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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想不通,明明是他们号召我们写大字报的,还说不写是对党没感情,我后来才知道,这是“引蛇出洞”。

前言

徐洪慈,曾是年轻的中共地下党员、医学院的高才生。1957年,他的命运突变,成为右派。

为了洗刷清白,徐洪慈四次越狱,亡命天涯。

1958年冬,在安徽白茅岭农场,一年前还是上海第一医学院学生的徐洪慈,此刻已经接受了大半年的劳动改造。寒夜中,想起临行时学校说过的话,他偷偷给在上海的母亲写了一封信。

徐洪慈写信给母亲,要她到学校里找李书记,看是不是可以由学校出面把他要回来。因为当年学校说过,去改造的话,如果表现好,可以把他要回来,这话让徐洪慈听起来觉得很有理。所以,徐洪慈一直抱有期待,有一天自己还能回到校园。

然而,学校拒绝了他。

被拒绝以后,徐洪慈的母亲质问对方:“我们在国民党时代,把儿子培养成共产党员,为什么在你们手里又倒退成右派?是你的责任还是我们的责任?”

1933年,徐洪慈出生在上海一个买办的家庭,十五岁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十八岁成为华东局青年干部,二十岁参加全国“青代会”,受到毛泽东、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二十一岁,他考入上海医学院。如果不是1957年的那场变化,他将成为一名医生,成为新中国急需的专业人才。

年轻时的徐洪慈

年轻时的徐洪慈

在同学们眼里,徐洪慈当年红得发紫,很多人都叫他“老前辈”。1957年,命运突然一个大转折。就像很多人感到突然一样,徐洪慈也觉得莫名其妙。

1957年4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鼓励大家“大鸣大放”,向党交心提意见。但是上海第一医学院的气氛并不热烈,没有人贴大字报。到了6月,医学院的副院长主持召开全体党、团干部大会,动员大家“大鸣大放”、贴大字报,并说第二天就要看到成效。

动员会后,徐洪慈回到宿舍,由十四个同学草拟了一份大字报,一共五十一条意见,第二天就贴出去了。

这五十一条意见,有的是对党的意见,有的是对学校和专业设置的意见。例如,希望大学多派一些其他国家的专家,不要仅仅派苏联专家,因为各国都有自己的学术精英;是不是不必只学俄语,可不可以选择学日语、英语、德语;文中也谈及,党内民主不够,党代会总是报喜不报忧。

1957年的6月6日,五十一条贴出来后,在学校内形成了一股贴大字报的热潮。6月6日,对徐洪慈来说是漫长的一天,也永远记在徐洪慈心里,五十一条变成了向党进攻、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证据。

苦闷的徐洪慈只有向女友倾诉。他告诉女友,自己已经被批判了,但是,他多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到底是我正确还是毛泽东正确,三百年以后见分晓。”他说这句话时,指的是对苏联的态度,对苏联盲目崇拜。

他说的第二句话是:“如果我在这儿待不下去,我就想出国,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分国界的。”当时的出国就相当于叛国。

给他致命一击的,恰恰是他的女朋友把这两句话揭发了出来。当时右派分右倾、右、中右、极右。徐洪慈被定为极右中的极右,被开除党籍、学籍,也成为少数的被送进监狱的学生右派。

1957年的经历常常会复现在徐洪慈的头脑中。一年之后,向学校求助的一线希望破灭了,徐洪慈动起了另外一个念头。他要自己回到五百公里外的家——上海。

1958年12月14日凌晨,徐洪慈和同伴从白茅岭逃了出来。

逃离监狱以后,他们走了很长一段路,然后坐长途汽车回到了上海。到上海后,徐洪慈给家里打电话,结果暴露了自己。在发现他们逃走以后,监狱马上行动,上海方面立刻对徐洪慈的家实施了监控。抓获以后,他被送回了白茅岭。

徐洪慈觉得自己被冤,心中积郁难平。多年后,他回忆说:

我就想不通,明明是他们号召我们写大字报的,还说不写是对党没感情,我后来才知道,这是“引蛇出洞”。

不甘心的徐洪慈,从白茅岭第二次出逃。

这一次,徐洪慈逃向了昆明,从昆明到泸水,他计划通过泸水越境到缅甸。泸水其实已经到了边境,但是根据原先老地图的记载,这里离边境还有很长的路。新中国成立以后地图改版了,他不知道,居然大模大样到食堂去吃咸肉菜饭,大吃一顿后还大摇大摆到理发店去理发。

徐洪慈的头发又乱又长,穿的衣服又脏又破,眼神也有点异样,在这么一个敏感的地方,这么一个敏感的时期,带着外地口音的陌生人,特别引人注目。于是,他在泸水落网,关押在泸水看守所。

尽管已经有过一次逃跑被抓回的经历,但此时的徐洪慈,依然不相信自己会在泸水看守所这个地方束手就擒。他有一种急切想证明自己的强烈冲动,强烈的自尊被激发起来:“我一定要用行动证明自己。”他想到国外继续参加革命,用行动来重新证明自己。

徐洪慈立即开始实施他的第三次逃跑计划。

泸水是一个偏僻落后的地方,看守所的墙虽然厚,却是并不坚固的土墙。徐洪慈决心在上面挖洞。他搞来了一把不锈钢勺子,上海人叫调羹,不断地挖,土挖不动,他就向墙上撒点小便,让它松软一下再挖,一次不行再来一次,挖出来的土就堆到床底下。

多次下来,他庆幸居然没人发现。粗糙却并不坚固的土墙,经不起勺子日复一日的刨挖,挖通的那一刹那到来了。

下面的一幕,是真实的,却极富戏剧性。当徐洪慈挖通了土墙,把手伸出去,正在兴奋之时,外面的一把叉子叉住了他的虎口。伸出的手被外面早已潜候多时的人牢牢地抓住。他所做的这一切,早已被发现,人家就等这一刻了。

