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 宜理(Elizabeth J.Perry),1948年出生于上海。1969年毕业于纽约威廉·史密斯学院,获政治学学士学位;1971年毕业于华盛顿大学,获政治学硕士学 位;1978年,毕业于密歇根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1972年起先后执教于密歇根大学、阿里佐那大学、华盛顿大学、加里福尼亚大学、哈佛大学。曾任哈 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现任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燕京学社社长。主要学术方向包括:中国近代以来的农民问题研究;中国工人运动研究;中国社会和政 治研究;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主要著作有有《华北的暴动和革命,1845-1945》,《无产者的力量:“文革”中的上海》(合著),专著《罢工中的上 海:中国劳动者的政治》。
思想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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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12期,思想潮受权发布。原载美刊《狄德勒斯》(Ddalus)2014年春季号。
崛起的中国面临之挑战
文| 裴宜理

中国当下正在进行的社会经济改革所取得的积累性成就,从最广泛的角度观之,实在是令人惊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之时位列全球最穷困的国家之一,而经过30多年之后,却一跃成为全球飞速发展的经济体,位居世界第二。这一迅速崛起,不仅使得十多亿人口脱贫致富,而且确保政府拥有了令人艳羡的丰富资源以推动进一步发展。

然而,尽管外人会对所谓“中国奇迹”的速度与成就叹为观止,但无论是中国人民还是中国领导者们却均对当前的形势感到忧心忡忡。就人民这一层面而言,大有扩散之势的基层社会抗争预示着群众对诸如强占土地、环境污染等问题饱含着强烈的愤慨之情;而在高层领导者这一层面,也在怒气冲冲地严斥由各级领导干部作风腐化和居民收入不平等所导致的腐蚀性效应。

经历了35年改革的中国面临着诸多挑战,而我们要想对这些挑战作出评估亦绝非易事,这不仅仅是由于客观的成就与主观的抱怨之间明显地缺乏关联性。一方面,改革令人目眩的步伐导致任何系统的学理考察都很快会落后于时代;另一方面,毛泽东逝世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取得的成就事实上在区域分布、社会阶层、政策类型等方面都表现得极为参差不齐。

当现代化的大都市坐拥新设立的光彩夺目的基础建设与适宜城市生活的各类设施(这些设施与先进工业国家等量齐观,有些甚至比它们更好)时,大部分落后的农业地区仍然深陷贫困的煎熬。伴随改革而出现的城市中上阶层的财富,随着利润丰厚的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而不断增长,但其对整个国家财富的贡献却被数以百万记的外来务工人员的贫困所抵消。

上世纪90年代,尽管中国政府因其采取的一系列大胆的经济措施使得中央财政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财富大幅增长而赢得了广泛赞誉,然而其在社会福利领域的成就却依然乏善可陈,更不必说法治与政治方面的改革举措。

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肇始于1978年12月,由深具改革视野与思维的政治家邓小平发起并领导,而这距离毛泽东的逝世仅仅过去两年。改革既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诸多问题。邓小平及以他为首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在维持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地位的同时,对以往共产主义体制特有的、却问题繁多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及被严格束缚的社会秩序作出大刀阔斧的改革。而这一举措曾使得多数前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纷纷陷入困境。邓小平随后将其改革策略及措施命名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使得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开始备受关注。

中国的崛起如此迅速,然而却并非一帆风顺、完美无瑕。日益开放的经济和社会与几乎没有改变的列宁主义政党—国家体制之间的内在矛盾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中达到顶点,民众对通货膨胀和干部腐化提出尖锐批评,同时呼吁执政党推进政治改革。与此同时,东欧共产党执政的前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发生政治剧变,紧随其后,前苏联也遭遇了解体的悲惨结局。

在中国,执政当局对政治风波进行了有效处置,其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亦对“维稳”倾注了大量精力和资源,这都对大规模群体性抗争的出现与复燃起到了有效的遏止作用。尽管如此,在大多数中国普通群众和各级政府官员(更不用说西方的社会科学研究者)看来,蓬勃发展并逐渐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与传统政治体制之间能否长期和谐共存已成为值得思考的问题。

