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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的文章并没有什么敏感内容,但发出来很快就被和谐了。不过关系不大,那篇文章更多是谈某一个具体个人的行事方式,公共价值比较有限。

今天想谈一谈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更有公共价值的话题:愤怒。

在前两天一波波的刷屏中,很多人都对部分文章渲染的愤怒情绪表示了反感,这也是为什么那篇“文盲”文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反感愤怒的人大抵有两种意见:一些人觉得,怒火中烧,人会失去理性,被煽动性的内容牵着鼻子走,作出不理性的行为,也不利于做有建设性的讨论;另一些人觉得,你愤怒也没用,几年前你愤怒了,可是三鹿蒙牛也没怎么样,你现在再愤怒又能如何呢?

过去一两年,我读到过一些关于社会变革中的理性和感性这个话题的研究论文,对以上两种意见有一些思考。在这里与各位分享一下我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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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可能是最理性的

人们往往认为“”和“”是对立的:理性就意味着非感性;感性就意味着非理性。在我们日常使用的语言中,甚至把理性和感性和不同的器官对上了号:理性是由头脑掌控的,感性是由心掌控的。

只要具备基本的生理学知识就知道:这样的划分完全是错误的。心脏只是一个负责血液循环的器官,跟人的感情没有什么关系。其实,理性和感性都发生在我们的头颅里,都由我们的大脑掌控。

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就不难理解:既然所谓的理性和感性都在同一个地方发生,那么它们就不是两个相互对立、相互独立的东西,而是紧密相关的。

如学者James M. Jasper所言:“人的感受和思考是两套平行但又互相作用的过程,它们都是我们和这个世界的互动,都有着相似的神经生物学基础。”

就以这次事件中的愤怒为例吧,在给它贴上“非理性”标签之前,我们或许应该多想想:人们——特别是父母们——为什么愤怒?因为他们担心自己孩子的健康。希望孩子健康,难道不是一种理性吗?

这种愤怒其实是一种极其理性的自我保护机制。就好像我们的手被烫到之后会产生痛感。你会说人的疼痛是“非理性”的吗?不会。无论是疼痛还是愤怒,都是为保护自己和自己的亲人而产生的反应。

至于这种反应是基于怎样的信息作出的,又会引向怎样的思考和行动,后文将做讨论。在这一部分,我想论证的观点就像苏打绿唱的:

“感性和理性相反?别以为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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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有很多种,感情恨复杂

在上文中,我频繁使用了“愤怒”这个词。但Jasper教授提醒我们:我们在各种场合所说的“愤怒”,可能指的根本就不是同一种感情。

比如,你被阴影里的某个东西吓到了,恐慌之后可能立马觉得气血上头。这种愤怒,和你因为政府长时期的不作为而逐渐累积起来的愤怒,可能有很大的区别。(虽然它们都带有理性自保的成分。)

我们对“情绪”、“感情”的统称则更是把很多不一样的情感都装在了一起。我们在说一个人“感情用事”、“情绪化”的时候,到底指的是哪种感情?不同场合下的“感情用事”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我们所使用的日常语言,可能遮盖了很多东西,如果不多想一想,可能意识不到这些标签是多么地粗略和不严谨。

学术界大量关于感情与社会运动、社会变革的研究,将感情大致划分为五个类型:

  1. 反射型的感情,因为物理环境或社会环境而产生的迅速反应,常常伴随着表情和动作,比如恐惧、愉悦、惊讶、恶心,也包括上述第一种愤怒。
  2. 强烈的欲望(Urges),比如情欲、上瘾、困倦。这些很少被常人纳入“感情”的范畴,但学者认为,它们和其他感情有共通之处,并且会深刻影响人们的政治和社会参与。
  3. 情绪(mood),为时更长,可以从一个环境中带到另一个环境中。和其他长时间感情不同的是,情绪没有直接针对的对象。
  4. 依附、忠诚及其反面:爱、恨、尊敬、鄙视、信任、怀疑……这些感情往往不是由短期的、偶然的事件决定的,而是由长时间的对他人的态度而产生的。
  5. 道德情感,也即对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的判断,例如对不幸者的同情,对社会不公的愤慨。

所有的分类方式都不可能是完美的。但是这种分类方式能够回应“感情都是非理性的”这种论断。实际上,当人们在说“感情是非理性的、会蒙蔽我们的双眼、会导致我们作出错误决定”时候,大家往往指的是上述第一种感情:短期的、迅速的反应。是的,这一类别的感情的确可能影响我们的逻辑思维、把我们带到沟里去。