一年之中三次越狱,辗转七千公里。徐洪慈不但没能证明自己的清白,反而“一错再错”。

1959年,美丽的中缅边境小城——云南泸水,逃跑的大学生右派徐洪慈正在接受着一场审判。法官宣判说:

你是非法越境。如果没有这次,第三次逃跑的话,可能会判得轻一点,更可能就是判得很轻。轻到什么程度呢?我们要用你,因为你是医生。

像我们边境落后的地方,太缺少你这样的人才了。你看,你懂多国外语,英语、德语、俄语,是不是?在我们这里是奇缺人才,你还学的是医疗专业,比我们这里所有医生强多了。你看看,你自己毁了自己,你想越狱,罪加一等。

就这样,徐洪慈被判六年。

云南,遥望上海三千公里,逃,使徐洪慈离家越来越远,六年刑期宣判之后,他先后辗转到几个关押地,其中有丽江大盐农场和拉马古铜矿。

逃,也使他在别人的眼中越来越坏。“看看,就知识分子才有这种坏心思”,“多次逃跑,越狱成性”,“不服管教”……管教对他也没好话。而此时,徐洪慈遇到了王金如,这是在大盐农场。

徐洪慈没有想到,自己被“调”到王金如手下,居然是王金如把他“要”过去的。王金如说:“这个大学生脑子活,聪明,很多东西都懂。特别是他有医学的专长,为什么不能到我们医务室来工作呢?”就这样,暗地把他要了过去。

王金如个子不高,见面第一句话就打着哈哈:“好你个逃跑大学生,人家都说你是逃跑专家,我看你还可以啊,你罪不算大,你不就是逃跑吗?现在你跑不了了,在这里好好工作吧。”他直言不讳地告诉他,“是我把你要过来的”,并甩下几句话,“你到我们这医务室工作吧,发挥你的长处,我们缺的就是医生。”

晚年徐洪慈(右一)和王金如合影

晚年徐洪慈(右一)和王金如合影

在王金如手里,徐洪慈的工作环境很不错,王金如不歧视他,俩人很谈得来。但随着王金如调走,他身处的环境开始恶化。辗转了几个地方后,他被安排到最苦的拉马古铜矿。在这里,他遇到了另外一个管教队长梁满杞。

梁队长和他进行了一次很恳切的谈话。“很多人说你坏话,我看你不是。你只是处处有自己的思想,处处显得与众不同而已,就是这样。但是在别人眼里,你是一个不服管教的人。其实我不认为你是这样的人,我希望你在这里能够好好工作,让我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这一席话对徐洪慈有非常大的触动。

在梁满杞手下,徐洪慈从事的是地质队的工作,这意味着他能在矿区周围自由行动,和一般犯人还有区别。徐洪慈觉得这是一种知遇之恩,重新找回了被信任的感觉。他没有再动一次逃跑的念头。“我在他手里,六年就六年。”徐洪慈回忆说。

在王金如和梁满杞的感召下,徐洪慈安心服刑。六年里,他时常想到父母、同学,还有那个揭发他的女朋友。他们在做什么?

1965年,徐洪慈刑满了,他急切地想回家。

刑满释放,应该可以回家。但当时的政策却不让徐洪慈回家。

监狱领导说:“你不能回家。想回上海?”

徐洪慈说:“我刑满回家是很正常的要求。”

“不行,就你这恶劣的态度,继续留场。”

于是,他变成“留场人员”,这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一种人群,即刑满释放后,继续留在劳改农场从事劳动的人,有一些有限的自由,星期天可以上街去买点东西吃,每个月有为数很少的一点工资。当然,最大的不同,是自己有了一个可以独立睡觉的地方。

留场以后,徐洪慈的处境并不好,他被分到了管教木世勤的手下。木世勤对他很有偏见,徐洪慈也不服软。

一天半夜,木世勤还开着喇叭,吵得徐洪慈没法睡觉。当时,讲究喇叭的轰炸,对犯人进行思想改造。徐洪慈忍无可忍,冲到木世勤的楼下,说:“请你把喇叭关上好吗?我们睡不好的话,明天是没法工作的。”木世勤觉得,这不是公然向他叫板吗?所以“文革”一开始,徐洪慈的灾难就来临了。

1966年“文革”爆发后,他被第一批列入运动对象,运动不断升级,再升级。终于,他被判刑二十年。尽管徐洪慈逃跑已经按照他该受到的惩罚服过刑了,但这些经历再次被列入罪状。

这对他是一个无情的打击。徐洪慈觉得:“我再怎么好好地改造都是无效的,是没用的。”“我再怎么听话也是没用的。”

那时候,公判大会的形式时常被采用,以起到“震慑”作用。在丽江民主广场的万人公判大会上,他被五花大绑,游街示众,甚至被踢、打、枪托砸。徐洪慈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幕幕。

徐洪慈开始绝望了。刑满释放三年零七个月后,他接到报信,形势对他非常不利,并且有生命危险。

1969年,徐洪慈被安排在丽江507农机厂。这里实际上是一个关押重刑犯的监狱。监狱长叫李光荣,他对徐洪慈三次越狱的经历了如指掌,对这样的人,他早有看法。

在李光荣眼里,徐洪慈是个足智多谋的人,有自己的主意,动手能力很强,大家都叫他“智多星”,好像什么事都难不倒他。他视野开阔,知识面广,在犯人里享有很高的威信。

例如,犯人的鞋都很臭,怎么办?徐洪慈说:“很简单,拿白酒含一口往跑鞋、球鞋里一喷,臭味就没了。”还有,犯人的毛巾,都硬得像刷子,怎么变软?他也觉得很简单:“在水里烧一下,点几滴醋就好了。”这都是他以前学的生物化学等理科的一些知识,他不但会学,记忆好,还会联想,并且善于活学活用。也正因为有很高的威信,就有人为他通风报信。

