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被层层的谎言覆盖着,其实只要有一些有力量的细节,就能戳穿这些谎言。”徐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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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米88的徐星,蜗居在京城北部某老小区不到60平米的小房子里。那是他去世的父亲留下来的。自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失去“铁饭碗”后,徐星的档案也找不到了,他也因此办不了低保,连这间小房子的继承手续,跑过很多次“有关部门”,一直也都办不下来。他反复用“三无人员”来定义这几十年来的自己。

徐星一穷二白,在住进这套小房子前,他在劲松的地下室生活过几十年。今年58岁的他,最大的财富,恐怕是所背负的沉重历史。他用笔,用摄像机,记录着过去的岁月,而“”,是他最为痴迷的话题。

2006年,徐星开始从一个作家向独立纪录片制片人转型,时长80多分钟的纪录片《我的文革编年史》以独立的视角横空出世。在长达两年的拍片过程中,徐星没有找到一个敢于忏悔者,没有人敢在镜头前,说自己在“文革”中打过人、抄过家。

“没有一个人。” 2008年,徐星在接受《南都周刊》采访时强调。

而在2014年,他又推出了讲述“文革”的纪录片——《罪行摘要》,这一次,14位“文革”中坐过冤狱的农民站在他的镜头前。

国家弃儿

2010年,徐星在北京宋庄拍摄画家村题材时,认识了一位叫贾和震的画家。贾在“文革”期间被控“现行反革命”,在浙江衢州十里丰监狱农场度过了十年。他用“犯人登记表”的背面偷偷作画,出狱的时候带了出来。 表格中的“犯人”们大部分都是农民,均来自浙江,他们以各种罪名被判处7年至20年刑期。

登记表上的“犯罪事实摘要”一栏,罪名五花八门:包括用气枪污蔑毛主席宝像,10年; 冒名撰写反革命信件,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20年;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吹捧刘少奇,20年。

“对于‘文革’的反思和记录,无论是文艺作品、新闻报道还是纪录片,绝大部分都把视角集中在政治家和知识分子身上,比如刘少奇和老舍的遭遇,极少关注底层群体,而农民这一块,基本没有涉及,其实,这个群体的遭遇可能最为悲惨和荒诞。中国农村,中国农民,在‘文革’的研究中是有缺失的。”4月中旬的一天,徐星在北京的寓所告诉《南都周刊》记者。

2011年,徐星拿着22份犯人登记表,按图索骥,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单枪匹马采访到了14位坐过“文革”冤狱的农民,最终剪出了这部135分钟的《罪行摘要》。

今年3月29日,《罪行摘要》在杭州的一家咖啡馆放映。“这个片子是我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徐星在现场说。

他邀请到片中的三位当事人参加。其中一位老人讲,作为农民,如果没有徐星的记录,他们的这段屈辱历史就会被完全淹没掉,带到坟墓中。

这些农民除了一纸释放证明,没有获得过一分钱的赔偿。1979年以后对“文革”进行平反,所谓“落实政策”,农民基本是一个被无视的群体。

老人们回忆,在释放后,他们向政府要求赔偿,但政府把责任归到四人帮把国民经济搞到崩溃的边缘,“如果都要平反赔偿,就是把上海卖了也不够啊。等国家富强起来再说吧。”农民们体谅国家,那就等吧。

可快40年过去了,“改革开放这么久,国家这么强大了,我们仍然没有等到赔偿,我从26岁到36岁,劳改10年,就没有一分钱工资?到哪儿都被拒绝,现在连法院的门都进不去了。”一位老人说。

农民们用《国家赔偿法》上告,但得到的答复是该法只适用于1995年1月1日以后的问题,法律的原则是不溯及既往。

朱碎夫因“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吹捧刘少奇”的罪名被判了20年,他说自己在监狱里身体和精神都受到了极大折磨,名誉上也受到损失,在纪录片里,他希望“政府根据党的伟大政策”,能不能“给点补贴”。

这些农民在维护自身权益过程中遭到的冷遇,他们的无助和绝望,在徐星看来感同身受。“我们都是这个国家的弃儿。”他说。

“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徐星有过辉煌的青年时代。1981年复员回京后分配在和平门全聚德烤鸭店。1985年,这个清洁工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中篇小说《无主题变奏》,引起轰动,被评论界认为是与刘索拉《你别无选择》齐名的中国现代派小说的开山之作。

“年轻人可能无法想象1980年代人们对文学的狂热。《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等都来采访我,每天都有文学爱好者来店里找我交流,不夸张地说,烤鸭店的收发室收到全国各地写给我的信,最多的一天摞起来能有一公斤。”徐星说。

这样的名气让烤鸭店的领导很不满,小店容不下大佛,“他们开始暗示我离职找别的工作。在计划经济下,一个人离开体制是件很可怕的事情,丢工作的人,社会上一般会认为你犯事儿了,比如偷东西、强奸什么的才会有此下场,没有单位到处会遭白眼。那时,王朔在医药公司收药,舒婷在灯泡厂装灯泡,北岛在铸件厂做工人,芒克在医院看大门,陈建功在房山煤矿当矿工,印象里,我是这拨作家里最早离开体制的。”徐星说。

