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县烈士陵园,这里安葬着13位在天津爆炸中牺牲的消防员。摄:Howard/端传媒

蔚县烈士陵园,这里安葬着13位在天津爆炸中牺牲的消防员。摄:Howard/

端传媒记者 吴婧 发自河北

在天津爆炸中殉职的消防员有13人来自同一个地方──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在首都身旁的贫困县,年轻人试图挣脱父辈们下煤矿的命运,却逃不开新的吞噬。

6月初,杨杰又一次梦到在天津做消防员的儿子杨伟光。天儿热,杨伟光只穿一条短裤,打了盆水要洗洗,让杨杰拿毛巾来。杨杰说,“你别凉著”,又想,这人都死了怎么回来了?他赶紧给儿子的对象打电话。电话还没通,杨杰就醒了。

他再也睡不著,躺在床上,“觉得特别痛苦”。等到天亮,老婆和女儿都出门了,他一个人坐著,开始哭。

2015年8月12日晚,杨伟光所在的天津港公安局消防支队四大队和一、五大队作为第一批救援力量赶赴天津港起火现场。他们中的大多数葬身于随后发生的两次爆炸中。

“我在保卫天津呢!”别人问他做什么工作时,18岁的男孩苑旭旭一脸骄傲地说。

杨伟光没有逃脱“大多数”的命运。2015年11月2日,他的骨灰被接回家乡──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安葬于蔚县烈士陵园。

一同长眠于此的是他的12名同僚兼老乡。在天津爆炸中殉职的99名消防员中,共有13人来自蔚县。这座距天津300多公里的县城,多年来默默吞咽著命运的不公和无望。生活在此的人们──从父辈到子辈──做著逃离围城的梦,直到一场爆炸撕碎了他们的生活。

环京津贫困带:无法生长的空壳

杨杰肤黑,精瘦,略长的指甲里窝藏黑泥,那是平时给别人干装修留下的痕迹。他患甲亢多年,眼球突出。

1973年,杨杰生于蔚县杨庄窠乡。童年的记忆只有穷。家里吃不起小米,把麸子、榆树叶等拌在一起吃。没有零食,杨杰随身带一个盐块儿,“上学的路上舔舔”。

消防员杨伟光的父亲杨杰在一家人租住的平房里。摄:Howard/端传媒

消防员杨伟光的父亲杨杰在一家人租住的平房里。摄:Howard/端传媒

这种贫穷像盘旋在河北上空的秃鹫。在河北与首都北京、直辖市天津接壤的6个市里,有24个国家级贫困县,贫困人口200多万,被称为“环京津贫困带”。过去30多年,这些地区持续为京津输送水源和资源。数据显示,河北省累积超采地下水1500亿立方米,相当于一万五千个西湖。

为保证水源清洁,河北周边的化工、皮革、造纸、畜牧等产业亦遭到严格禁止或限制,很多矿产资源亦配给了京津的企业。

这像是一串畸形的葡萄。多年来,北京和天津在周边地区的送养下变得愈加圆润有光泽,与此同时,环京津贫困带逐渐消瘦、干瘪,变成一粒粒再也无法生长的空壳。

两极分化的趋势在杨杰的成长过程中愈演愈烈。1988年,蔚县农民人均年收入不足400元,是北京居民的1/4。农田的日益贫瘠干涸、经济收入的悬殊,催促年轻人纷纷离开家乡,去大城市打工、扎根。

这一年,年仅15岁的杨杰去北京打工,在友谊宾馆施工队干些倒垃圾、捡树叶的活。第二年他转去砖瓦厂,厂子效益不好,杨杰年龄小,干不动累活。他在北京找不到适合的工作,只好放弃赚钱的念头,回家拾起父辈的老本行──种地。

杨杰把出人头地的指望,留给了下一代。

一度风光的煤矿业:一天能挣十元钱

儿子杨伟光1993年出生,村里没有学校,杨杰为了儿子读书举家搬到县城里。他租了一套三开间的平房,月租300元。

种地赚不到钱,杨杰又在县里打了一年多的零工。兜兜转转,最后还是不得不下了矿。

“蔚县就是下窑,祖祖辈辈靠挖煤,”杨杰说。

这片贫瘠的土地蕴藏著储量惊人、质量上乘的煤矿。蔚县是中国100个重点产煤县之一,煤田总面积264平方公里,探明储量将近15亿吨,远景储量24亿吨。2001年,蔚县证件齐全的煤矿就有178家,不正规的小煤矿更是不计其数。运煤的卡车在每一个矿口排成长长的队伍,有时要等三天三夜。