在监狱里,犯人是无所不在的,有烧饭的,有在医务室的,还有理发的。这些人都有机会接近监狱首长,知道很多内幕。于是,一天,有人突然冒着风险告诉他——

“关于你的报告在起草中,说你在组织大家越狱,组织暴动。这可是李光荣对你下最后的毒手了,暴动的报告如果送上去的话,就是枪毙,看来这次是要置你于死地了。”

云南丽江重刑犯监狱大门

云南丽江重刑犯监狱大门

徐洪慈知道,他和李光荣之间的冲突已经不可调解,因为凡是打暴动报告的,没有活着的。这是监狱里最犯忌的。

当徐洪慈再次动起逃跑念头的时候,他想到了之前的两位管教——王金如和梁满杞,他曾对这两位管教发誓,要好好改造,再不逃跑。而此时此地,不走就将是等死。为了能活着走出监狱,徐洪慈开始了准备工作。

他对自己说:“我要证件,得保证在路上经得起任何盘查。必须要单位来说到哪里去,我因为什么事到什么地方去,然后盖个公章。这东西怎么弄呢?”

学生时代,徐洪慈已练就了一手非常漂亮的仿宋体,这时候派上了用场。他想,活字印刷字是活字,笔画为什么不能是活的呢?五六天刻个点,五六天刻个横,他居然成功了。

用这样的办法,他私刻了“云南省云县革命委员会”这几个最简单的字。而且他还把“介绍信”三个字都省了,给人感觉这就是云南省云县革命委员会的专用信笺。信笺上面有了抬头,下面就是要用的时候他写上:“兹由徐洪慈从某地到某地探亲,特此证明。”

抬头是要红色的,这样,他必须要搞到印泥。

一次,他终于找到了机会,趁没人看见的机会,用他那留得很长的指甲,深深地挑进去满满一指甲,然后把挖去的那一块抹平。这个印泥帮了他大忙。

下一步则是公章。他记得很清楚,监狱里放了几年的肥皂很干,不管什么牌子的肥皂,把头切平,很快就刻好一个图章。这个图章还用“云南省云县革命委员会”的字样,按好以后,把肥皂洗掉。三张介绍信就成了。

徐洪慈不动声色地准备着。介绍信好了,还要攒粮票、备干粮、搭梯子。而507农机厂四面高墙,有电网,有机枪,有看守,有警犬。要逃离此处谈何容易。徐洪慈观察到一个契机:停电。他要等待一个停电的夜晚。

停电,看上去是无序的,没计划也没规律。但他发现,其实这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停电一般都是夏天用电量激增以后,问题在于,你不知道哪一天会停。于是,一进入7月,他就开始准备。他预感到8月份一定会停电。

8月7日的早上,宣布“断电”。原因是要把电拉给一个小化肥厂开工。

当一早宣布要拉电时,徐洪慈很亢奋,机会来了。

白天,他把该转移的东西都转移到了钳工间,从钳工间里面把可以拆卸的木梯零件,漫不经心地扔到那个早已看好的死角。出逃的时间,只可能选在两次点名之间,就是晚上9点点名逃出去,早上6点点名被发现。

当晚,他谁也不理,给大家感觉自己很不愉快,不想和任何人说话。这样,待会儿就没有犯人来跟他说话了。为了造成这样的假象,他晚饭不吃,闹着情绪睡觉去了,大家看他一天都睡在那里,如果万一晚上有人跟他搭话,他不理,人家也会以为他在闹情绪,就没人会搭理他。他要的就是你不理我的效果。

晚上点名的时候,他和大家一起去点名,点“徐洪慈”的时候,他很响亮地应答:“到!”大家都知道他在。点完名以后,所有人就按原来的秩序,洗脸的洗脸,睡觉的睡觉。他趁乱一下躲进了花坛,悄悄地从监房中转移了出来。

点名之前,他用衣服和很多杂物卷成一个人形,放在被子里面。别人一看,以为他还睡在那里。点名以后,他顺利完成了第一步,离开了监房,躲进了花坛。

待到夜深人静,他利用那个放到死角的、可以拆卸的梯子翻过了墙。过墙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惊险,他突然发现梯子不够高,墙高三米五,梯子才两米,怎么办?墙角正好有两根扁担。徐洪慈觉得,一定是老天助他。他把两根扁担用短绳绑好,成功地翻越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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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他沿着这条路线,到钳工间,顺利拿到了他白天放在那里的网线袋,里面是他要吃的沙糕、要用的小刀、介绍信,还有他准备万一失败自杀用的那种用香烟屁股浸泡的药水等。然后,他从大柳树旁越过了电网,跳进了苹果园,撒开腿就往南方跑。

徐洪慈一夜疾行三十公里。他打算南下东进,取道四川回上海。一场野外生存考验开始了。金沙江群山中,如果没有学过定方位,很容易困死山中。

徐洪慈不知道方向,也没有指南针,他把手表取下来,那时候还没有电子表,机械表都有分针、时针、秒针,只要用个小木棍,对着阳光插入土地,就会有阴影。只要把时针对着阴影,跟阴影保持同方向,那么在时针和12点之间就会有一条中分线,只要是在北半球,这条中分线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南边。

只要当时有太阳,他就不会迷路。

他沿着金沙江走,不会有缺水的问题,但食物吃完怎么办?于是,但凡昆虫幼虫,不长毛的,颜色不鲜艳的幼虫都可以是食物。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尽量寻找各种昆虫的幼虫,长毛的、鲜艳的一般都有毒,最好的就是天牛的幼虫,白白胖胖的,在树皮下挖出来,蚯蚓也是好东西,带壳的昆虫不能吃。徐洪慈说:

这些昆虫身上布满细菌,生吃不行,要解决这问题,只能烧水,生火,但野外生火会有烟,最容易被发现。但有办法避免生火产生的烟雾。你要先寻找一棵大树,树冠很密的那一类,比如香樟树、青冈树。在树底下,沿着树根,挖一个十字槽。十字槽的好处是会形成穿堂风,不用什么砖头垒灶,也不需要用树枝架篝火,有充分的氧气可以让树枝燃烧,而且操作也简单。选择树冠茂密的树,是让烟往上走的时候,碰到茂盛的树冠被过滤和疏散。这样在远处也看不到烟。

徐洪慈带着刀,他挖了一个十字槽然后点火,用热水瓶的铝盖子盛点水,放里面一烧,然后将一整把的昆虫幼虫放到里面煮,烧得它们团团转,蜷起来,沸腾,再蜷起来,凝固,熟透了。这样吃起来才不会苦。

正如徐洪慈的事先判断,监狱在第二天早上点名的时候,发现他不见了。507农机厂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所有人都一阵唏嘘。李光荣更是恼羞成怒,一场地毯式的搜捕从丽江拉开。

徐洪慈没有想到,这么偏僻的地方会遇上民兵,这几个民兵当场就问他:

“哪儿来的?”

“我探亲。”

“探亲?从哪里到哪里?证明有吗?”

他就把证明拿出来,民兵一看,有点疑团,但是也找不出什么碴儿,就这样很侥幸地逃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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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金沙江支流的时候,正是大雨后,河水暴涨。支流旁边有两个农民在种地,都劝他千万不要过去,水太急。8月份,咆哮的金沙江,谁也不敢过的。他知道这样很危险,但离开那个地方越快越好,越远越好,因为,后面随时可能有警犬追过来。

徐洪慈没有听从农民的劝告,结果,一下去,水就到了胸部。在走完三分之二的路时,他发现水更深了,越走阻力越大,马上就要没顶。这一刹那,他感觉自己“完了”。

人在最危险的一刹那会想起什么?

这一刻,还会有思维吗?经历过生死之间的徐洪慈多年后告诉胡展奋(记者),这一刹那,他想起了他的女朋友,就是那个把他的话向上汇报,出卖了他,以致他被送进监牢的安娜(化名)。一直到最后,他也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临死都想着她。

很快,脚底触到了硬地,而且居然渐渐抬高了。他知道,快到河岸了,那个最低点过去了,他渡过了最低点,慢慢上去。

金沙江水没有冲走徐洪慈,李光荣的脚步也没有追上他,十四天后,徐洪慈徒步走出云南。到达四川后,他立即买了火车票,又一次回到上海。

到上海后,他见了母亲,母亲给他一百块钱,并很自豪地说:“你是我的儿子,有骨气啊!”用上海话说就是:“模子,你是模子,侬是男人,侬还要逃啊,娘都服帖你了。”可以看出,他母亲也是支持他这个行动。他拿了这家里最后的一百块钱,走了……

与母亲再次见面后,徐洪慈消失在人海中。

十一年后,上海、云南两地给予徐洪慈平反通知书,而他们却找不到徐洪慈这个人。而此时此刻,远在蒙古国的后杭盖省,男孩安吉尔和波扬特兄弟俩,有一位美丽的蒙古妈妈和一位中国爸爸,这位中国爸爸的名字,就叫徐洪慈。

匆匆离开上海后,徐洪慈继续北上。一个月后,他来到了中蒙边境的二连浩特。

当徐洪慈向着边防站的灯光走近的时候,意外发生了——明明亮着的探照灯,忽然灭了。后来边防战士告诉他:

“这种现象,那是千分之一的概率啊,三年才可能碰到一次!就是因为突然断电,否则你过不了。”

事实上,当时徐洪慈根本没有考虑到雷达这个因素,他沿着岗楼的底线走过去,贴着岗楼走,那地方正是雷达的一个盲区。

按理说,探照灯没有以后,雷达还有备用的电源可以继续工作,但这个盲区恰恰是雷达扫不到的地方。误打误撞,徐洪慈过了边境线到了一个洼地。他不确定,但他的方位感告诉他,这个地方已经不是中国了。

从8月7日深夜到9月10日深夜偷越国境,这三十四昼夜是我一生中永远不会忘记的一段历险经历。每当我想起那些冒死逃亡的情景,始终万分激动。……在当时的条件之下,我只有走这条路才能保存自己的生命。我没有更多的漂亮话,我的行为的动机只是求得生存。我在地上蹲了几分钟,面向南方,向多灾多难的祖国告别。(《徐洪慈回忆录》未刊稿)

生存的道路走得这样艰难。徐洪慈在心里告别了祖国,走进了另一个国度。

1972年9月10日这个没有月光的黑夜里,徐洪慈走进了蒙古边防站。

他大着胆子推门一看,是蒙古人,这判断来于那人穿的制服。蒙古人也大吃一惊:半夜怎么突然来了一个蓬头垢面的不速之客?看样子不像蒙古人,跟他说话,语言也不通。

开始,徐洪慈担心他们会不会把自己送回中国。当时有很多人都被送回去了。凑巧的是,1972年的9月,蒙古刚刚颁布新的法律,其中内部法律规定:凡是越境的,未经审判,不能马上送回。

;再就是,一审时,徐洪慈的表达很到位,他越境到蒙古来没有物质上的诉求。这很重要。这让对方对他产生了同情。因为很多越境的人是盗窃犯、杀人犯,这些人他们当然是不会同情的,但有思想的知识分子就不一样了。这是他未被遣送回去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还存在一个间谍问题,要取得对方信任,就得有凭证。“你刚才说的,你过来是没有使命的,是不是如你所说,请提供证据。”对方问道。

徐洪慈的记忆力很惊人,他说:“请你翻阅1957年8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面有关于我的,对我批判的文章。我可以背一段给你听。”