自改革伊始,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基本结构中所体现出来的明显的不协调性,使得外部观察家们一直以来都在预测中国将有可能发生重大的政治变动。然而,同样的不确定感却促使中国共产党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历代领导集体得以进行创造性的政策实践,从而使剧烈的政治变革得以避免(或至少得以延缓)。由持续而高速增长的经济所带来的巨大成就感,使得中国领导人一度忽视了市场经济体制在建立和完善过程中出现的负面外部效应。

然而,近些年来,一些变化正在悄然展开。中国领导人已经逐渐认识到,将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与长期性仅仅维系于经济发展是有危险的,因而他们有意识地放慢了对单纯经济增长的追逐。

以胡锦涛和温家宝为代表的上一届领导集体在其执政的第二任期(2007—2012年)内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并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目的在于纠正与缓和30年急速却不甚平等的增长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及由此产生的不满情绪。新《劳动法》的颁布,医疗保险、养老金、扶贫开发等项目体系的建立,以及高等院校大幅扩招,这一系列具有改革魄力的举措使执政党赢得了社会的广泛支持并因此得以巩固其执政地位。

以习近平和李克强为代表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在履新伊始亦展现出要将社会改革的各项措施全面深入推进的态度。本届领导集体公开承认经济指标令人担忧,并强调深化财政改革的必要性。不仅如此,出于对政治体制仍需稳定发展之考量,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表示出了要不断推进改革与政策调整的紧迫性,而这些政策远远超出了保持和提高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这一范围。

2013年6月,中国共产党开展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意在使各级党员干部改掉铺张浪费、挥霍无度的作风和习惯,从而避免脱离群众。而中国领导人普遍相信,正是脱离群众这一恶习,加速了苏共的变质与苏联的解体。

惠民的社会政策以及更为严格的党内纪律,伴随着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而被提出,然而这并非中国共产党巩固自身执政地位的唯一手段。政府以委婉口吻提出的“社会管理”,或以刚性处置和柔性安抚相混合的手法,作为有效解决社会紧张态势的策略,仍然是社会管控的最重要手段。对媒体与互联网内容的审查同样是这一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具备化解政治挑战的能力的另一因素,是其领导人具备为实践所证明的“文化治理”之才能。具体而言,即通过创造及利用能使人产生共鸣的象征性资源来提升党的形象,并使人民群众乐于接受这种形象。例如,执政当局通常会以主动的姿态来建构其对具体事件的解释,从而达到“引导舆论”以符合党的宣传的效果,而非简单地对不受欢迎的媒体报道或网络博文进行压制处理。这些形式各异的技术手段在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党和执政党的历史进程中具有深厚渊源,但它们都普遍被修改或更新以适应当代的现实条件。

鉴于前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发生剧变,人们往往把中国共产党在当下的许多政策实践仅仅看作是一个即将出现重大危机的政权所采取的孤注一掷的策略。

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不仅从各种困境中挺了过来,而且还以更为欣欣向荣的态势发展了30多年。因此,这一现象旋即吸引了比较政治和公共政策研究领域的广泛关注并对其进行了严肃的学理探究。不仅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特的历史渊源也表明,其未来势必会走出一条与前苏联和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截然不同的道路。

与当今世界现存的由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即古巴、越南、老挝以及朝鲜)一样,中国共产党通过发动和领导影响深远的农民革命取得政权,这就使党及其领导的国家政权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特征。而这与通过影响力相对狭小的城市暴动获取政权的前苏联共产党形成鲜明对比。中国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比,不同之处更多,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政权基本上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苏联军事占领基础上建立的。

与大多数前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中国共产党和在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执政的共产党,是通过经年累月、贯穿始终地对广大农民进行动员而取得革命成功的。这一丰富的革命历史在社会组织与社会管控方面使党获得了丰富而珍贵的实践经验,同时也使得党获取了能经受住时间考验的重要政治优势。

