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可怕的,永远不是露骨的惩罚,而是那些作用于人的内心的无声无息规训。

中国北京,小孩在学习使用电脑。摄:STR/AFP

中国北京,小孩在学习使用电脑。摄:STR/AFP

北京郊区的一个训练场上,一群年轻人身着绿色迷彩服,笔挺站在炎炎烈日中。穿灰色迷彩的教官吼出指令:“立正!稍息!”另外三名教官则各自检验这群年轻人的每一个姿势动作。两名年轻的“排长”──曾经也是队伍的一员,帮助教官做指挥。

所有一切井然有序。

在他们后面,是把孩子带到这里接受训练的家长们。他们紧张、焦虑。这些人本该是 “上帝”──消费者。但是他们并不愉悦。因为他们身处陌生的治疗机构,它通过军事训练和心理治疗的结合,帮助家长把孩子从网络游戏的迷恋中“拯救”出来。

 以上片段来自我在北京一所网瘾治疗中心为期三个月的田野研究。不久之前,新闻爆出:当年被中国媒体曝光“电击治疗网瘾”而引发巨大争议的杨永信和山东临沂四院,在卫生部明令禁止7年之后,依然用这种饱受争议、充满风险的疗法解决青少年网瘾。

一时间,关于网瘾治疗“非人道”、“反人性”的讨论又一次充斥中文媒体。但为什么一间被全国媒体集体曝光的网瘾治疗机构,依然能有如此庞大的市场?

在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也存在着网瘾治疗机构,如韩国和美国,而这些国家的治疗手段大多以心理治疗和户外拓展为主,鼓励良性人际沟通和自然身体感受的回归,很少激起媒体的讨伐。但唯独在中国,我们才能看到上述的景象──尽管备受争议,家长仍千方百计将孩子哄骗到这些军事化网瘾治疗机构,接受封闭治疗。

这种独特的景象,又能说明什么?

发明“

“网瘾”一词的最早提出,其实是个笑话。1995 年,美国医生 Ivan Goldberg 博士故作严肃地在个人网站上定义了“网络成瘾障碍”,想通过黑色幽默讽刺美国精神医学学会把所有过度行为都定义成“XX成瘾”。

他没有想到的是 ,如印证预言般,三年后,美国心理学家 Kimberly Young 正式提出“网络成瘾障碍”的概念。她的《落网》(Caught in the Net)一书,把网络比作粘性巨大的蛛网,把那些意志力不坚定的、从真实世界逃出来的人们紧紧缠住。

由于时代局限,当时的“网瘾”,讨论的大多是“电子邮件成瘾”之类,在社交媒体和网络游戏风靡的今天看来,已经过时。不过,西方主流精神医学界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将网络成瘾列入诊断手册正式目录,而在美国建立网瘾治疗中心的试图也充满波折,最终剩下寥寥无几的心理诊所式治疗机构。

然而,2005年开始,网瘾治疗在大洋彼岸的中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其中涌现出各路人马,他们自封为网瘾治疗界的专家,在几乎没有任何治疗“范例”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建立起种种“中国特色”的纯封闭式网瘾治疗机构。

虽然大部分网瘾治疗机构并没有使用临沂四院那种具有医学风险的“电刺激厌恶治疗”,而是采取军训和心理治疗为主的模式。但在公共舆论中,网瘾治疗却和杨永信的“电击”联系在一起。为什么在欧美国家遭到冷遇的“网瘾”概念,在中国如鱼得水?为什么关于网瘾少年的社会新闻里,总能看到种种令人咋舌的“杀父杀母”、“”?“网瘾治疗”又是不是许多人口中的“脑残”、“反人权”和“暴力行为”?

让我们首先从什么是“治疗网瘾”讲起。

属于孩子,还是属于家长的“网瘾”?

治疗中的“网瘾”与日常语境下的“网瘾”有着天壤之别。我们一边刷着 Facebook 和朋友圈,一边自嘲自己有“网瘾”,只是一种生活状态;上班族结束了繁重的工作,回家沉浸在网络游戏世界时,“网瘾”是自我探索和自我疗愈;但当学生逃离学校、逃离家庭,泡在网吧一待就是两个星期,逼着父母满城寻找的时候,“网瘾”就变成了恐慌的源头和难解的“疾病”。

所以,和那些自我标榜“网瘾少年”,并以此为乐的人不同,真正被送进治疗机构的人,背后总有一些沉重的故事,让他们无法在谈起自己的网络沉迷时,保持轻松与戏谑。

在中国,被送去治疗网瘾的人,几乎都是重度网络游戏玩家,甚至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英雄联盟”(League of Legends)的高级玩家,甚至职业玩家。

那么,是什么让一个高级玩家“升级”成为网瘾患者?是心理学上的测量标准吗?抑或是因为网瘾玩家一天多玩了几个小时?

