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1.5.1

第五章  夺取意识形态的「解释权」

一  毛泽东从斯大林《联共党史》中学到了什么?

从 1935—1938 年,经过四年的艰辛努力,其间虽有曲折和暂时的失意,毛泽东毕竟在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大道上一路凯歌行进,到了 1938 年底,毛已将中共军权、党权 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然而,仍有一件事使毛如骨刺在喉,须臾不得安宁——这就是毛 还未获得中共意识形态的解释权。

解释权——给词语下定义的权力,这是人类最重要的权力之一。在共产党内,解释 权则尤其重要,谁获得对马列经典的解释权,谁就控制了党的意识。换言之,即使拥有 军权和党权,若无意识形态解释权的支持,对党和军权的控制也难持久。解释之重要,不纯取决词语本身的内容及其意义,更在于词语与现实的联系,以及词语概念在社会生 活中的作用。长期以来,在留苏派的经营下,俄化概念在中共党内早已形成一种特有的 精神气质和浓厚的亲苏气氛,成为笼罩在党之上、阻遏一切创新精神的沉重低气压。王 明、张闻天等不仅凭籍这种氛围扶摇直上,且沾沾自喜,俨然以圣杯看守人和护法大师 自居,将一切独创思想均视为旁门左道而必欲除之而后快。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毛 对此除了愤慨而毫无办法,彼等出自莫斯科正宗嫡传,在他们眼中,毛泽东的那一套岂 只是离经叛道的「狭隘经验主义」,简直就是难登马列之堂奥的「野路子」。

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的毛泽东决意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且一呜必求一言九鼎之效, 使其政治对手就此噤口。还在 191O 年,当毛还是湘乡东山学堂学生时,他就借一首「咏 蛙」诗而明其心志:

独坐池塘如虎距, 绿杨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 哪个虫儿敢作声!①

而在毛泽东已初建其大业之后,他就更不能容忍中共党内还存有的那种精神指导系 统。紧怀「传教」之志、兼有办事之才的毛,对自己及对手之特长均有极其清晰的了悟, 他深知目前自己之优势非在于此——马列经典读得毕竟比那些洋学生少;但毛又极具自 信,他之基于对中国历史及其文化传统深刻洞悉和体认,而对马列几个重要概念的融汇, 在其实际功用价值上远胜于那些食洋不化的迂腐书生的纸上谈兵。在毛看来,留苏派攻「如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其胸中茫然无有」,仅是凭籍莫斯科的栽培,先控制党 的意识形态,继而夺取了党权和军权。毛却要反其道而行之,凭其个人的意志和智能先 掌握军权和党权,最后攻占意识形态阵地。

1938 年 10 月,当毛泽东已先读了一批马列著作和斯大林主义的解释课本——米丁、 爱森堡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之后,毛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讲台上向 全党发出开展「学习运动」的号召。

学什么?一言以蔽之,学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之产物——毛的新概念以 及毛的态度和工作方法。可是当时既无「毛泽东思想」这一正式概念,又不便在斯大林 远距离观察下直接鼓吹毛的新贡献,况且,毛也难于将其内心的真实想法和盘托出。毛 真正陷入到欲语又止的境地。

然而这一切对于经历过无数风浪的毛泽东,又实在算不了什么。1938 年末,来自 莫斯科任弼时的一份报告给了毛重要启示,帮助毛摆脱了这种困窘。任弼时向延安通报, 莫斯科刚刚出版了斯大林编着的《联共党史》,建议中共中央立即翻译。 几个月后, 当毛读了这本《联共党史》后,如获至宝,迅速向延安的各级干部发出号召:学习《联

①转引自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1 年),页 325。

②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年)。该书收录经毛泽东批注的哲学读本共十一种, 其中抗战初期阅读的达九种。

③参见《中共党史人物传》,第 8 卷,页 48;另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页 436。

共党史》,做斯大林的学生! 毛泽东对《联共党史》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据当时担任毛军事秘书的郭化若回忆,

毛在一个干部会上说:「《联共党史》是本好书,我已读了十遍。奉劝各位也多读几遍。」

 从 1939 年至五十年代末,毛泽东不下十数次号召全党学习《联共党史》。1941 年 5 月 19 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著名演讲,提议应「以 联共党史为中心材料」,研究马列主义,「其它一切为辅助材料」。毛称赞道:

