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1.4.2

二  关于季米特洛夫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口信」

毛泽东在为争取中共最高领袖而进行的持续斗争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凭着他个 人的政见主张,娴熟运用各种谋略,吸引、争取了许多昔日属于对立营垒的党内高层人 物,使他们成为自己的同盟者。王稼祥就是较早被毛泽东争取过来的原王明集团的重要 成员。1938 8 月,王稼祥从莫斯科返回延安,带回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关于「承认」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重要口信:「在(中共)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 导下解决,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王稼祥传达的莫斯科这一重要口信,在 1938 年充满强烈亲苏气氛的中共党内所发生的巨大效力,非局外人所能想象,它简直 就是一封莫斯科对毛泽东中共领袖地位的承认书。从此尘埃落定,毛泽东虽未立即成为 中共中央总书记,但已成为事实上的中共最高领导人。至于王明,一旦遭莫斯科冷遇, 则完全丧失了政治上的回旋馀地,开始迅速走下坡路,最终被毛泽东一脚踢进「历史的 垃圾堆」。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获得季米特洛夫的支持,是与王稼祥在莫斯科开展的积极活动分 不开的。王稼祥是为医治内战期间所受的枪伤,于 1937 6 月下旬在上海秘密搭乘苏

 

③王稼祥:〈国际指示报告〉(1938 年 9 月),载《文献和研究》(1986 年汇编本),页 70-71。

联轮船前往苏联的。 王稼祥在治病之外,是否另有特殊使命于事隔五十年后才真相大 白。1985 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纪念王稼祥的文章中称,王稼祥赴苏系 受「中央派遣」,「向共产国际领导人介绍中国革命情况,包括他个人对中国党的领导 的看法」。三十年代曾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师哲也说,王稼祥是「身负重任」来到莫斯 科的。 这里涉及到一个关键问题,王稼祥赴苏向共产国际陈述他「个人」对中国党 领导的意见,究竟是谁授权的?在王稼祥启程赴苏的 1936 12 月初,在中共中央所在 地保安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张国焘、周恩来和博古。张国焘甫抵保安, 因「另立中央」享受到批评,已心灰意冷, 周恩来、博古等正忙于和西北军、东北军 交涉。在毛泽东和张闻天两人中,张闻天授意王稼祥去莫斯科陈述王个人对中国党领导 的看法,可能性极小。答案只能是一个,是毛泽东授意王稼祥去共产国际开展要求改变 中共领导的活动,也唯有毛泽东才会这样做。

王稼祥这次在苏联居留有一年时间。王稼祥抵苏后,王明已准备返国,从 1937 11 月起,王稼祥就接替了原由王明担任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职务,直至 19383 月任弼时抵莫斯科,才转由任弼时接任该职。据王稼祥自述,1938 7 月,在王 稼祥返回延安的前夕,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曾与他及任弼时进行了一次重要谈 话。这次谈话并没有任何文字记录,因此无从考证季氏与王稼祥、任弼时会谈的具体时 间和地点。据王稼祥说,季米特洛夫谈了以下一段话:

「应该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实际斗争锻炼出来的领 袖」,「其它人如王明,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 ⑤ 关于季米特洛夫对王稼祥请的这段话,前苏联中国问题专家季托夫对它的真实性予

以了否定。季托夫在〈抗日战争初期中共领导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19371939)〉一 文中声称,王稼祥传达的季米特洛夫的「指示」,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联手搞的「阴谋诡 计」。季托夫说:

共产国际根本没有(决定毛泽东为中共领袖)那个意思。王稼祥是在 1937 年 初作为毛泽东密使被派往莫斯科的。为了完成毛泽东的委托,王稼祥本人同共产 国际个别工作人员(指季米特洛夫——引者注)进行了交谈。曾谈到似乎中共中 央认为必须选毛泽东当党的总书记。但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并没有提出什么建议, 认为这个问题应由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⑥ 在没有进一步史料证实季托夫的「伪造说」以前,笔者倾向于接受「季米特洛夫曾向王稼祥表示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这一说法。虽然「口信」一事确实存有不少疑点,