△《人民日报》刊载的关于徐洪慈的文章

《人民日报》刊载的关于徐洪慈的文章

他对批判自己的文章记忆尤其深,因为这是改变他命运的文章。法官当时就说:“如能找到报纸,我们的事情就好谈。”毫无疑问,他们找到了。这样,一种初步的信任找到了基础。

但是,徐洪慈的经历那么传奇,有些细节甚至是匪夷所思的。

“你说你能刻图章,你说你能写介绍信,你的字那么好?你给我试试看。”于是叫他当场动手刻一个。徐洪慈在新中国成立前是地下党,由于经常刻传单,仿宋体写得很好。法官没话说。

然而,获得信任后的徐洪慈却提出了令蒙方恼火的要求。

徐洪慈越狱的时候,本来打算去苏联,但是发现钱不够,所以先到了蒙古。但他始终还想去苏联。原因很简单,他觉得在苏联机会更多。一、他会俄语;二、他可以找他的老师。当年医学院全是俄文老师,至少有五六个老师对他印象特别好。而且,苏联的经济情况也比蒙古好。

这样,他反复地要求,法官感觉自尊心受到了伤害,终于发了火:“我们是个主权国家,我提醒你注意,我们蒙古不是你到苏联的一条路。”“我们对你是很讲道义的,是吧?你怎么开口闭口还是到苏联?”

徐洪慈吃软不吃硬的人,他向巴依玛法官表示:“我愿意留在蒙古。”

蒙古法院很快对徐洪慈的蒙古法院很快对徐洪慈的越境进行了审判。此间,法官巴依玛与徐洪慈有了进一步的交流,他向徐洪慈提出了新的要求:

“我们救了你,你应该告诉我们一些我们感兴趣的事情。比如说,中国现在的经济情况。你曾经长期在党内工作,曾经在华东局工作,按你所说,一直和华东局的高层领导有接触。你应该告诉我们你所知道的一切。还有,听说监狱里大量饿死人。你在监狱待了这么长时间,而且,三年自然灾害,你也在监狱里,你应该告诉我们监狱里的真实情况。”

他认为徐洪慈掌握很多党内情况,而徐洪慈确实也了解很多情况。

但徐洪慈听了以后,很感慨:“尽管自己是个逃犯,尽管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但内外是要有别的。”

从当时的立场,他觉得,中国出现了很多负面的甚至黑暗的现象,这是暂时的。如果以此博求自己的待遇,以此博取自己的好处的话,自己就是卑鄙的。他对巴依玛法官说:“好比我们两家是邻居,我们家出了事情,我投奔你这家邻居。你却说,我是可以帮助你的,不过,必须把你父母的隐私告诉我。你说这样的邻居有道义吗?”

巴依玛一听,觉得很难为情。他说:“是的,是的,是的。那就到此为止吧。”

在蒙苏边境的宗哈拉,人人都知道一个汉人的故事——苏武牧羊。两千多年前,苏武就曾在宗哈拉不远的贝加尔湖放牧。

如今,宗哈拉又来了位中国人——徐洪慈。他要为自己的非法越境,在宗哈拉的大森林里服刑一年。

蒙古监狱给了徐洪慈另一种体验。他说:“中国的监狱把我驯化了,蒙古的监狱把我野化了。”据徐洪慈介绍,蒙古所有被流放的人都集中在宗哈拉。宗哈拉自然条件非常严酷,那是个大森林,在冬天,天天是零下四十摄氏度,西伯利亚大寒潮可以直接到达那里,横扫天地之间;夏天则是另一种严酷,这里的三种昆虫会轮番而上。宗哈拉的蚊子,没有那种嗡嗡嗡的声音,天一黑,这种大蚊子一口咬住你,像抽水泵一样拼命地吸,当地人叫它“血泵”。

到了早晨,天一亮,太阳一出来,牛虻就来了,它会把你当牛一样叮,牛和马的皮那么厚,牛虻照样能叮,所以所有的犯人最怕牛虻,叮下去就是一个大包。除此以外,午睡的时候,还有一种小黑虫会钻进蚊帐。这样,在宗哈拉的夏天,一天二十四小时不断受折磨,这些昆虫三班倒地折磨着这里的犯人。

然而,在徐洪慈看来,在宗哈拉的大森林中,繁重的体力劳动、丧失了母语的环境尽管严酷,但那是单纯的身体的劳作和生活上的艰辛,没有像李光荣那样不停地进行精神和肉体折磨的狱警,他甚至感受到了一些快乐。

宗哈拉的犯人,从犯罪类别来说偷盗的多,基本没有政治犯,没有反革命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徐洪慈没有学会喝酒,却学会了打人。在那里,人和人关系很简单粗犷。一语不和,打人是常见的。

有两次打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第一次是和管教打架,管教叫巧灵。徐洪慈身高一米八,但是在蒙古大汉眼里,他是小个子。巧灵把他举起来,扔到地上,一拳就把徐洪慈右边两根肋骨打断了。徐洪慈说蒙古人的拳头簸斗一样大,像我们武侠小说里描写的那样。

蒙古人很豪爽,朋友们和巧灵说:“你打得太过了,你把他肋骨打断了,他发高烧了。”一听这话,巧灵觉得很对不起徐洪慈。他丝毫没有自以为是一个管教,就端着架子。第二天就向徐洪慈道歉,拿了一袋马肉去看他,当时那里盛行吃马肉。“对不起!不过你是中国人的这个,好汉、硬汉!好,很佩服!”这是第一次打架。

第二次打架,是徐洪慈在监狱厨房里工作的时候。牢头经常到这里多吃多占,徐洪慈不允许,就打了起来。徐洪慈拿一个冒着青烟的熨斗就上去了。对方人高马大,比巧灵还厉害,像个黑猩猩一样。徐洪慈居然拿着个熨斗烫上去,烫了个烙印。蒙古大汉打不过他就逃走了,也没有回头报复他。