《联共党史》是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 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个完全的典型。②

1942 年,毛泽东更将该书称之为「马列主义百科全书」,把其列入《整风文献》, 以后又将其列入《干部必读》一类的学习丛书。1949 一 1956 年,《联共党史》甚至成 为中国所有高等院校学生必修的政治课目,直到六十年代初,其至尊至荣的地位才被《毛 泽东选集》所取代。

毛泽东如此推崇斯大林的《联共党史》,究竟是出于策略手段,抑或是发乎真心? 毛泽东对斯大林有着很深的不满,眼下正在加紧赶制反对王明的炮弹,为何却对王明的 精神导师——斯大林的大作这般推崇备至?乍看似乎令人费解,毛泽东和王明这两个政 治上的对手,在歌颂斯大林的《联共党史》方面竟完全一致。1939 年5月 20 日,王明 当着毛泽东的面,在延安召开的中央干部教育部学习动员大会上作的主报告就是「学习 联共党史的重要意义」, 王明偏爱《联共党史》尚在情理之中,那么毛泽东呢?

毛泽东高度评价《联共党史》一定有他意欲迎合斯大林的目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联共党史》为毛提供了大量他所急需的开展党内斗争有用的经验与策略,完全可以用 来为毛的政治目标服务,为毛夺取中共意识形态的解释权输送弹药。

《联共党史》全称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斯大林为在政治上彻底消灭 异己、巩固自己的独裁地位而下令编纂的。这部书经斯大林亲自修改、审核,于大镇压 达到顶点的 1938 年正式出版。由于斯大林直接参与,精心组织了这部书的写作和出版, 斯大林同意将这部书归于他的名下。

对于这本堪称斯大林主义标本的《联共党史》,毛泽东立时发现了它的巨大价值。 毛泽东高度欣赏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灵活态度。和斯大林善于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 在《联共党史》中有选择地利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一样,毛只专注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 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把马克思主义通俗化方面,毛泽东和斯大林都堪称一流大 师。斯大林擅长于将马克思主义化的为几个概念,毛泽东则精于对马克思主义作简化处

①郭化若:〈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片断〉,载《毛泽东的哲学活动——回忆与评述》(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 年),页 157。

②毛泽东 1941 年 5 月 19 日的演讲在 1942 年 3 月 27 日《解放日报》公开发表时,已作了修改和补充。1953 年收入《毛泽东选集》第

3 卷时又再次作少量修改。1953 年版本将毛发表演讲的时间模糊为 1941 年 5 月,把《联共党史》改为《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 并删去毛原文中「其它一切为辅助材料」一段话。参见《整风文献》(订正本)(上海:新华书店,1950 年),页 56。

《新中华报》,1939 年 5 月 26 日。

④前苏联国防部军史研究所所长德里·特里安东诺维奇·沃尔里戈诺夫在其所着《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一书中,利用苏 共中央档案,详细披露了斯大林主持撰写《联共党史》的背景及其经过。参见《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第 2 卷(北京:世界知 识出版社,1990 年),页 576。

理,尤其善于把中国民间俗语、俚语引入到马克思主义。斯大林发明「干部决定一切」 的口号,毛泽东则有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造反有理」!从《联共党史》简 明、程序化的叙述中,毛泽东获益非浅。不久,他就依据《联共党史》的结束语部分, 在中共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起〈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的报告了。

《联共党史》为了维护斯大林一贯正确的形象,任意剪裁历史,这也适应了毛泽东 急欲重写以自己为中心的中共党史的政治需要。《联共党史》把苏联共产党历史描绘成 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生死搏斗的历史,尤其突出斯大林的个人作用。全书提到斯大林、 列宁的名字共有六百五十馀次,介绍斯大林、列宁著作以及引用他们语录的篇幅占了全 书的四分之一;共有一百页左右。这一切都吸引着自认为是党的正确路线化身的毛泽东 的强烈兴趣,给了他丰富的启示。在毛的亲自主持下,1943 至 1945 年,任弼时、胡乔 木等以《联共党史》为蓝本。以中共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为纲,编写出《联共党史》的 中国版:以毛泽东为中心的中共第一个历史总结文件——〈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在这个决议中,只有毛泽东才是中共正确路线的代表(在 1945年8 月修改稿中, 将刘少奇也增添为正确路线的代表),其它党的领导人,非「左」即右,至于广大党员 则成了党的领袖的陪衬物。