然而,这并非简单意味着此类政权将永远居于不败之地;而是说,无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终命运如何,面对其令人叹为观止的崛起过程和极富生命力的制度韧性,我们更应该将其当下所面临的挑战与困境视作一个政权在走向成熟进程中所不得不承受的增长的痛楚,而不是像恐龙在走向其命中注定的灭亡过程中的剧痛。

因此,我们进行当代中国(暨中国共产党)研究的问题意识不应该局限在政权更迭的走向与前景上——不可否认,社会科学领域的不少中国研究成果有此类倾向。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刊《狄德勒斯》杂志邀请一系列顶尖中国研究专家为其2014年春季刊所撰写的论文,就是以更加实际且宽广的视角来探究中国的党和政府在当下所进行的政策实践的路径与方式。

这些政策的内容涵盖面甚广,从民众的基层抗争到公共医疗卫生体系的建立。尽管这些政策以及它们所面临的挑战或许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下显得有些许特殊,但实际上,鉴于中国共产党所治理的这个国家规模巨大及其国民经济快速增长这一大背景,这些挑战也是世界上所有国家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学者们在比较研究的视野下,从不同角度评估中国党和政府的政策,同时也指出并充分考量了某些具体政策和措施在处理中国问题时的独特性。

学者们的集体努力为读者描绘了一幅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在处理一系列问题(并取得不同程度的成效)时的复杂画面,而事实上,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曾被这些问题深深困扰过。

当今中国的党和政府所面临的某些最为棘手的挑战,其实是直接或间接地由改革初期的一些政策实践所导致的,包括当时施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农村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从人口结构的显著改变到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接踵而至的问题经常面临难以处理的困境,同时其解决措施也无法完全地、轻易地发挥效用。然而,与其他国家相比,正是由于这些现象使中国的政府官员和普通老百姓愈发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才使得其在中国的情境下更为值得关注。

或许,颇为自相矛盾的是,中国政治体制与决策过程中的某些欠缺加重了上述政策挑战的紧迫性。例如,由医疗事故和纠纷以及生态环境破坏和污染引发的群体性抗争事件,被认为有可能波及整个体制;在此种情形下,不作为所带来的危险有可能被加剧,同时在处理上述问题时出现的政治上的成本亦有可能被放大。不难看出,基层民众在表达和解决其疾苦方面缺乏一定的民主因素。这一点使得一系列问题变得更加严重,然而,带给中国的党和政府领导人压力和动力以促使他们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来处理问题的,恰恰正是这一点。

毫无疑问,中国的党和政府在处理这些政策挑战时所运用的一些较为严厉的办法,在西方较为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内会显得既不可行也不适用。尽管如此,中国当下正努力解决的问题与挑战从范围和后果上看是全球化的问题,这一事实也使得中国党和政府的政策实践具有更加广泛和深远的意义和重要性。

中国的党和政府化解上述政策挑战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以便创造充足的就业机会以及供再分配和支持政府主导项目使用的大量财富。虽然改革初期那种一日千里的增速无法长期维持,但较为稳定的发展趋势对于中国政府实现其雄心勃勃的社会政策来说至关重要。

正如经济学家巴里·诺顿(BarryNaughton)在其论文中指出的那样,在各经济大国中,中国因其罕见的高政府投入而已然居于特别地位。虽然此种过度投资(同时伴随脆弱的财政体系、债台高筑的地方政府、人口结构的改变以及其他一些体制上的缺陷)与不可避免的经济增长放缓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但在诺顿看来,“以市场为导向的、重大的经济改革仍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可能的举措”。只要中国的中央领导层能以提前预防的态势完善财政体系以削弱既得利益者的势力,中国经济将会在一个更富足、更繁荣的社会环境下进入一个增速低、却更为持久的发展阶段。诺顿在其文章中强调:“中国政府绝对有能力达成这一目标,但是需要政策制定者们具备坚定的意志和决心。”以胡锦涛和温家宝为代表的上一届领导集体在其任内解决了不少问题,然而暂时未能完成此项目标;以习近平和李克强为代表的新一届领导集体能否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将拭目以待。

