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北京增加的机动车大部分是小汽车,有80万辆。一个小汽车5米,80万辆就是4000公里,这要从北京到香港一个来回。这些车绝大部分在北京城市中心,且没有地方停,相当一部分停在路边。如果还不限制,不要说顺畅的通行,人都没有地方走了。”

眼看着气氛僵持住,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时排在他身后的朋友弯下腰,拿起被退回来的证件再次往里递,一边小心地说:“不好意思,我朋友身份证消磁了,这个月底就回老家补办,通融一下,通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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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二环复兴门桥附近的二环主路上,夜间的车辆川流不息。(南方周末记者 张涛/图)

晚上8时45分,燕参观出现在京城南三环外的云彩屋美发店门口。在美发店周边,水果铺、小吃店、烟酒行等一应俱全,不远处还有大红门京深海鲜批发市场,这些地方统统都被外地来京者包揽了。

在他心里,住在丰台的人比较穷,譬如自己。

十五分钟前,他刚刚从夜市收摊,匆匆把桌椅工具塞进停在路边的小轿车里。通常,白天他在洋桥的永外城文化用品批发市场打工,五点下班以后,他就转战到附近的四路通夜市给别人贴手机膜。

这是4月底的一个晚上。华灯初上,洋桥麦当劳前的空地上,广场舞的音乐此起彼伏。有了点年纪的女人们打着兰花指,认真地摆动腰肢。路边的烧烤摊开始释放出孜然的香味。川流不息的车流里,有人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有人兴致勃勃地赶赴饭局,也有情侣去逛街约会。

像往常一样,燕参观今天又空着肚子出摊了三个多小时,赚了两百多块。按照多年的经验,碰上这样的大风天,晚上九点多他就回家喝酒去了。

但当晚他更早就收摊了,因为要去40公里外的西集检查站进行一次“短途旅行”,行车路线他早已烂熟于心:从沙子口走蒲黄榆到方庄路,再从方庄东路左拐进入南三环,华威桥右拐,最后从松榆南路直接上京哈高速。

基本上每隔六天,他都会和不同的“惶惶夜行者”挤在一辆车里,开往同一个地方。

成本

等了十多分钟,云彩屋的老板阿华才出来,阿华染着栗色的头发,时尚整洁的发型配着修身小西服和翻毛皮鞋。

挂着皖SLxxxx的外地车,就停在云彩屋前面的空地上。燕参观惊喜地发现,阿华和自己竟然是老乡——都是安徽人。

每周,燕参观都要和不同的车主拼车,一起前往六环外的综合检查站,为自己的车办理一张“通行证”。周边一共有24个办理地点,全部都在六环以外。其中白庙综合检查站距离最近。像西集、琉璃河、长沟办理地点距离六环交界处还有二十多公里。

“通行证”必须要及时更新,否则一旦被摄像头或者交警发现,被罚款100元不说,还会被以“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为由扣3分。“通行证”只有7天的寿命,车主可以去指定地点办理延期,再续命5天。也就是说,最长12天,必须更换一次。实际上,办理延期也是去跑一大圈,大多数车主会直接选择去检查站更换。

然而即使有了它,每天6点到22点,燕参观的车也不能在二环、长安街以及部分相邻车道行驶。工作日的早7点到9点,下午5点到晚8点,也不能行驶进五环。此外,他的车也要遵循北京市的尾号限行政策,计算下来,每天只有8个小时可以不受任何限制,一周的自由时间总共是48个小时。

从汽车产业的发展速度看,对外地车牌管控情有可原,因为北京市的交通确实一年比一年拥堵。2011年,北京不得不走上了限购的道路,严格管理小汽车的供求关系。随之而来的,还有对外地车牌更加严格的层层限制。2012年12月,治堵措施再次更新,办理过证件的车辆在早晚高峰时段不能进入五环路。2013年,惩罚举措更加严格,取消长期证件,只办理7天临时证。2014年,对外地牌照车辆限制扩大到六环。

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交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郭继孚对南方周末记者反复强调,治理交通问题,除了要靠发展公共交通,还要坚决对小汽车进行需求管理。用“一推一拉”的方法解决——把人从小汽车里推出来,拉到公共交通上去。

“基于这样的治理方式,对于外地车量的限制也是必要的,如果不限制外地车辆,就相当于北京限购的政策无法起到作用。”郭继孚说。

根据规定,只有拥有北京户籍的人员、拥有北京工作居住证和暂住证及社保、个税满5年的人员,才有资格参与北京的汽车摇号。在这座偌大的城市里,不要说社保,大多数像燕参观这样的打工仔,雇主是不会为他们上任何保险的。2015年,为了方便同在北京打拼的家人和自己使用,燕参观用攒了7年的钱终于买下了这辆“现代”牌轿车,他给车挂上了一副安徽车牌。