徐洪慈觉得这个地方是粗犷的,道理也很简单,人和人之间有种最单纯简单的东西。和蒙古人相处,他一直有愉快的回忆。

一年刑满后,徐洪慈已经能熟练地使用蒙古语。他不能想象,在异国他乡,一段爱情正向他走来。1974年,徐洪慈在首都乌兰巴托的医院遇见了一位叫奥永的姑娘。

奥永回忆:“我和徐洪慈是在乌兰巴托的一家医院认识的。那时候我是一名护士。有一天,徐洪慈来我们医院看眼睛,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当时,徐洪慈四十多岁,奥永二十一岁。年龄几乎相差了一代人,然而,奥永说:“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可怜他吗?他虽从监狱里出来,但他是有思想有头脑的人,是个好人。我心里清楚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就这样简单,他们从相识,走到结合。

奥永总是记得徐洪慈说的话,他说:“奥永啊,我知道你是个孤儿,你不要怕我。我们可以在一起生活,你跟我去后杭盖,我们在那里生活。”

后杭盖省策策尔格勒市东部远眺,徐洪慈摄于1980年

后杭盖省策策尔格勒市东部远眺,徐洪慈摄于1980年

在蒙古腹地的后杭盖省,徐洪慈终于有了自己的家。徐洪慈给别人做事,干体力活,搬木头、石头。当时蒙古还没有什么机器,使用的是那种两个把儿的小推车,就这样,徐洪慈给人家做了八年的活儿。他一边干活,一边还做饭做家务。“三十多年,都是徐洪慈做饭。我从没做过饭。……那时候我们蒙古的妇女们说:什么活都是徐医生做,你就不能做做饭什么的吗?你多有福气啊!我跟徐洪慈说:要么我来做饭。他说:不用,不用,你就待在家里,把两个孩子看好就行。别的所有的事情都由我来做。”

徐洪慈在自己的家里心甘情愿地为妻儿们操持着整个家。然而,在他的心底,自己真的要在异国他乡终老此生吗?

从逃出牢狱后,徐洪慈一直没有和家里人联系,他觉得自己还在危险中,如果和家里联系的话,自己的情况势必被政府掌握,这样他就有可能被引渡。他后来回忆说:

……这里与世隔绝,失去祖国,失去母语环境,我还能做什么?我的一切特长都不被认可,一切研究也就无从谈起,……四次越狱后,我已经耗尽了自己的一切力量坚持到底。现在我已四十一岁,人生的一大半已经过去,年轻时的理想和抱负全部破灭了。(《徐洪慈回忆录》未刊稿)

他仍然非常关心祖国,也很想知道国内的情况。在蒙古出狱以后,第一次拿了工资,他就动脑筋买半导体收音机来收听广播。总算买来一个,只要有空,他就不断地听国内的情况。国内形势的变化,他都是由此了解的,比如1972年至1976年的国内社会事件,比如“文革”的结束。

徐洪慈夫妇,1980年摄于蒙古国后杭盖省策策尔格勒

徐洪慈夫妇,1980年摄于蒙古国后杭盖省策策尔格勒

大概在1979年,通过收音机,他揣摩各种社论文章,闻到了一种别样的气息: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将发生巨大的变化。但这个变化,却是他不敢想象的。他认为自己一辈子够“反动”的了:在反右时他“反动”的言论不说,在“文革”时候的作为不说,就单说越狱,在当时就是个死罪啊。而他不仅越狱,还越境,这是叛国投敌,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

他想:“我这样的人简直十恶不赦,不可能会得到宽恕的。”

但很快,他逐渐意识到发生了重大变化。他渐渐闻风,右派都可能改正——这让他觉得有了希望,他觉得自己所有的前提就是右派问题。

他盼望的,也终于在1981年的年终成真。

1981年冬天,我收到母亲的信,她告诉我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为我的右派问题平反,并附上了手抄的改正书。

1982年春天,母亲又通知我,上海市公安局已对我的劳动教养问题平反。这又进了一步。但是久久期待的云南省丽江中级法院的平反书却迟迟不来。我相信这个问题阻力最大,很可能无法解决。(《徐洪慈回忆录》未刊稿)

云南那边,像跷跷板一样翘着。云南不同意。

这时候,他做了一个决策,决心克服恐惧心,试试给有关中央领导写信。他在华东局工作过,曾经有两个老领导,一个叫黄辛白,1981年已经担任国家教育部的副部长,还有一个就是乔石同志,已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了。早在50年代徐洪慈读大学以后,和这两位领导联系已经很少了,后来自己出了事就更无法联系。于是,他大着胆子写信,把自己的遭遇告诉这两位老领导。

两位老领导都得到了他的来信,而且两位都有反馈。信中说:“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属实,要查。也并不因为你是我的老部下,就偏信你的一面之词。第二,查出来如实,你就平反,你就是个大学生。”

两位领导无论口头还是书面都有过指示:“这事情要办!”但是,事情依然一波三折。

全国都在为右派平反,凭什么不给他平反?领导都发了话,但事情没那么容易,下面一直反弹,特别是云南省法院、丽江地区法院,他们说:“他错划右派不是我们的事情,是上海方面的事情,在我们这里,他犯下了不容原谅的错误,不能赦免的错误,就是越狱。”

对于丽江507重刑监狱监狱长李光荣来说,徐洪慈这个人是他所在监狱唯一越狱成功的人,他居然能从重刑犯监狱逃出去。现在得知他后来逃到蒙古去了,在李光荣看来,情况更加严重。叛国投敌、越狱,两罪并罚,不能平反。这是罪不可赦的。