然而,即便是处于最为乐观的经济形势之下,中国的党和政府无疑仍需要努力克服一系列伤脑筋的社会问题。社会学家戴慧思(DeborahDavis)在其论文中指出,在众多社会问题中,最需严肃对待的是人口问题。伴随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所出现的持续几十年的低生育率,正在加剧中国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其负面的后果在农村地区表现得尤为显著,大批青壮年外出务工使得年长的村民陷入无人赡养之境地。尽管人口老龄化问题对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并非新问题,但戴慧思指出:“中国在其变富裕之前,将会先行衰老。”同时,财富分配不均这一事实亦将使这一两难困境变得更为严峻。

社会学家怀墨庭(MartinWhyte)在其论文中指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已经愈发严重,而且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贫富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居高不下。”通过具体研究,他认为,这一社会阶层的收入不平等与改革以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区域收入不平等线高度契合。因此,克服城乡之间严重的差距需要全面深化的改革举措。

在众多迫在眉睫的、旨在改善农村地区贫困及艰难处境的改革中,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尤为引人注目。经济学家萧庆伦(William Hsiao)在其论文中强调指出,当代中国医疗卫生设施的质量与便利性同样存在着严重的区域不平等:“城乡地区之间在医疗卫生设施便利性方面存在的差异在本质上催生了一种双层体制。虽然上层的情形已与第一世界国家中的医疗卫生设施相差无几,但下层的设施条件更类似于那种在第三世界随处可见的情形。”

萧庆伦认为,该问题绝非仅仅依靠大力加强政府投入就能得到解决。事实上,他告诫道:“在医疗卫生条件上的更多投入并不必然会带来健康的产出。”而在根本上扭转医疗伦理,同时配以公立医院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才会使问题得以解决。尽管萧庆伦对困扰中国医疗卫生体制的一系列问题作出了较为尖锐的评价,但是通过与另一发展中大国印度的比较研究,他还是对中国医疗卫生事业所取得的成就赞赏有加。其研究揭示,自两国政府开始注意对农村地区的医疗卫生条件进行有意识的改善10年之后,中国的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已超过全体公民的95%,而印度在这方面的数据仅仅只达到25%。

正如马克·弗雷泽(MarkFrazier)在其论文中提醒我们的那样,要从跨国比较这一大背景出发来对中国的社会政策——除医疗保障体系外,还包括养老金的发放、学校教育体系的完善、经济适用房的兴建等——所取得的进步和成就进行评价。在学者们的研究中,最常用来和当代中国进行比较的是东亚的发展型国家,以及同样处于转型时期的前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在弗雷泽看来,这样的比较未必是最合适的,或者说未必最能实现学者们的目的。他认为,更能揭示问题的是将中国与他所谓的“大型非均衡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西、南非等)进行比较,因为这些国家都存在严重的城乡发展不平等问题,同样也都经历过高速的经济增长。

就上述比较研究框架视之,尽管中国党和政府这一“分类及分区域”政策路径的比较优势是否会克服城乡二元分化现实仍未可知(尤其是中国党和政府是否需要面对经济的陡然下滑亦是未知之数),但这一政策实践的确体现出了相当的独特性。

中国政府雄心勃勃的扶贫开发工作所面临的另一特殊挑战,则是数以亿计的进城务工人员的惨淡处境。尽管运行至今的“户口制度”固化了城乡之间持续已久的结构性分隔,但那种实际居住地(城市)与其社会地位(农民)极不相符的“流动人口”早已大量涌现,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政府亟待处理的棘手问题。政治学家高敏(Mary Gallagher)在其论文中指出,使这一问题变得更为严重的是,年轻一代进城务工者由于变得更易动员且自身更具法律维权意识而表现出逐渐高涨的激进主义,“这一现象与其他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的劳工问题形成鲜明对比”。