为了生计,燕参观在大红门卖过鞋子、卖过台湾手抓饼、也卖过女孩儿用的发饰。如果不是为了要办证,他现在应该坐在夜市的杨树下给别人贴手机膜,或者和两边摆摊的人闲聊。

燕参观之所以能够跟人拼车去办证,还要感谢一些外地车主建的车友群,他们为了节省成本,时不时相约去京郊。河北车主刘阳甚至注册了微信公号“北京外地车联盟”。刘阳的初衷是给外地车友们提供分享信息的平台,比如发布最新的摄像头分布图,或者分享关于外地车的最新政策,后来有些人开始在群里发起拼车。

他们每个人心里都算计得清清楚楚,往返将近100公里,加上过路费,如果自己开车去的话,成本要100多块。然而像燕参观与阿华兄弟拼车的话,每人分摊只要20元就够了。

与燕参观碰上头之后,阿华开车去接哥哥。他的哥哥也经营了一家美发店。等了半个多小时,阿华的哥哥才忙完手里的活计,其间又来了两个车主。

21时40分,一行五人终于出发了。

黄牛

五人到西集检查站的时候,现场并没有多少人。临近23点,检查站三个窗口前,每队只排了三四个人。

检查站的门口贴着丢失身份证和驾驶证的寻物启事。燕参观开始挨个给朋友们打电话,他突然发现自己没有带身份证,好不容易来一趟,他想无论如何也得把证办了。

他带了身份证也没有用。西集检查站近日贴出新通知:没带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消磁身份证,都无法办理手续。燕参观的身份证早就消磁了。并且,他的身份证号和户口本上的证件号不一致,补办起来需要开一系列证明,这让他一直没有补办。

为车辆办理入京的证件,必须提供六种证明材料:本人身份证、驾驶证、行驶证,以及有效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凭证,有效的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标志,经本市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确认车辆符合环保要求的凭证。

为防止部分人员利用代办等方式非法牟利,官方要求严格内部手续流程的监管,要求办证人身份证、驾驶证统一。

那天晚上,不走运的还有阿华的哥哥。他先帮朋友代办了证件,才发现同一套身份证和驾驶证只能办理一次手续,反而他自己的没办下来。不甘心无功而返,他还掏出自己另外一张身份证试验,还是没通过。

“要不找一个需要办证的朋友带自己过来,要不自己开车过来。”燕参观犹豫不决,不论哪一种选择都是再耗费一整个晚上。

他又给黄牛打电话,看看能不能帮忙办一张。对方说,要办就得包月,一个月200元,出4张。这样算起来,一个晚上的收入就都赔进去了,不划算。

虽说官方明令禁止,但这一行当的黄牛还是秘密而且迅速地繁衍滋生起来。

燕参观忙不过来的时候也找过代办。对方骑着摩托车过来,驮着几百张证等着一个个去发放。

河北车主石瑞本来是拒绝代办的,因为原本办证就是免费的,但2014年下半年开始,排队的人越来越多,队形也呈S形发展。他算好时间赶到周末去办,必须得早晨六七点出门,那样也要排一个小时。

“我认了,70块就70块。”这是单次的价格,石瑞为了节省时间和精力,还是代办了大半年。后来查得严了,代办的价格也一路飙升,涨到130元一次的时候,石瑞放弃了。

很多车主抱怨,为何不能在网上办理手续,而必须每周跑一趟五环外。对此,官方一直没有明确的解释。

在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交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郭继孚看来,这样的政策虽有待商榷,但限行、限外的行政性措施也是无可奈何之举,“如果北京仅限购,不限制外地车,就没有用了。”

曾经在北京交通发展研究中心任职十年、现任清华同衡技术创新中心副总工程师的高永发现,在限购之后,北京五环外有大量的人购买河北车牌。“这种方式其实是一部分折抵了我们限购的效果。如果再不加以控制,就会造成更多的人买外地的车牌。”

根据《北京晚报》2013年7月的报道,三河、霸州、香河、涿州等地已经形成了给北京车主上外地牌照的产业链。其中,与天安门直线距离65公里的河北省涿州市成了北京车主办理外地牌照的首选。

这些开着外地车牌的在京务工者,也时常遭到北京人的吐槽。在微信公号里,经常有北京人给刘阳留言:“北京的拥堵都是外地车造成的,外地车滚出北京去。”

在这时候,刘阳选择默默把他们加入黑名单,从不回复。

治标

刘阳经常会碰到这样尴尬的场景。车全停在红绿灯前面,眼瞅着警察绕了两辆车冲自己过来了,说,“证件看一下。”两边京牌的车都停着没事,车主们摇下车窗来围观自己,让他觉得很挂不住面儿。

“看见外地车牌,交警会从老远伸着脖子张望。他看见你有证会失落一下,然后又会想有没有过期,他就会拦下你。到后来我就在车里指那个日期给他。他的表情一瞬间就很无奈,摆摆手,让我走了。”刘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有时候,石瑞想找一天开着车满京城跑,哪有交警往哪跑,只是为了证明:“我是良民,合法进到北京的,而不是过街老鼠,偷偷摸摸进来的。”