杨杰进了一家私人煤窑。最开始,他的工作是将挖出的煤一铲子一铲子运到卡车上。铲了一段时间煤后,他开始下井,在煤墙上打眼儿、放炮,把煤块炸下来,再捡进推车送出去。一天工作8小时,“能挣一个大黑脸儿,”当时矿上的人把10元钱叫做“大黑脸”。

这样的收入,在当时蔚县的打工阶层里,称得上体面。尽管矿难不时发生,杨杰一代的蔚县人,却很难抵抗下矿的命运。

“怕也没办法,你不下去谁给你钱,”杨杰说。

消防员刘治强的父亲刘润文也曾是一名矿工。和刘治强同在第五大队的苑旭旭,一家人的生活也是依靠父亲在矿上开工程车、扒煤渣。

父与子的高风险工种似乎是一脉相承,刘润文也差点在一场大矿难中死去。

河北蔚县老虎头煤矿南留庄矿井,刘润文曾经在这里工作。摄:Howard/端传媒

河北蔚县老虎头煤矿南留庄矿井,刘润文曾经在这里工作。摄:Howard/端传媒

发生透水事故时,刘润文他们一个班的人正在工作面上。“出水就挺大,”刘润文赶紧往出口跑,跑几步,水没到膝盖,再跑几步,水就涨到了胸口。刘润文“不敢往出跑了,就往回跑”,二十几个人跑到一块儿高地上,“里面就没有空气,呼吸不过来”。

刘润文不记得这种窒息的感觉持续了多久,当湿漉漉的衣服被体温熨烫得重回干燥时,他们得救了。刘润文脸色惨白。

这段记忆非常残破,刘润文甚至不记得事故的年份。类似的矿难在中国以煤矿为经济引擎的许多地方不计其数,且鲜少被报道。但有一条新闻吻合刘润文的描述──2001年8月5日,老虎头煤矿南留庄矿井发生透水事故,经过紧急排水,20名矿工在井下被困12小时候后生还。

刘润文不敢再下矿,回家种地。家里有40亩地,说起来不算少,种上玉米、谷子和土豆,一年收入仅8000元。农闲时,他就骑个三轮车到县城拉拉活儿。矿难后,有几个人和刘润文一样辞了工,但更多的人选择了留下,因为“没别的出路”。

杨杰的矿上也死过几次人,最多一次死了7个,矿主给每家赔了两万块。“怕也没办法,你不下去谁给你钱,”杨杰说。

子辈与围城:娶媳妇要几十万,“根本娶不起”

煤矿曾是蔚县唯一的靠山。2008年之前,这个县城接近2/3的财政收入来自煤炭产业。在2009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张家口市环境保护研究所的武晓敏无不忧心地写道:“全县除了还有点农业外,工业所占比少得可怜。照此下去,一旦资源枯竭,城市居民的就业就成为一个非常严峻的任务。”

不等资源枯竭,蔚县的靠山已开始大滑坡。2012年起,全国煤价持续下行,至2015年,煤价已跌至九年前的水平,煤炭企业的亏损面达到九成。小矿倒闭、大矿停产,蔚县的煤矿从原来的300多家减少至70多家。蔚县的出租车司机说,就连最大的开滦煤矿也已经好几个月发不下工资了。

煤矿支撑了父辈们的生活。当子辈们长大时,这个最大的靠山也坍塌了,县里年轻人发现,他们被困在了围城里。

煤矿支撑了父辈们的生活。当子辈们长大时,这个最大的靠山也坍塌了,县里年轻人发现,他们被困在了围城里。

在加入天津港公安局消防支队一大队之前,李潇做过很多份工作:初中毕业后,他到北京当过几年保安;回到蔚县开出租车;在县城的小餐馆里做米线。这些工作百无聊赖又前途渺茫,一个月的工资不到3000元。唯一顺心的,是谈了一个女朋友。

到了谈婚论嫁的关键时刻,姑娘开出条件──县城里的房,再加一辆至少7、8万的车。

这个贫困县残留著煤矿兴盛时的消费习惯。在蔚县并不平整的街道上,现代、丰田、奥迪……身价过10万的车比比皆是。和张家口市下辖的其他县城相比,蔚县的房价也高出不少。房屋交易网站显示,周边县城在每平方米2600至3900元之间,而蔚县的房屋均价已超过5000元。