高敏的结论与法学家李本(Benjamin Liebman)不谋而合,后者在其论文中进一步指出,中国的政党—国家体制拥有一种对冲突进行迅速处理的偏好,这一特征则有可能会在将来引发更大的社会不稳定。在过去的10年里,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开始频繁发生,而与此同时,司法体制改革方面却显现出倒退迹象,出现了李本所谓的“回归民粹主义合法性”之倾向或依赖地方党政官员对冲突进行调停之现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党政官员出面调停本希望能够使频繁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得到有效抑制,但这一举措在现实中似乎恰恰带来了相反的效应,从某种程度上鼓励了抗议者“在司法体制之外寻求对其冤屈和不满的表达”,从而又激起了更多不稳定因素。

处理频发的社会抗争事件对中国政治体制来说并非新的挑战。大规模群体性抗争是几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帝制时代、民国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以前的时期,都充斥着大量源于社会的抗争运动,而这些运动也考验着上述不同时期的中国政府的管控能力。尽管社会抗争运动作为现象,其本身有着一定的延续性,但是其具体的模式和意义,以及不同时期政府的回应和处理策略,都具有明显的差异,而这又反映了关注点与能力的变迁趋势。

近年来,最明显的变化和发展就是,人民群众当中一些愤愤不平的活跃分子开始更多利用互联网及其他新兴媒体来表达不满,而一些细心的政府官员也开始利用相同的手段来了解并处理相关问题。

政治学家杨国斌在其论文中指出,政府的规章制度和管控措施在范围和场域方面的变迁,与人民群众中活跃分子在活动领域方面的变化有着相同的趋势,现如今,针对内容和服务形式的管控措施几乎覆盖方方面面,包括网吧、网络论坛、手机短信、网络新闻、视频音频分享网站、网络游戏以及博客和微博。管理与疏导网络世界的抗争现象,只不过是中国政府在处理新型社会抗争事件时采取的适应性技术之一。

社会学家李静君(Ching Kwan Lee)在其论文中指出,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筹备阶段起,中国的党和政府便逐渐开始采取一种所谓“以经济换稳定”的方式——即以提供一定经济补偿的形式与抗争者讨价还价——来处置或化解街头示威及其他一些颇具破坏性的运动。尽管这一手段在缓解国家—社会之间的紧张态势方面发挥了一定的效用,但是,李静君认为,“这一以市场为导向的治理机制转型”有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而其中最为严重的负面影响则可能是政府权威的下降。

纵观中国历史进程,“非正统的宗教”往往容易激起反抗国家和政府的抗议。因此,近些年发生的一些涉及宗教问题的抗争活动,使当局在政治上尤为关注。但并未让人感到奇怪的是,中国官方在正式承认新出现的宗教团体和组织的地位等方面显得颇为迟缓。正如宗教问题专家魏乐博(RobertWeller)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党政官员对该问题的管理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者“只要宗教问题没有踩线,就尽量少去触碰”,而不是去改革官方的管理体系以适应新的发展现实。这种观点和策略能让党和政府在不改变基本的法团主义治理模式的前提下有效处理当前形势。

虽然执政当局并不情愿放弃或从根本上改变其社会管控体系,但他们也不会羞于对一系列重要的政策领域进行实验性的改良。历史学家柯伟林(William Kirby)在其有关中国高等教育的论文中对当代中国这一最具变动性的政策领域进行了深入探究。中国的大学在招生人数、校园规模以及硬件设施等方面的急剧扩充,反映了国家在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上的巨额投入。

正如柯伟林所指出的那样:“这一国家战略既具有精英性,也具有大众性。”实施这一战略的目的在于打造一批“世界级水准”的高校,使之能与全球其他顶尖高校并驾齐驱。中国政府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已经对若干居于领头羊位置的高校投入了大量财力物力,但是该策略本身也拉大了所谓著名院校师生与非著名院校师生之间已然存在的差距。

