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作为一个依附性比较明显的阶层,其赚钱也往往要依附某个势力。

生存压力下,无论哪一派,都要赚钱。文人作为一个依附性比较明显的阶层,其赚钱也往往要依附某个势力。在这方面,左派文人有许多成功的经验。(文人与学者的重叠度比较高,但鉴於某些左派实在配不上学者这个略带褒义的词彙,所以本文标题用「文人」这样一个偏中性的词彙)

1,比较低的层次,利用民族主义赚稿费

最突出的是《中国可以说不》和《中国不高兴》了。前一本书直接抄袭《日本可以说不》。张小波利用此书赚了人生第一桶金。尝到甜头的他,很快克隆出第二本书:《中国不高兴》,又大赚一笔。两本书低劣的质量,恰好符合民族主义分子的口味,大卖特卖。随後的剧情却让人大跌眼镜:张小波移民美国了。

两本书的策划者都是张小波,网上传他曾因写「反动诗」坐牢叁年,不知真假。张小波不出名,出名的是《中国不高兴》的作者宋晓军,此人经常上电视节目,到处说他那几句反美反日反西方的论调,所以混了脸熟。令左派尴尬的是:出书赚得大笔钞票後,宋晓军也移民美国。

现在,只有《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宋强似乎没有移民,为左派留下一点点面子。

孔庆东也鼓吹民族主义。在他当年的好友余傑四处被封杀之时,他却风生水起。他与张小波、宋晓军有所不同。首先他到目前还没有移民;其次,他依靠民族主义出名,但所出版书籍并没有直接贩卖民族主义。他由於缺乏涵养而经常爆粗口,但他比张小波、宋晓军有一点尊严。

另一个移民美国的左派司马南,则比张小波、宋晓军更为不堪。他基本已经算不上一个文人。

2,比较高的层次,当国师

最成功的是林毅夫。他作为一个经济学者,其观点异常简单,几乎到哪裏都是围绕「後发优势」4个字做文章。杨小凯提出「後发劣势」理论来批驳林毅夫,但这并不影响林毅夫後来在杨小凯逝世後发文纪念。

为了把「後发优势」宣传得更具体,林毅夫多次讲:「中国经济还能以7%的速度增长20年。」这个几乎没有任何像样的论据支撑的结论令人瞠目结舌。有人建议我写文章批判这个「7%增长20年」,我说:无言以对,不值一驳。结果,没几年天气,中国经济增速跌破7%,还在一路向下。林毅夫对此似乎没有看见。

现在,林毅夫依然扛著北京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招牌进入各种论坛,为高层讲课,其实是为高层提供论据。他是最成功的国师。

林毅夫的成功很快引来的效仿者:张维为。北大有林毅夫,复旦有张维为,南北呼应。相比较而言,张维为走得更远。林毅夫一般只誇「中国经济优势天下无敌」。张维为则是全面开花,把中国的各个方面说成全球第一,他的著名论断有:「中国GDP其实比美国还高」,「中国是民主国家,德国是专制国家」,「中国模式超越了西方模式」,「中国式的选贤任能比西方的民主制度好」……结论太过石破天惊,以至於高层也不好意思重用他。他算不上国师,最多是个「省师」、「市师」。

3,比较有尊严的方式,以忧国忧民赚钱

在这方面,比较成功的是时寒冰。他永远以一副忧国忧民的表情表达忧国忧民的深情,然後,他的博客文章被转载,他的书被推销,他的讲座能卖出较高价格。有人认为时寒冰是右派,这是因为评价者根本没有搞清什麽叫左派什麽叫右派,一些人彷彿以为忧国忧民就是右派,其实很多左派也是忧国忧民的,虽然有人是假忧,但有些左派是真忧。时寒冰鼓吹政府管制,将资源交由政府分配,这是最典型的左派论调。时寒冰也成为让人们区分左右的经典样板。

比时寒冰出名的是郎咸平。郎咸平有些左派理论很传统,比如他对国企制度的称讚,对政府职能的誇大。但另有一些观点是有点冒险的,可以说是剑走偏锋。他的讲座,给人一种感觉:他整天批评中国这不好那不好。但实际上,剑走偏锋的郎咸平很精明地知道哪裏是红线:他永远不说中国制度不好。相反,他说中国制度好得很,出问题仅仅是因为念经的人把经书念歪了。郎咸平无法解释的是:为什麽那麽好的制度却养出了那麽多歪嘴和尚。郎咸平的策略,使其迅速成名,但因为过於剑走偏锋,所以他无法成为官僚高层的座上宾,但他到处上电视赚出场费,他的一场实地讲座更是经常收入十万、数十万。

4,最成功的左派官媒: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诞生之初,曾经找不到赚钱的方向。一会想搞文艺,一会想搞八卦。四处碰壁之後,主编胡锡进终於发现民族主义可以卖钱,於是就开始尝试,并最终确定了环球时报的营利模式:以西方式的语言习惯和貌似中立的态度贩卖民族主义。现在,环球时报取得了两方面的大丰收。一方面,被权力部门送上飞机,订户大增、广告大增;另一方面,成为一个风向标,许多事件出来後,人们都不关注人民日报或央视,而是关注环球时报的态度,包括那些极度厌恶环球时报的人,也在等著看环球时报的言论後进行反击。

左派右派,各有各的道理,也各有各的生存方式。总体看来,左派的营利模式风险小,收益大,远比右派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