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木1984|盛世與禁書

1735年,正值盛世。剛登基不久的乾隆做了兩件令時人費解的事情。第一件是他下了一道旨意,要求湖南督撫捉拿曾靜、張熙等人,並秘密押解到北京候審。此後,他又親自關照刑部,並讓親信徐本親抓此案,從重從速地了結了兩人的性命。另外一件就是他聽取了徐本的意見,在全國範圍內收繳一本叫《大義迷覺錄》的書籍,並禁止民間講授和私藏。

乾隆一向以孝順自詡,登基後更是謹慎行事,如履薄冰,以不更改雍正的重大決策為施政原則。然而,他所殺的曾靜和張熙二人都是雍正下詔不殺之人,而《大義迷覺錄》更是雍正親自編撰,並要求在全國範圍內講授的“欽定讀本”。

那麼,乾隆為何會對這兩者做出如此反常的舉動呢?曾靜和張熙到底做了什麼“大逆不道”之事,竟惹來殺身之禍?《大義迷覺錄》又是一本什麼書,前後的命運竟會如此不同?

近來讀了史景遷的《雍正王朝之大義迷覺》一書,對此大概有了一些認知。史景遷是一位善於講故事的歷史學家,他的許多作品,都是從小處入手,呈現的卻時代的整體特徵。在這本書中,他同樣以細膩的筆調,講述了《大義迷覺錄》這部奇書的形成、流傳和禁毀的過程,曾靜、張熙被殺的始末,以及其間橫生的許多耐人尋味、匪夷所思的枝節。

1728年(雍正六年),湖南士人曾靜、張熙策動手握兵權的四川總督嶽鐘琪謀反而引發的呂留良案。成為雍正在位期間第一大案,呂留良是明末清初著名理學家,浙江石門人。他所寫的許多詩文和日記中,有大量激烈的夷夏之防等言論。他在評選科舉考試的墨卷時,發揮了儒家“夷夏之防”的思想,闡發民族大義,自然具有反抗清朝民族壓迫的一面,但他不把“夷狄”當人類看待,甚至視同禽獸,也未能擺脫大漢族主義的錯誤立場。在評選時文時,呂留良主張首先要分清是“華”還是“夷”,然後才能講君臣之間的倫理關係。“華夷之分,大過於君臣之倫”。

曾靜讀了呂留良評選的時文,由“夷夏之防”推出了清朝入主中原是“夷狄盜竊天位”,並導致了反清的實際行動。呂留良早死,曾靜與弟子張熙,因受其思想影響,列舉了雍正帝九條罪狀,勸嶽飛後裔四川總督嶽鐘琪反清,結果嶽鐘琪密報朝廷,將呂留良的家屬、師徒,以及其他與此有關的人員一律治罪。

死者戮屍,活者斬首,受牽連者或殺或流,或發配為奴,輕者也被杖責。清廷並於第二年九月,將呂、嚴、曾、沈所著之書及其言論和歷次所下諭旨集為《大義覺迷錄》一書,頒行天下。以示警戒。並讓曾靜、張熙親自到東南各省學府宣講,當眾認錯,以消彌東南各省文人的反清情緒。

雍正試圖通過這本《大義覺迷錄》為自己辯解,以正視聽。因為曾靜羅列的罪狀中,關聯著雍正殺弟、逼死母妃甚至害死康熙篡位的謠言,也牽涉到對雍正朝諸多的政治改革的評價。雍正之所要編撰這本書,並且頒行各省,每月講讀兩次,甚至遍及鄉村,就是希望“逆賊狼嗥犬吠之詞”來“使窮鄉僻壤感發其忠愛之天良,共明夫尊親之大義也”。

但是,隨著此書廣行天下,人盡皆知時,雍正這種自逞筆舌之能,撰文闢謠的結果,反倒弄巧成拙原來,對清代皇室,民間更感興趣的不是“義正言辭”,而是類似於“呂四娘刺死雍正”的傳說。於是,原本只在小範圍流傳的謠言,便隨著“義正言辭”的辯白,流傳全國。上至皇宮大臣,下至販夫走卒,皆議論紛紛。非但未能端正視聽,竟引起天下之人競相窺視宮廷鬥爭。

作為登基不久,還未立足腳跟的乾隆皇帝來說,這種動搖根基的輿論,是一定要根除的。尤其是在獨裁社會,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而防民之口的最有利的做法,就是殺掉代民言說的知識份子。那麼,像曾靜這樣揭皇家老底的知識份子,就更加不能留在世上了。

而且乾隆有殺曾靜的足夠理由,那就是他要效仿雍正處理呂留良案一樣,以誹謗皇祖一罪誅之。如此,他大可以宣揚,雍正不殺曾靜是先皇仁慈,自己誅殺曾靜是明刑正法,敬天法祖,為民除害。而《大義覺迷錄》當然也要全部銷毀,以絕民間談資。

但歷史就算遭到“毀屍滅跡”,它最終也會“改頭換面”,以其他的方式留下證據。事實上,在此期間,清朝的許多知識份子或目睹此事,或在其間推波助瀾,並因此留下極為龐大的檔案,保存了這段歷史。而史景遷正是從這些紛雜的材料當中,用他的“春秋”筆法,這一奇案的全景和細節呈現出來。

事實上,我們會發現,這並不是一件孤立的案件,它的原委可上溯至遙遠的過去,部分是在17世紀中葉明末清初的軍事衝突與知識論辯中,部分則可遠溯至古代,甚至迄於孔子之前的中國哲學、歷史文本粗具雛形的年代。

在此,我們還看到,身處那個時代的中國人,他們一方面汲汲營營於儒士的名位,另一方面又身陷於科考的迷茫之中;他們一方面皓首窮經,但又得對上位者所做在他們看來是專橫、負面的決斷逆來順受。甚至,這樣的悖論性格至今也在延續。

而對於像雍正和乾隆這樣的統治者來說,他們在處理此案時所採取的不同方式,只是因為政治目的的不同而已。在面對民間林林總總的人物、形形色色的百態,雍正欲正視聽的企圖顯得並不足道,而乾隆的“殺”字訣亦不能杜天下人悠悠之口。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雍正和乾隆都錯了,一個以為向天下說明對他不利的傳言,便可讓流言不攻自破……但是他的子民卻記得了謠言,而忘了皇帝的苦心;另一個以為把書燒掉,便能告慰父皇在天之靈。而他的子民卻以為他之所以想毀去此書,就是因為書中內容乃真有其事。

我們知道,讀史其中一個用處在於提醒自我,事情可以匪夷所思到什麼程度。曾靜謀反的奇案,還有《大義迷覺錄》的刊刻印行、通頒天下,似乎正是這句話的註腳。但是讀史又另有一個用處,就在於讓我們看到,人可以這般實際地應對如此匪夷所思的情景。曾靜與雍正又再一次說明了這點。

2016年3月8日, 8:21 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