2016年6月7日,河北张家口蔚县,夜晚,年轻人在市民广场上消磨时光。摄:Howard/端传媒

2016年6月7日,河北张家口蔚县,夜晚,年轻人在市民广场上消磨时光。摄:Howard/端传媒

“我们没那个条件,根本娶不起,”李潇的母亲李淑容说。儿子和女朋友因此分手。蔚县曾孕育出不少一掷千金的煤老板,但匍匐在井下的矿工们并未尝到多少经济上的甜头。

和县里多数同龄女性一样,李淑容这辈子从未离开过蔚县。她们的人生重复著这样的轨迹──读完小学或初中,到县城短暂打工,结婚,生子,在家相夫教子。李淑容后来离异,李潇是独子。当儿子的离开彻底将她抛入形单影只的绝望后,李淑容从县城搬回娘家──蔚县暖泉镇西下官庄村。她和旧时的人寒暄,但两眼是空的,像窟窿。

李淑容喜欢自己成长的村庄,这是她仅有不多的慰藉。村里干净,水泥路面宽阔,她指著几个有红色铁门的院子和墙面贴了白色瓷砖的家,“这家以前是挖煤的,有钱。”

煤炭衰落之际,蔚县开始用力发展旅游业。李淑容所在的暖泉镇有一个建于元朝的暖泉古镇,县里为此把沿途的路和村庄稍稍修葺了一番。

蔚县并没有因此重获新生。事实上,来此地旅游的人,远不及政府投资力挽狂澜时计划的游客多。它不可阻挡地颓败下去。

而此时,李潇、杨伟光、刘治强们在不远的天津找到了新希望。

“我在保卫天津呢!”

分手后,李潇辞掉了米线店的工作,加入天津港公安局消防支队。

离开,似乎成为这一代蔚县人最有志气的选择。

他们大多只读到初中毕业,在蔚县找不到稳定工作;种地或下煤窑,他们觉得又苦又赚不到钱。这些年轻人像输送到京津地区的水资源一样,前仆后继地到大城市寻找活计。而这些房价高昂的城市,坐拥他们家乡的资源和工厂之便,却未能在城市里给他们留出一片立足之地。他们和父辈一样缺乏谋生技能,只能匍匐在城市的底层。

在2012年发表的一份针对蔚县长宁乡80后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有四成从事建筑业,两成在服务业,制造业和开采业各一成。

而消防员是一个更新鲜的选择。

“比在农村强,比下煤窑强,”李淑容说。

李潇入职的天津港公安局消防支队在中国消防系统编制外,由国有企业天津港集团支付薪水。当中的消防员绝大多数是合同工。

一位天津港公安系统内人士曾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天津港公安局消防支队的消防员,怎么说呢,有点像农民工那一类吧。这边需要人了,就招聘。当然,消防员是越年轻越好呗。”

2016年6月8日,杨伟光生前最要好的堂兄到蔚县烈士陵园看他。摄:Howard/端传媒

2016年6月8日,杨伟光生前最要好的堂兄到蔚县烈士陵园看他。摄:Howard/端传媒

但对蔚县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份不错的工作,一份值得推荐给朋友的工作。

在天津做了四年消防员的薛宁,介绍了自己的邻居、刚刚退伍14天的杨伟光加入。从小在一起念书的苑旭旭、刘治强和另一名牺牲消防员董泽鹏,相互介绍著结伴去了天津。

“比在农村强,比下煤窑强,”李淑容说。李潇的朋友里,有的在县城开出租车,有的到河北唐山下煤窑。

消防队里伙食挺好,早上有鸡蛋有奶,午饭有菜有肉。待遇也不错。李潇以前开过出租车,队长让他考了个大车驾照,给队里开消防车,一个月能挣4、5000元。他每天训练,身材从之前的微胖变得结实。李潇自己也挺高兴。

苑旭旭的母亲王丽英曾希望儿子在消防队长久干下去,“毕竟是国家单位,说起来也挺好听的。孩子也喜欢天津,”王丽英记得,别人问他做什么工作时,这个18岁的男孩一脸骄傲地说:“我在保卫天津呢!”