如今,石瑞改开妻子的京牌车了,妻子乘地铁,原先的外地牌车被他们丢在楼底下晒太阳。于是,石瑞有了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不久前,一辆衡水的车剐蹭了他的京牌车,交警半小时出警,跟他和颜悦色地介绍处理办法。他建议石瑞私了,因为对方是外地牌,很可能不经常在北京。

站在立交桥上,他想起以前开外地牌出的一次事故。同样是别人剐蹭他的车,或许因为自己是外地牌,对方是京牌,交警过了两个小时才出现。出现之后,先查他本人和车辆的所有证件,之后才开始处理交通事故。

有人质疑过这项政策。律师王秋实在2014年初买了一辆山西牌照的车,他认为,这项政策作为六部委联合下发的公告,并没有支持它的相关法律条文。王秋实申请过政府信息公开,北京交管局的回复是:这项规定是非行政许可的行政审批。之后,王秋实又发起千人联名倡议信,寄到国务院法制办。

千人中有几百位是北京人。很多人摇不到号,只能选择外地牌照。其中,让他记忆深刻的是一个自闭症儿童的家庭。他们住在东四附近,孩子出门没法坐公交或出租车,因为在陌生的环境会抓人、咬人,甚至踢打。他们必须买一辆车,摇不到号,不得已买了一个河北牌照。政策出台以后,孩子上学、医疗的需要还是无法满足。

政府当然有限购的充分理由。作为北京市限购政策的具体推动者之一,郭继孚记得曾经有香港媒体问过他:为什么要从2011年开始采取限购这样一个政策?

郭继孚给出了一个现实数据:“2010年北京增加的机动车大部分是小汽车,有80万辆。一个小汽车5米,80万辆就是4000公里,这要从北京到香港一个来回。这些车绝大部分在北京城市中心,且没有地方停,相当一部分停在路边。如果还不限制,不要说顺畅的通行,人都没有地方走了。”

“现在的限购、限行是中国特色,在国外没有这样的先例。”郭继孚说,“我们也很清楚,目前这些限制措施只是治标的手段,但治标是为了给治本赢得时间。”

通融

4月26日晚,北京已逐渐能嗅到夏天的气息。杨树下,一对本地夫妻身穿睡衣,推着婴儿车遛弯儿。燕参观刚刚给他们留了电话和微信,约好明天再给他们贴膜。

由于前一次没有办成证件,今晚他不得不再去一趟。还是差不多21时,燕参观坐在朋友的车里,再次上路了。今晚他要去榆垡检查站,靠近河北固安。

相比西集和白庙,榆垡检查站要破败得多。没有办证大厅,只简单搭了个棚子,只开放两个办事窗口。虽然没有白庙的人多,等待的时间却更加漫长。

在队伍周围,有卖煎饼、手抓饼、烤冷面和各种饮料的,还有卖盗版光碟的。那天晚上等了1个小时左右,才轮到燕参观。

担心自己的身份证办不了,他还带了哥哥的一套证件。但在下一个就轮到自己的时候,他还抱有一丝侥幸,突然开口问窗口办证人员:“消磁的身份证能办吗?”

“不能。”回答迅速、明确。

当燕参观把哥哥的一套证件递给工作人员之后,对方很警惕地从窗口里侧扬起头看看他,又看看手中的证件,高扬声调:“这是你吗?”

“是,怎么不是啊。”没办法,他只能硬着头皮抗。

“背一下身份证号,生日是什么时候?”

燕参观支支吾吾地无法回答,对方白了他一眼,很不客气地说:“行了,该回哪回哪吧!”

眼看着气氛僵持住,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时排在他身后的朋友弯下腰,拿起被退回来的证件再次往里递,一边小心地说:“不好意思,我朋友身份证消磁了,这个月底就回老家补办,通融一下,通融一下……”

好说歹说,办事员终于再次接下了证件,甩了一句:“就不该给你办!”

在旁边又等了三四个人,燕参观的证才出来,随后又让他做了一下登记,才算完。其间他一直低着头,拥挤的队伍不断从他身边擦身而过,看不清他的表情。当他收起自己的证件,抬起头的一瞬间,眼圈是红的。

凌晨时分,他们终于回到洋桥,这时燕参观才发现,刚刚在办证时攥栏杆攥得太紧,右手掌心被上面的钉子磨破了皮。为了缓解一下疲劳的神经,他和朋友又在路边的烧烤摊喝了两瓶燕京啤酒,才回去睡觉。

第二天晚上,燕参观摆摊给人贴膜时,那张证还没来得及放进车里,它就在他上衣贴身的内侧口袋里。还有6天,它就又变成废纸一张了。

(应采访者要求,阿华、刘阳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