,一名在读大学生,被父母劝导准备中断学业,要么回家,或者选择留城务工。劝说的理由是一笔简单的农民账:“家庭条件不好,而且大学毕业后也不是分配,要自己去人才市场等着人要,这和打工没有太大区别。工作难找、赚钱又少,而读书又太费钱了,家里供不起。”

大山隔绝了村人的视野,他们不知道、更不关心外界发生了什么,日久变得难以明辨是非、通达事理。在村人眼中,好与坏、是与非的衡量标尺和参照系,是比他们相对富裕的几个村民。这群一夜暴富的聪明人,是靠胆量起家,不择手段、不计后果,敢于挑战道义和法律底线。

在村人的思维中,宗族传统权威早该被打破,唯有自身钱包很鼓的人,说出的话才具有分量,才能服众,才理应被推崇为德高望重。而不用关心所讲内容是对或错,更无须计较发言者的年龄大小和辈分高低。这种逻辑极为简单:有钱人,就是成功的,也一定是最正确的。

这也是一个局限的天地。全村不足百户,拥有20万元以上家产的农户寥寥无几。四面深山环绕,只有一条土路通向乡镇,每天有早晚两班客车通行。很多村民,一生未出远门,还有更多的老人,没读过一天书,一辈子没走出大山、进过县城。

没见过世面的老人,却是大山中最后一批宽厚仁慈之人。可惜,这些老人越来越稀缺了,我认识的老人也渐次过世了。此后,一个儿孙满堂的家族根基开始坍塌,家风越加败落,族人之间不再友善和睦,一个尚未成家的小辈不仅可以辱骂父母,甚至还敢随手抓起一把农具冲向他的父母。犹如一棵大树,尽管枝叶繁茂,高耸参天,掏空树根后,树干和枝桠也开始枯落和腐烂。

田婆家的阿公在世时,曾有一个遗愿,子辈能将族谱在春节这天请回来,然后全年烧香祭品供奉。这个提议一再拖延,七八个子女互相推诿。

按农村的祖上规矩,幺儿要和老人生活在一起,长子要替父母分忧解难、操持家族责任。一番争吵过后,长子被迫接下了这个任务。

好景不长,不到一年,因为本身的不情愿和后续生出的怨气,长子将族谱砸个粉碎。让他怨气的是,在请回族谱、准备祭品的仪式前后,族人中没有一人前来帮忙,而大年初一之后,族人们拖家带口蜂拥而来,叩头祈福,求祖宗们能佑护他们大发财源、家丁兴旺,而在离开时只会丢下一两块钱的零钱,而在外被传言“发展很好、赚钱不少”的子孙后代在下跪叩头后,丢下的也不超过十块钱。

当然,不再供祖祭祀,还有一个更大的理由——长子一家在为祭祀忙碌的一年中,他发现,祖宗们并没有赐予给他这个最孝顺的人任何的好运。他似有所悟,原来祖宗不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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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无论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还是陈忠实笔下的白鹿原,自古以来,乡土文学不乏经典,但这些都只是故事。而我家乡正遭遇的,不是故事,而是一场升级版的事故。

故事是正常人之间的家长里短、生活百科,而事故的主角则是一批非正常人,但他们神智健全,没有任何的精神疾患。这场事故的本质,是赤裸裸的人性与一个物质极大丰富、人情味却无比缺失的时代产生的激烈对撞。

小智小慧的农民式思维,自私趋利和数典忘祖的人性丑陋,在这个村中被放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勤善礼孝的祖训宗规已然荡然无存。四面的盘山峻岭遮蔽了他们的眼界,信息的闭塞、交通的不便,也切断了他们和外界的通联和交融,又加剧了这场无知的荒诞悲剧以野蛮的方式继续上演。

事故发生在东北的一个极为偏僻的县城,县城中最为偏僻的村庄。在这里,原生态的自然环境,现代社会中稀缺的碧水青山,与礼崩乐坏的人文环境,极为不符。

追溯村史,祖上一位丧夫的老奶奶用篮子挑着几个幼儿,从山东出发的闯关东中途,路过这一片肥沃黑土,犁地开荒,停留生活。孩子长大后,逐渐形成了村落。

在村内,从一个个至亲,又衍生为多个家族,从祖上追溯都是亲属友朋。祖上起于一枝,本应相亲相爱,而结果却相害相残,在言传身教之下,子辈们也加入其中,斗争更甚。根据村里年长者的回忆,从建村起,到民风蜕变前,一直是民风淳朴、宗族礼教井然,族人也始终被认为是周边乡镇中最传统、憨厚善良的一批农民。在我的童年记忆中,为村里自愿修路搭桥这样的乐善好施行为不胜枚举。

然而,近十多年来,风气每况愈下,几代祖先努力营建的乡村秩序毁于一旦,利益崇拜,砍树刨根,贪利图逸,不思进取,宗族约束力完全凋零,传统礼教全线崩裂。

我经常在想,中国的多数乡村已被城市化的步伐碾压的“空心化”,很多人在为消逝的乡土文明而呼吁反思,这是因为它走的太快、把文明丢的速度过快。而我的故乡,它却在飞速发展的时代中,因为笨重的身躯和闭塞落后,走的太慢了,本该为此庆幸。但不幸的是,它却走向了另一种根脉断裂的的病态极端。

几年来,我始终思考着“缘何至此”这个问题,可惜,至今不能得出那个最准确的答案,况且问题的原因也极为多元和复杂。现在,唯一能做的,以“零度情感”略记一二。

来源:《财经》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