刘治强的奶奶至今不能理解,“我都不知道消防员是做啥的,孙子就没有了。”

杨杰很满意儿子的工作。儿子在大城市里留下来了,完成了他那一代未竟的使命。他买过一本以蔚县风光和特产为插图的笔记本,打算让儿子杨伟光送给消防队里的大队长,“让伟光去学开那个消防车,以后好留在消防队。”

这些年轻人和家长们并未意识到,中国的消防工作并没有健全的规范,某种意义上,在火灾现场冲锋陷阵和下煤矿一样,同样危机四伏。2015年1月,哈尔滨五名消防员在灭火中牺牲。杨杰打电话给儿子杨伟光,杨伟光说:“那是他们训练素质不够。”

如果没有发生爆炸,刘治强再干五六天就要回家了。他之前在张家口的中专读了三年风力发电,计划分配到河北怀来县的官厅风力发电场工作。这是当地年轻人能寻得的比较好的工作了,刘润文为此花费了四五万元支付儿子的学费和生活费。等分配的这段时间里,刘治强被朋友叫去天津做消防员。

如果没有发生爆炸,李潇会在5天后订婚。他原本计划将未婚妻也带去天津。加入消防队之后,他又谈了一个女朋友,对方不要县城的房也不要车。婚后媳妇跟著儿子去天津,在队里的食堂打扫打扫卫生,一个月也能挣个2000元。

但2015年8月12日凌晨的那场爆炸终结了他们对新生活的种种构想。

刘治强的奶奶至今不能理解,“我都不知道消防员是做啥的,孙子就没有了。”

儿子李潇在天津大爆炸中牺牲后,李淑荣搬到了弟弟家,深居简出,常常以泪洗面。摄:Howard/端传媒

儿子李潇在天津大爆炸中牺牲后,李淑荣搬到了弟弟家,深居简出,常常以泪洗面。摄:Howard/端传媒

230万与死去的儿子

杨杰保留著儿子杨伟光的房间和每一件东西。每天晚上,他会给儿子铺床,打一盆洗脚水放在床边。第二天早晨,再把被子叠起来,水倒掉。

他给儿子买了新的球鞋和T恤,T恤挂在衣柜门上,鞋摆在床头。想起儿子生前买了成人高考的教材带去天津。杨杰又去书店买了套一模一样的,整齐地码在小书桌上。

他努力维持著这个没有儿子的家,“就跟他在的时候一样。”儿子出事后的一年里,杨杰的牙几乎全掉光了,妻子患上抑郁症,连腰都直不起来。

杨杰穷了一辈子:“一个农民,生活没有富裕过,一直以钱为中心。”儿子死后,他收到了人生中最大的一笔钱──抚恤金230万元。但和其他牺牲消防员的家属一样,杨杰觉得这个钱“扎手”,不能花。

当端传媒记者致电天津港公安局消防支队某领导,询问爆炸后是否有蔚县的年轻人加入时,对方答道:“多了。”

借钱的亲戚却纷至沓来。“不借,说你为富不仁;借吧,那是什么钱啊,血债钱。”杨杰定了上限──每个亲戚3万元。

这笔赔偿让他们如坐针毡。“说什么的都有,”村里的人在刘润文背后评论:“看那谁的孩子给他挣了多少钱!”

和大多数直系家属一样,刘润文没去见儿子最后一面,追悼会由亲戚代他去。他后来问亲戚,“还有尸体没?”对方说,“还有,不全了。”

从那以后,刘润文下农田再也干不了重活。他也不再关注天津爆炸的后续调查,“那个事情也不是咱们评论的事情,国家会处理。”

杨杰至今保留着儿子杨伟光的每一件遗物。摄:Howard/端传媒

杨杰至今保留着儿子杨伟光的每一件遗物。摄:Howard/端传媒

烈属们唯一关心的是在爆炸原址上建立生态公园。爆炸发生后不到一个月,天津官方宣布将在爆炸原址上建立海港生态公园,并设立一块纪念碑纪念在抢险中牺牲的消防员。他们希望能把孩子的名字刻在碑上,“给孩子留个好名声”。

一年过去了,生态公园还在建,生活还留在废墟中。苑旭旭的母亲王丽英在梦里一遍又一遍地找儿子,尽管她从来没有找到过。李潇的母亲李淑容抱养了一个眼睛明亮的女婴,取名思思。“思思,思念我的儿子。我要是走了,还有人给他上坟。”

在这个贫穷、绝望的县城里,生活是一道死循环。年轻人和下矿的父辈一样别无选择,离开仍旧是唯一的出路。

当端传媒记者致电天津港公安局消防支队某领导,询问爆炸后是否有蔚县的年轻人加入时,对方答道:“多了。”有消防员透露,仅四中队就有3个新人来自蔚县。

王丽英对一件事情非常后悔。她说,不该把苑旭旭的骨灰带回蔚县,应该埋在天津。“我儿子就想去外面的大城市里闯一闯,生前没有给孩子太好的条件,死了就应该把孩子埋在大城市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