李光荣曾经捏造徐洪慈组织犯人集体越狱的材料,企图置徐洪慈于死地,徐洪慈是在接到别人的报信后才决定逃亡的。因此,1972年的越狱,对徐洪慈来说可谓是一场生死逃亡。

我于是继续向中央有关部门写信,要求丽江地委为我彻底平反。冤案在前,死亡逼迫在后。如果我不越狱、不自救,那么今天的平反书恐怕只能对着徐洪慈的墓碑朗读!(《徐洪慈回忆录》未刊稿)

徐洪慈继续写信,直到后来,中央领导有了明确的表态:

徐洪慈这个事情,首先判断的就是前提何在。他是越狱的,他是越境的,但是谈任何事情要有前提,如果他不被错划成右派,他怎么会发生后面那么多事情呢?后来怎么发生的?因果,一切都有因果。所以一切的根源,都是因为这是一个冤枉的事。既然冤狱被平反了,前提被推翻了,那么后面一切都不能成立。

这最后一句话为他定了性。

此后,为徐洪慈平反的指示,是直接从中央发指示到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自上而下的。这是来自中央的力量,也是来自道义的力量。

这是一种迟来的公正,虽然迟来,但还是公正的。1982年6月,徐洪慈得到了彻底的平反。

1982年6月19日的上午真的下了一场鹅毛大雪,千山万壑,白雪皑皑,“六月飞雪,天象示冤”,蒙古人奔走相诉,连称千古奇闻。我踟蹰在大街,如痴如呆——难道是老天给我的征兆吗?关汉卿的《窦娥冤》是奇冤,我的案情难道不是奇冤?四次越狱,万里亡命,沉沦异国,娶妻生子,也是闻所未闻啊!(《徐洪慈回忆录》未刊稿)

对徐洪慈来说,真正的冤狱平反了。六月飞雪,对他个人来说是一个彻底的拐点。这意味着,他可以回中国了。

1982年10月,中国驻蒙古大使馆致信徐洪慈:按照有关规定,你已获彻底平反,“我们恢复你的中国国籍,你要到乌兰巴托中国大使馆来领你的护照,领了护照以后,你回国探亲也可以,回国定居也可以”。接到信的徐洪慈欣喜若狂。

那是永生难忘的一刻。

然而,蒙古人也找他谈话。

这次露面的是蒙古国家安全局,大意是:“徐洪慈,我们对你不错吧。”

他说:“你们是我的恩人,在我面临死亡的边缘,你们救了我。”

“既然这样,”蒙古安全局的人说,“那么,现在你的祖国为你平反了,要你回去,你怎么看?”

“我很矛盾,我在这里成家,当然我永远忘不了我的祖国。”

“我建议你要慎重考虑这件事情,我们欢迎你加入蒙古籍。”

到这个时候,徐洪慈觉得非常奇怪:你们一直不让我加入蒙古籍,现在为何同意了?他曾经提出过这个想法,那是为了安全,假如加入了蒙古籍,他们就不能引渡他了。引渡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他,他怕被抓回去,他怕再见到李光荣。但是,当时蒙古对他的要求不置可否,一直拖着。现在却说,“欢迎你加入蒙古籍……”

徐洪慈说:“我就直说了,我曾经多次流露过这个意思,你们不理我。现在我的祖国要我回去了,你又要我加入蒙古籍了,就是不想让我回去嘛。”

那个蒙古人说了一句很妙的话:“这是常理嘛,女人的魅力就在于她没有离婚。”

这句话说得很奥妙,简直不像蒙古人说的。

徐洪慈的回答则是:“祖国的魅力就在于永远令人难忘。”

二十五年,沉冤终于洗清。有多少次梦里,被李光荣追赶、折磨,又有多少次在梦里,母亲远远地招手。徐洪慈想家,什么力量都阻止不了他回家的脚步。

流亡十一年,徐洪慈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

昨晚我还是“逃犯”,今天已是“华侨”,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做)伴好还乡。……”可是我还有青春吗?我的心一阵阵绞痛着。(《徐洪慈回忆录》未刊稿)

上海石库门的房子,邻里之间,鸡犬相闻。听说徐洪慈要回来,全弄堂都出来迎接他。

1984年3月乌兰巴托大饭店,徐洪慈回国前夕全家福

1984年3月乌兰巴托大饭店,徐洪慈回国前夕全家福

徐洪慈终于见到了他的母亲:“上次逃回来的时候是1972年,再次回来是1983年,整整十一年了。”母子相拥痛哭。

母亲抱着他说:“你真是我的儿子。”就像当年他逃的时候说的:“你真真是我的儿子。”

这是1983年,徐洪慈从蒙古第一次回到上海。弄堂里所有的老人都流下眼泪,这是发生在他们身边真实的故事。常言道,父母在,不远游,而今游子不复青春,却终于回到娘身边。

从1958年至今二十五年,我第一次在家和母亲共进晚餐,真有说不完的话。我也拿出奥永和孩子们的照片。母亲一直和我谈到深夜。(《徐洪慈回忆录》未刊稿)

如果说,在徐洪慈亡命天涯的十一年中,母亲是他始终的牵挂,那曾经留下爱恨的医学院、那梦中挥之不去的云南重刑监狱,他该如何了却这些心事?

学校位置没变,现在还在医学院路,枫林路中山医院旁边。

徐洪慈回到学校,第一感觉就是,学校建筑比以前多了,路比以前窄了;第二感觉就是伤感。很多同学都留校了,而同学们看到他,居然一眼就认出了他。他很有特征:第一,个子高,一米八;第二,两道浓眉;第三,太多的人大吃一惊:“你还活着?!”

