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呂東熹

「知識份子,是一個關心他個人身處的社會及時代的批判者與代言人。」

—金耀基

對統治者提出異議與批評,是日治時期臺灣知識份抵抗日本殖民運動過程中所建立的傳統,1945年戰後,臺灣知識份子延續了這種批判精神,尤其新聞輿論界,更接續了戰前評論時事、關心國族問題的知識份子使命感,而興起一股辦報熱潮。二二八事件爆發前,日治時期有媒體經驗的臺灣新聞界菁英,紛紛投注熱誠,都想在言論上對百廢待舉的臺灣建設與未來前途,甚或長官公署施政,貢獻知識份子的言責。

豈料,一場劇變,使得包括醫生、司法官、報業、教授等一批養成於日治時代的臺灣知識菁英,歷經變動年代的浩劫,雖渴望在戰後有所作為,卻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中,或犧牲生命、或逃亡,或淪為階下囚,很多人從此噤聲,黯然退出言論出版界,也失去文學╱文化傳播權力,使得臺灣本土論述因此弱化,成為無聲的一代。

研究二二八歷史頗深的前國史館館長張炎憲教授,有深刻的體悟,他認為︰

「臺灣菁英遭此浩劫,傷亡慘重,也對『祖國』失去信心。倖存者從此不再奢談政治,臺灣社會發生斷層,上一代的經驗無法傳給下一代,臺灣歷史文化失去聯繫。」

張教授所稱「發生斷層」與「上一代的經驗無法傳給下一代」,可說深刻地指出了,二二八劇變的影響,並不僅止於當時的直接受難者,其親族、子女遭事件衝擊分崩離析,頓時陷入基本生存的苦痛掙扎者比比皆是,生命與存在狀態被外力斷然扭曲,從此不論在家庭及個人精神、心理等私領域,或政治、經濟、社會等公領域,均長期遭受比一般人更沉重的箝制和壓抑。

《二二八記者劫》深入訪問或整理二二八事件後,部分新聞界受難者與家屬的生命故事,和他們終其一生與苦難記憶搏鬥的深刻履跡,希望能進一步探索並勾勒出,當一代新聞精英為了臺灣的前途與發展,善盡知識份子針貶時事之責,勇敢堅守新聞、言論自由陣地而犧牲受難後,他們自身的處境變化與思想更迭,以及他們的親族與後嗣又陷入怎樣的現實生活境況,以及如何面對橫亙眼前無比艱難的生存挑戰?

受限於時間、史料與諸多因素,《二二八記者劫》仍有許多未盡訪問、報導的受難當事人或家屬,誠屬遺憾;當然,這項工作若能更早進行,部分受難當事人或許可以提供更明確、真實的史料與事蹟,然而,每一次的計畫啟動與階段性成果,都是與時間競賽下難能可貴的收穫,意味著:二二八相關歷史的拼圖又增加了若干不可或缺的區塊,這也正是基金會未來將持續努力的重要目標。

二二八記者劫
作者: 呂東熹
出版社:玉山社
出版日期:2016-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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