中国的党和政府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政策实践很明显受到对“全球排名”的期待与压力的影响,这种排名提高了人们的期望值,认为根据某些客观的和普遍接受的基准,中国的大学能够攀升至最好的行列。然而,历史学家华志健(Jeffrey Wasserstrom)在参考了英国历史学家贝利(C.A.Bayly)有关全球化早期阶段的著名观点后指出,以国际一体化为导向的持续不断的演进,并不必然意味着同质性,他认为:“现如今,我们更应该将全球化视作存异前提之下的标准化求同。”在对世界博览会与世界宗教等案例进行深入分析后,华志健展示了中国是如何采纳普遍的、通用的跨民族文化形式并填入自身独特的民族性内容的。

本期《狄德勒斯》最后两篇结论性文章指出了中国若想实现其全球的及国内的政策目标,其治理体系中依然存在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傅士卓(Joseph Fewsmith)与高翔在其合著的论文中强调了“中国地方治理的危机”。这一危机既使基层官员逃脱了问责,又使中央政府建立服务型政府的努力收效甚微。随着中央领导集体将其关注点从单纯的经济增长扩展到包括反腐、维稳、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在内的更宽广的领域,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利益与动机亦不再像以前那样密切相联。

权力下放式的治理体系同样给环境保护工作带来不少问题。环境问题不仅得到了中国普通群众的日益广泛关注,更是一个全球范围的问题。中国问题专家易明(Elizabeth Economy)在研究中发现,以任何比较测量标准来衡量,中国的环保记录均不尽如人意,她将此直接归咎于当前中国的治理体系。尽管中国独特的治理格局在改革以来数十年的经济飞速增长时期十分行之有效,但这一格局似乎并未能适应中央层面日益渴望解决的、更加多元化的政策议题。与其他论文的结论相似,易明亦认为:“中央层面的政策制定和地方层面的危机管理均表现出了对传统的低效模式的固守,而这恰恰是一种令人担忧的不稳定状态。”

一言以蔽之,中国当下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事业”仍然处于不稳定状态,同时亦具有高度的不可预测性。尽管极少有人会否认过去30多年中国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改革初期所推行的政策实践却已然催生了一些新的难题,而要处理这些相应的难题,则可能需要对相关体制以及决策过程进行更为全面深化的改革(或许超出了领导人愿意推行的改革范围)。

然而,这并非意味着政治上必须推行西方式的民主化;同时,这也预示着我们仍然需要以严肃客观的态度来研究中国的党和政府处理其自身困境的方式方法。不管中国当下实行的政治经济制度的生命力如何,实现与平衡包括经济发展、官员问责、环境保护、扶贫开发以及保持社会公平在内的众多目标这一复杂挑战,仍将毫无疑问地居于中国与全球议题的核心地位。

从整体上看,中国应对上述政策挑战的方式在许多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既得益于其广阔的国土面积与丰富的地区多样性,也得益于其历史上独特的革命道路与当下的政治经济格局。然而,正如上述各篇论文所揭示的那样,将独特的政策路径置于比较研究的视野下颇具启发意义,这并非仅仅因为不同的政策领域可以产生不同的类比。

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使得我们有必要将其与东亚地区其他发展型国家相比较,但是,如果我们把中国与其他一些大型非均衡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西)相比,或许能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其在社会福利方面的政策困境。中国的党和政府对互联网上的活跃分子与社会抗争的反应与其他威权国家相比或许有些许不足,但也有几篇文章在中美之间所作的比较(与对比)很能说明问题。

以比较研究的视野思考全球性的困境已然超出了纯粹学术研究的兴趣范围。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脆弱却相互依赖的后冷战世界,许多重要的跨国问题都困扰着这个世界,而这些问题从流行性传染病、气候变化到金融危机、恐怖主义,不一而足。中共中央政治局和美国国会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治理机构实际上需要面对同样的问题,同时也都需要面对来自意识形态和实际操作两方面的重大考验。仅仅从理论层面预测其政治制度将在未来某时刻发生重大变革,从而忽略或漠视中国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所贡献的努力,将是极为不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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