①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已故向青教授提出的王稼祥是由新疆赴苏,于 1937 年春抵达的说法是错误的。参见向青:《共产国际与中国革 命关系论文集》,页 389;另参见郑育之:〈王稼祥在上海养伤的日子里〉,载《回忆王稼祥》,页 78-81。郑育之系作家周文之妻,夫妇均为 中共地下党员,1937 年 3 至 6 月,王稼祥在沪等候苏联轮船的三个月里,一直秘密住在周家。

②胡耀邦:〈深切地纪念王稼祥同志〉,载《回忆王稼祥》,页 2。

③师哲:〈忠心耿耿,光明磊落——回忆王稼祥同志〉,载《回忆王稼祥》,页 83。

④张国焘:《我的回忆》,第 3 册,页 329。

⑤王稼祥(遗作):〈回忆毛泽东同志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载《人民日报》,1979 年 12 月 27 日。

⑥ A·季托夫:〈抗日战争初期中共领导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1937—1939)〉,原载苏联《远东问题》1981 年第 3 期,转引自《共产国 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页 356-57。

例如,在共产国际 6 11 日通过的〈关于中共代表团报告的决议案〉中并没有涉及对中共领导人个别评价的内容,为什么到了 7 月,季米特洛夫竟会在如此敏感的重大问题 上,向王稼祥个人作出明确的表态?为什么共产国际竟会没有这次会见的正式文字记 录?种种迹象表明,季米特洛夫向王稼祥讲述的这番话,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个人的看法, 而季氏的意见似乎得到斯大林的默认。因为,如果不经斯大林,季氏似无胆量在如此重 大问题上自作主张。1938 年,苏联正处于「肃反」大风暴中,王明的后台与恩师米夫 已被加之以「人民公敌」的罪名遭到处决。季氏利用这一机会,或为显示其「革命的原 则性」,有意对王明表示轻慢;或受「阶级斗争」之习惯思维之影响,对王明表示某种 政治上的不信任,都是十分可能的。季氏虽与王明私交其笃,王明唯一女儿在其返延安 前即托付给季氏抚养,但在 1938 年大恐怖的血雨腥风中,饱受寄人篱下之苦、且常遭 斯大林轻侮的季氏于惊恐中钦羡毛泽东所创造的革命功业,亦在情理之中。斯大林在 1938 年属意毛泽东也不奇怪。斯大林知道毛是中共实际的最高领导人,一年前派王明 回中国只是为了「帮助」毛,而无赶毛下台的意思。斯大林因米夫而对王明表示冷淡, 但他却无惩治王明的念头,因为从各方面资料看,斯大林对王明关怀备至几十年可谓不 变。

王稼祥带回延安的是季米特洛夫的「口信」,但是,北京大学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 革命关系的向青教授,在未提供任何历史资料的情况下却断言,王稼祥回国带来了「共 产国际从组织上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袖的重要文件」。 向青教授的上述叙述是完 全错误的。王稼祥本人及其遗孀朱仲丽也只是说,王从莫斯科带回的是季米特洛夫的「口 信」或「意见」。如果共产国际果真有这份「从组织上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袖的重 要文件」,毛泽东在其最需要莫斯科支持的 1938 年,难道会将其束之高阁?事实是,当王稼祥于 1938 8 月返回延安后,毛泽东就立即决定召开中央会议,让王稼祥向政 治局委员郑重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季氏为共产国际总书记,即是共产国际的化身)。毛 泽东如此急不可待,如果确有共产国际的书面意见,毛一定会在一定的范围内正式公布, 绝不会秘而不宣。至今,在中国出版的各种文件集中,都没有这份「文件」。可见,1938 7 月,共产国际没有颁布过承认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正式文件。1938 8 月,王稼 祥返回延安时确实带回了一份共产国际文件,这份文件不是向青教授所说的那个子虚乌 有的东西,而是 1938 6 11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的〈关于中共代表团报告 的决议案〉。

王稼祥返回延安所带回的季米特洛夫「口信」,对毛泽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毛泽 东终于得到莫斯科的承认。现在他的地位已得到加强,下一步就是要对王明等发起全面 反击,来巩固自己的中共领袖地位。

①参见向青:《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论文集》,页 391-92。

 

2016年10月3日, 3:53 下午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