都不是。

网瘾作为“精神疾病“的诊断标准,本身不具有现实意义。没有家长在决定送孩子治疗时,会一条条地将孩子的行为比较网瘾诊断标准。甚至很多孩子“入院”做了测试,发现不符合网瘾标准,家长依然会选择让孩子留在机构里。这是因为,不仅孩子来治疗是被迫的,家长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没有选择。

我采访的一个“学员”这样描述“网瘾”:“当你在玩‘撸啊撸’(英雄联盟)的时候……连一秒钟可能都无法抽出来回应妈妈……甚至必须要用吼的,来让妈妈放弃打扰。而这些,在妈妈的眼中是一种极端的不尊重。她一怒之下冲过去一把拔掉了电脑的网线。就在这一刹那,游戏戛然而止,他脑中的多巴胺的快速分泌来了一个突然刹车。你认为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

“呃……也许会很气愤?”我希望他继续说下去。

“他感觉到一种无助和愤怒。然后他转过头来,用一种几乎看仇人一样的眼神看着他的妈妈──这个毁了他一切应得的快乐的罪魁祸首。然后他爆发,怒吼,得到的是他妈妈愤怒的进一步升级,接着矛盾愈演愈烈,最终他夺门而出,一头扎进了网吧。因为在那里,他可以无拘无束地享受快乐。”

“网瘾”的冲突往往不是孤立的,而是孩子和家长、老师之间长期冲突中的一环。双方每一次冲突,都会与“成绩退步”、“作业不按时完成”等主题产生呼应,在双方的心头逐渐累积成一点即爆的火药桶。

孩子处理这些冲突与焦虑的方法,是把自己丢进网游世界,逃离学校、家庭,忘掉现实包袱──到后来,他已经无法离开网吧,因为家庭和学校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不愿意回到的地方。

“网瘾”对家长来说,就像一个日夜折磨着自己的幽灵,突然把孩子从身边夺走,将他变成无法控制的“怪物”。不管是谁──医生也好,教授也罢,只要能帮助家长铲除这个幽灵,他就是驱魔师,是神佛。不管这是学校、军营还是医院,只要是可以像“托儿所”一样,有人帮助自己控制住这个叛逆的孩子──哪怕只有一刻,他们都希望尝试。即便杨永信被媒体曝光,尽管电击治疗听上去如此可疑,还是有很多家长选择送孩子去临沂四院,甚至选择维护杨永信──因为“电击”确实有可能在表面上让失控的孩子变得更“听话”,这也许是他们所能找到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而在治疗基地中,我发现,“网瘾治疗”的初期工作重点,其实是处理家长对这个幽灵的恐惧,而非干预孩子本身的人格和行为。治疗师们引入“家庭治疗”模型,鼓励家长在治疗孩子之前先“治疗”自己,把网瘾看作整个家庭的问题来共同应对。

治疗师相信,网瘾的本质是家庭控制系统的“失灵”──用威慑让孩子学会服从,并不能解决问题。表面的服从可以学习,却并不意味着孩子打心里认同家长。很多时候,电击过的孩子只是被剪断了引线的火药,内在隐藏着更严重的叛逆,等待着被重新引爆的那天。而正是这种失控的内部冲突,才是让正常游戏行为变成充满病态的“瘾”的罪魁祸首。

而“网瘾”会成为整个家庭的问题,源于家长和孩子所共同面对的“中国式现实”。

网瘾危机与“中国式现实”

很多玩家告诉我,游戏之所以令人痴迷,是因为游戏可以提供在现实世界中无法体会到的“即时满足感”。也许可以说,全世界的游戏人口在成倍增长,就是因为“现实”这个游戏对很多人来说设计得太烂。

可是,并不是所有的游戏玩家都会被送去治疗。而且,除中国以外,大部分游戏人口庞大的国家甚至不存在网瘾治疗机构。这又是为什么?

我访谈过一位叫做宇飞的少年。他在机构里待满了半年并成功“改造”。刚满18岁的他,两年前曾是“英雄联盟”的一名职业玩家。16岁时,他的收入已经超过所在省会城市的平均工资──他也觉得自己根本没必要回到无聊的学校。

可是,长期在外工作的父母得知以后,通过关系找到了“基地”,并将宇飞连哄带骗地送去接受治疗。回忆起这段治疗经历,他的情绪有点复杂。因为对他而言,治疗是重新认识自己和世界的过程。

在很多人眼里,职业电竞玩家不仅收入高,还是受到追捧的“明星”运动员。在基地里,我遇见一个14岁的学员,靠卖游戏装备,在一个暑假赚到了40万──但这些人依然被家长送了进来。