传说有很多版本,有的说他早就死在困难时期的白茅岭监狱,还有说他死在云南,死在云南的深山野林中。但没有关于他一个人逃到蒙古的传说,因为这已经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医学院轰动了。

大家马上决定要开一个欢迎会。在欢迎会上,他泣不成声。当年的同学朱世能,后来成为我国医学界的著名专家,他说:“当时你的成绩比我都好,没想到你吃了那么多苦,相比之下,我们都还算是顺利的。我们经常埋怨命运对我们不公,但命运对你是最不公的。”

说到徐洪慈,大家都绕不开一个人,那就是安娜。

那个曾经和徐洪慈爱得轰轰烈烈,又揭批他最彻底的安娜在哪里?热心的同学要立即安排他们见面。这样一个爱恨交织的人,徐洪慈见还是不见?

事实上,徐洪慈无论是在白茅岭的监狱,还是在云南的监狱;无论是越狱的时候,还是渡过金沙江的时候;无论是差点被急流吞没,还是到蒙古的宗哈拉大森林,他永远忘不了的就是安娜。

他想,最好不见她,不见最好。

但他抵挡不了一种力量,人心的力量,人性的力量。最终,他就跟着姓沈的同学去了。

姓沈的同学把他安排在一个房间,让他等着。这一刻,他心潮汹涌,所有的往事涌上心头。门一开,安娜进来了。在场的一个是姓沈的同学,还有一个叫小熊的年轻医生。

事后他们回忆说,这个场合他们永远忘不了。那种面部表情,那种尴尬,那种肌肉的抽搐,那种眉眼,无法表述。两个人都非常尴尬,可见双方在对方情感世界所占的地位,这是无法隐藏的,这一切都会自动出来说话,人的情感自动打开。

小熊和沈医生借口走了。他们说:“这个场合我们也看不下去,我们也不合适看下去。”

徐洪慈后来回忆说,两人坐下,长久无语。然后还是他先开口说话,却是他事后回忆起来,都觉得自己很愚蠢的问话,就是:“你还好吗?”

安娜也问他:“你还好吗?你父母还好吗?”

这种时候,两个人的大脑都已经停顿。

两人相见之后,安娜留下了三句话。

她对沈医生说:“没想到他的妻子比他小二十多岁,做他女儿还嫌小。”这是第一句话。这是女人的本性,听上去有点酸溜溜的。

第二句话:“他当时那个处境不能怪我,我也是走投无路。”

第三句话:“我们现在都要感谢邓小平,不管是他还是我,我们永远不要忘记邓小平的恩德。”

这三句话给徐洪慈印象很深,记者曾经问他:“你认可不认可?”

他说:“严格地说,前面两句话总要打点折扣。”“我现在看来,不是安娜害人,是政治环境害人,所以这场纠结就这么结束了。”

悲喜交集、恩怨了结之后,徐洪慈立即回到蒙古。这时,他的小女儿叶塞尼亚刚刚出生。

1984年3月奥永的亲戚在乌兰巴托火车站为徐洪慈一家送行

1984年3月奥永的亲戚在乌兰巴托火车站为徐洪慈一家送行

1984年,徐洪慈带着妻子奥永,儿子安吉尔、波扬特和刚满月的女儿叶塞尼亚一起回到了上海。此后,徐洪慈成了上海石化总厂教育中心的高级讲师,奥永还做了老本行——护士。他们的生活终于恢复了正常。

奥永说:“徐洪慈曾经跟我说过,他要回去。他说:‘我不想住在这里,这不是我的家乡。’我说:‘你要去哪里?你的家乡就在这里。’他说:‘我要走。’来上海三十几年他经常这么说。”

对于徐洪慈来说,似乎所有的恩怨都了结了,组织上也恢复了他的党籍。2008年4月14日,徐洪慈所在的单位给他颁发了老干部离休证书,从颁发日这一天起,徐洪慈由退休改为离休。

然而,拿到这张离休证书后的第三天,徐洪慈就因癌症引发的呼吸衰竭去世。三个月后,组织上下发了《关于徐洪慈同志享受局级待遇的批复》。悲痛,留给了他的妻子和孩子。

“跟徐洪慈在一起三十多年,他从没辜负过我,我们从没说过什么过激的话。徐洪慈为什么就这么丢下我和孩子们走了?三个孩子都大了,他怎么就这样走了呢?”

后记

徐洪慈去世以后,记者胡展奋向我们转述了徐洪慈传奇的一生。从1999年开始接触他的胡展奋,回顾他们这些年的交往时说:“我当时没准备写他,当时听人家谈这个故事,觉得他的遭遇很离奇。而第一次和他接触之后,却印象深刻,那就是——这个人不轻易相信人,有戒备心,为人有点冷淡,但内心很深,见多识广,阅历非常丰富。”

他身上的那种冷淡是,不惊讶。你和他谈话,你说了可笑的话,他是这样;你说了很离奇的事情,他也这样。

他表情不轻露,波澜不惊的那种。这波澜不惊的表情,不是人为的、刻意的、克制的。这并非休养好。你能打动他的事情很少,他自身经历过那么多,惊涛骇浪在他面前是没有传奇的。他就是这么个人。

有一次,胡展奋问徐洪慈:“你的大半生都是在苦难当中挣扎的,你怎么看待自己的人生呢?”

徐洪慈是这么总结自己的:

我在自己的专业上,在自己原先的人生抱负上,我一无所成。像我这样的人,应该对那种残酷环境、恶劣环境的反抗,这种个人的成功,人格上的成功,我这一生,只有这一点。我心足了。这一点,我对得起自己。

按世俗的标准,徐洪慈没有贡献出什么发明创造,没有贡献多少物质财富,他不是一个成功人士。但对他自己而言,保持了自己人格的完整,昭示了精神不屈不挠的倔强,维护了一个平凡生命的尊严,他的生命,在另外一个维度上企及了一种神圣庄严的意义。

注:本文照片由奥永提供。

讲述人:奥永、胡展奋;编导:谭悦;文稿统筹:张丹翔,荣挺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