离开了月工资30多块的全聚德,徐星就剩单位分配的这间地下室了,1980年代后期跟妻子离婚后,地下室判给了前妻,但他还是有居住权,这个南城的地下室成了京城文学圈的沙龙,后来很多大名鼎鼎的作家都是这个沙龙的常客。

1988年,徐星成为北京师范大学首届作家班的学员,同学里有莫言、刘震云、余华、毕淑敏、迟子建等。谈起和同时期成名或者有相似背景的大腕儿作家们,徐星曾自嘲说:“我除了穷点儿,可活得挺好的。”

仅靠微薄的稿费和教外国人学中文,徐星的生活过得异常贫苦。1989年,他在一家叫《华人世界》的杂志当了一段时间编辑,当年4月,这份杂志的封面出了大问题,直接被封停了。

“这是我最后一份工作,从此再没有上过班,杂志社倒闭后,我的档案也被弄丢了,没有社保,办不了低保,甚至连父亲留下的房子都无法继承。”徐星觉得,自己和那些坐过冤牢的农民的遭遇何其相似。

“在国内去政府部门办事情的时候,永远会面对一个小小的封闭的窗口,你甚至看不清坐在里面的人的长相。他们高高在上,冷酷无情,你会感觉到自己是如此卑微渺小,非常令人绝望。”

徐星说,他只拍人物,不拍事件,后者他驾驭不了,“小人物的命运是最令我着迷的,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当年的恐惧至今没有消失

于是,在《罪行摘要》里,14位“小人物”们在田间地头,在院坝酒桌上,向这位北京来的“小人物”讲述了一个个荒诞得令人窒息的故事。

周明夫因“偷听敌台,用气枪污蔑毛主席宝像”被判10年。他有一个小收音机,当时中苏关系紧张,双方都在用电台做宣传,周明夫偶然听到了信号更强的苏联广播,被人告发。在被绑走时,来人说他玩枪时瞄了毛主席像一下。“当时房间里就三个会计,他知道谁举报的,但他不说。”徐星说。

在片子里,周明夫和老伴一边干着农活,一边嘟囔着:“文革”时,人都是“没有心”的,谁压倒谁,就上去垫一脚自己就高一点。为了表现自己比别人更革命,更爱毛主席,都是为了这个。

比起大多数难友来,周算是幸运的,老婆还等了他十年。在那个年代,一个人因“反革命罪”被抓,为了避免成为“反革命”家属,很多人的选择了和亲人“断绝关系”。

翁志渝被刑讯时,被要求交代“反革命组织”的名称,他回答“没有反革命组织,没有组织名称”,对方用枪把敲他的脑壳,不承认就继续就敲。

翁知道不编个词儿是混不过去的,他想起在报纸上看过“启蒙”,觉得启蒙是中性词,不反动的,于是就“交代”了。审讯组后又加上“领导核心小组”,“启蒙领导核心小组”就成了翁志渝和其他几个农民的反革命组织名称。而那几个老乡“同案犯”完全不知情。

“同案犯”程德华和翁40年多年来一直都有矛盾,程认为就是翁志渝“启蒙”两个字,把他害得妻离子散。

徐星在拍摄的同时,也试图在化解这两位老人的矛盾。徐拿自己说事儿:“在刑讯逼供下,别说‘启蒙’,就是‘反革命’我也认了。”

在徐星的劝说下,翁和程冰释前嫌,酒桌上,翁志渝不停说“我们几十年都是老朋友,真的老朋友”,两位老人抱头痛哭。

徐星发现,这些农民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当年的恐惧,直到今天也没有消失。“这种恐惧可能是下意识的、潜移默化的,已经完全在他们的血液中了。”

他们依然会警惕说错话,得罪政府遭到报复。徐兴林当年被朋友举报参加反革命集团。从监狱里面出来快50年了,他一直不敢交朋友,“朋友是彻底交不得”,他说。

徐兴林曾说过,“你要是说我偷东西,你拿出证据来,政治这东西,说你是你就是。”

“年轻人会认为,以前发生过那么多残酷荒诞的事情,一定要倍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这种说法是我不能同意的,”徐星说。在杭州看片会外的展板上,有徐星的一句话,“我期望以后的年轻人,不再生活在谎言中,这就是我拍下去的动力”。

最近,徐星在筹备一个新的纪录片《告密者》,将回放一位现年80多岁的学者的“特务生涯”。他在“文革”期间受“组织”秘派,潜伏物理学家束星北身边,监视其言行。“文革”结束后,所有的部门都不承认他这一段秘史,他也因此遭受排挤打压。

“历史被层层的谎言覆盖着,其实只要有一些有力量的细节,就能戳穿这些谎言。”徐星说。

【本文2014年首发于《南都周刊》总第8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