从“理性”角度思考,家长的行为无法让人理解。但从“现实”角度考虑,却不是这样。宇飞告诉我:“治疗的后期,我逐渐意识到,为什么我的父母会把我送进这里。你要知道,中国的现实就是,社会是分三六九等的。虽然我一个月可以赚4000块,但在主流社会眼里,这依然是个无法登堂入室的职业,是低端的。职业玩家和农民工没有本质的区别──他们的收入并不会随年龄提升,他们的工作不被社会尊敬,他们没有能被认可的社会身份。”

我追问他,什么才算“社会身份”?他说,像你这样的“名校高材生”才是。每每想起这段话,我总有一丝震撼。在宇飞身上,我看到很多年轻人都要经历的“社会化”,即所谓的“认清现实”。

可以想象,在网瘾问题背后,其实存在着一只更加巨大的幽灵──整个社会日渐加剧的阶级分化、资源竞争及中产的身份焦虑。即便“电子竞技”变得受人追捧,它依然无法避免在中国这个深受儒家观念影响的社会环境中,隔绝于主流社会对“成功”和“正经事”的想像。

这种想象有关阶级。如果赚到40万的“天才少年”是农民工的孩子,或许他会得到认可。但不巧的是,他的父母都是博士──精英阶层,他们期待孩子这40万不是靠玩游戏赚来,而是用金融知识、用被主流认可的商业、政治、知识头脑赚来的。

或许有人会说,这是两代人的社会想象不同,新一代做了家长以后,也许有所改变。但当宇飞这个曾经的职业玩家说出“现实”一词的时候,我意识到,“现实”的构建者和维护者永远存在,而大部分都不会是那些以虚拟游戏为工作的人。

曾经风行中国大陆的电视剧《蜗居》里,有一段经典台词。单身的小贝对苏淳说,他不明白为什么女人都要房子,因为租一套房子比起买一套更加“现实”。苏淳告诉小贝,你说的都不是“现实”,而是理性。真正的现实,是不管房子多贵,你都要把它买下来。在中国的语境下,“现实”不是实用主义,而是近乎非理性地去承担社会责任,迎合社会眼光。这种“从众性”似乎是绝对的真理。

于是,能标签一个人是否有“网瘾”的,往往并非是某个机构,而是这个机构所置身的更大社会图景──中国人眼中的“现实”。

几乎每一个网瘾少年面对的,都是无法容纳他的“现实”──他的学校、家庭或社会环境。他又不得不在以家庭和学校为单位的社会控制下──被迫奋力接受和挤进这一现实。

所以,当中国的孩子无法融入学校/社会环境,无法取得主流认可的时候,旁人往往会批评他“不够努力、用功、守规矩”,而不是思考:是不是我们太过于依赖单一的评价体系和上升道路?当一个人无法得到认同时,就只能选择逃往那个唯一让他感觉更舒适的虚拟世界来证明自己、保护自己。而这个世界,往往不被主流认可。

现实的巨灵,比电击更可怕

网瘾所反应的社会问题,不仅仅是个体对网络游戏的过度依赖。从根源上,它也折射出整个社会对单一价值观和狭窄上升通道的过度依赖。

如果一个人无法适应学校环境时,他受到的不是批评与歧视,而是容纳和接受;如果他能够在主流价值观之外,拥有第二个、甚至第三个受到认可和尊重的人生选择,他还会让自己全然沉浸在虚拟世界中,寻求那虚无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吗?

可现实本身,就是一家巨大的网瘾治疗机构。我们在机构里看到的各种“不人性”手段(军训、电击、教育),虽然“没有医学范例”可以参照,但从我们成长的环境中,都可以找到影子。很多人会在新闻评论里大力斥责杨永信,将他比作恶魔、人渣,但是我们思考一下,这是不是只是因为电击治疗侵犯身体太过露骨,才让人如此义愤填膺呢?

面对这样的问题,家庭治疗比其他的治疗方法更好,因为它不是进一步地强化我们的“”,也不是让我们学习和假装归顺,而是通过让人们意识到“网瘾”到底是什么,改变家长和家庭成员的沟通模式,小范围改造“现实”,让曾经很难容纳网瘾少年的世界,慢慢接受他们。讽刺的是,像“宇飞”这样的成功“改造”并没有和家庭的蜕变一起完成。他的父母从始至终都因为“工作原因”不参与治疗。也正是这种“自主性”,让他在出院后更决绝地走向了和之前完全相反的另一个极端──成为一个比大部分人都“现实”的现实维护者。

世界上最可怕的,永远不是露骨的惩罚,而是那些作用于人的内心的无声无息规训。也许,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早已经受过多少次比“电击”要残酷百倍的“现实治疗”。如果说电击给青少年造成了肉体的惩罚和精神的震慑、改变了他们的行为模式,却反而让他们在心里更加仇恨和逆反;那么“现实”则一遍遍通过它无形且残酷的规则,更根本地调教了所有人的世界观,规训了人们的心灵,让人们更加温顺,更想要迎合这个世界。

而杨永信的电击疗法,不过是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

(饶一晨,人类学学徒,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