但是对于那些更长期的感情,特别是最后两种感情而言,它们并不会对我们的“理性”判断带来太大的阻碍。比如说,你爱你的父母,你爱你的家乡,你因此而成为一个在家庭里、在故乡土地上被蒙蔽双眼、失去判断力的人了吗?你爱憎分明,讨厌在公司里向上谄媚的人,这导致你在职场中作出糟糕的决定了吗?并没有。相反,你的爱憎有时反而让你对一些事情看得更清楚,帮你做出更好的选择。

所以,当我们在批评“感性”、质疑“愤怒”的时候,真的得好好想想:我们所批评的,到底是哪一种感情?哪一种愤怒?是那种短期的、应激式的反应,还是经过了长期的判断、建立在道德标准之上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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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是社会进步的必需品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前文提出的问题:人们的愤怒是基于怎样的信息作出的,又会引向怎样的思考和行动?

如果套用上面的分类方法,我会把此次大家的愤怒归类为1、4、5的混合。当那组图片和那篇文章在朋友圈传开的时候,可能有不少人的愤怒是反射式的(第1类),他们所读到的可能是片段式的信息,很多人也不知道自己读的是2013年的旧文。在这种情况下所产生的感情,确实有可能带有非理性的成分,确实有可能导致错误的决定(比如不打针)。

但是,当最初的应激反应过去之后,人们会阅读更多的信息,会联系自己对各类事物的爱与恨,同时结合自己此前的人生经验,以及自己的道德判断。这时,人们的愤怒实际上是基于长期的评估,有着稳固的基础。那些带孩子去香港打针的父母,真的是不理智吗?其实他们相当理智。他们经历或目睹了太多的类似事件,他们的感情绝不是短期应激的,而是长期判断评估之后的结果。当他们发现自己即便搜索了再多的信息、懂得再多的科学知识,都没有自信可以保证孩子安全的时候,去境外、或选择进口货便成了情感驱动之下最理性的选择。

那些认为愤怒和恐慌会导致父母慌不择路、拒绝给孩子接种的人,我认为有些杞人忧天了。当然,我没有经验数据支持,这只是我的个人判断。

最后再回应另一种质疑观点:愤怒也没用。

是的,愤怒很多时候都没有用。几年前的占领华尔街,发端于西班牙的“愤怒者(Indignados)运动”,聚集了许多愤怒的公民,大家喊出愤怒的口号,要求社会的变革。最后,运动并没有取得什么看得见的成果,华尔街银行家们依然逍遥自在。但是,很多人认为,这些愤怒对此后的变革至关重要。“社会主义者”桑德斯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初选中取得的无人预料到的惊人成绩,就被一些人认为和占领运动的遗产密切相关。

我们不知道愤怒会不会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但我们知道,没有愤怒者的世界,肯定不会变得更好。

当然,只有愤怒者的世界,也不会变得更好。

我曾经在一篇论文中读到这样的精彩段落(参考文献2):

社会的变革、社会的正义,需要多方面话语的共同作用——其中包括愤怒的话语,道德的话语,科学和专业的话语,社区组织建设的话语,民意的话语。每一种话语都是有自身局限性的,没有哪一种话语可以垄断社会变革。

结合这两天发生的事情,这段话带给我们的启示是:不要用科学和专业的话语,去封杀愤怒的话语和道德的话语。当然,也不要用愤怒和道德去排斥科学和专业。通向一个更美好社会的道路,需要科学的研究和专业的信息,也需要愤怒的表达。

参考文献:

  1. Jasper, J. M. (2011). Emotions and Social Movements: Twenty Years of Theory and Research.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7, 285-303.
  2. Fine, M., & Barreras, R. (2001). To be of use. Analyses of Social Issues and Public Policy, 1, 175–183.

延伸阅读:

  1. Juris, J. S. (2008). Performing politics Image, embodiment, and affective solidarity during anti-corporate globalization protests. Ethnography, 9(1), 61-97.
  2. Yang, G. (2005). Emotional event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llective action. In Emotions and social movements (pp. 79-95).
  3. Papacharissi, Z. (2014). Affective publics: Sentiment, technology, and 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 Karatzogianni, A. (2012). WikiLeaks affects: Ideology, conflict and the revolutionary virtual. In Digital Cultures and the Politics of Emotion (pp. 52-73). Palgrave Macmillan UK.
  5. Shaw, F. (2014). Emotional Investments: Australian Feminist Blogging and Affective Networks. In Internet and Emotions (pp. 211-224). New York: Routledge.
  6. Juris, Jeffrey S. 2008. “Performing politics: Image, embodiment and affective solidarity during anti-corporate globalization protests.” Ethnography 9(1): 6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