《联共党史》以斯大林的个人意志作为评判是非的唯一标准,竭力丑化、贬低党的 其它领导人,这又和毛泽东自大、专断的性格相吻合。《联共党史》把所有与斯大林意 见相左的党的元老,一概斥之为「机会主义」、「人民公敌」、「叛徒」、「卖国贼」、「特务」、「暗害者」,为斯大林大规模屠杀老布尔什维克,实行社会恐怖,制造了理 论依据。抗战阶段的毛泽东尚处于「打天下」的创业时期,革命成功还要依赖于全党齐 心协力,因而只能有选择的学习斯大林的党内镇压经验。但是,毛泽东还是从《联共党 史》学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不久他就用「机会主义」、「经验主义」、「教条主义」, 指控党的其它领导人。在毛的高压下,绝大多数党的领导人出于对党内团结的考虑,都 自觉或违心地接受了这些指控,从此,他们的「小辫子」被毛牢牢拽在手心,毛可以随 时根据需要任意处置他们,自己却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毛泽东从《联共党史》中寻找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以领袖为中心的革命战略与策 略,以这个中心为基轴,加强党的思想和建设的具体途径,展开党内斗争的方针与方法 等。从这本书中,毛彻底了解了做一个斯大林式的领袖所必须具备的特殊素质,这就是: 以铁腕统治全党,用意识形态为这种统治服务。对于这类问题,毛本来就不生疏,现在 又有《联共党史》作依据,毛更加充满自信。

如果说《联共党史》从政治功利性的角度丰富了毛泽东的革命战略和策略思想,那 么斯大林的哲学狙击手米丁、尤金,则为毛主义的哲学化助了一臂之力。

在中共领导人中,毛泽东是较少受马列教义束缚,思维最自由、最活跃的一位。毛 青年时代深受中国传统哲学影响,尤其重视陆王心学,正由于毛与中国传统哲学始终保 持一条沟通的渠道,他的有异于莫斯科正统的新思想、新概念才不时涌现。但是在三十 年代前期,毛的一系列富有创见的观点和主张却遭到党内留苏派的贬损。心高气傲的毛泽东决不甘心仅仅做一个「实践家」,他也要进入马列主义理论家的殿堂。既为共产党 员,就不能另辟新径,于是毛不得不求助于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使自己的观点系统化和 理论化。

1937—1939 年,毛泽东在延安如饥似渴地钻研由博古、沉志远等从俄文翻译的唯 物辩证法一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然而,毛所读的几乎都是当时苏联官方哲学家——米丁、尤金、西洛可夫等为斯大林著作作注解的教义问答式的「解释学」。 这样就不可避免造成互为矛盾的结果。一方面,由于毛泽东主动的迎合,他的活泼的思维被无形地压入进米丁、尤金等教条的框框,斯大林的直线性和独断性的思维方式 对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分为二」、「无限可分」等毛氏箴言,简直成了放之四海 而皆准、应对世界万物的准则;另一方面,由于毛泽东研读米丁、尤金、西洛可夫乃是 迫于外在压力,并非完全出于个人喜好;加之,毛的自由意志毕竟难以被斯大林式的「神 学大全」所完全限制,因此,毛的思想经常「越轨」,不时跳出斯大林的紧箍咒而呈汪 洋恣肆状,正是在这个时期,毛写出了他最重要的哲学论着〈实践论〉和〈矛盾论〉。 总之,在抱定「为我所用」的宗旨下,毛或者能够从「本本」的片言只话中,获取灵感, 将其引申开来,借洋调翻出中国曲;或者公然藐视「本本」而自谱新调。于是,创新开 掘与僵硬保守并存,两者互为补充,互相融合,就成了毛思想的显着特征。在这个过程 中,毛思想开始具有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外观形式,而米丁、尤金、西洛可夫则在毛主义 哲学化的早期工程中起到了脚手架的作用。

毛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关系颇为复杂,将两者完全等同,或将两者完全割裂,皆有 悖事实。然而就 1939—1941 年毛在延安推行的学习运动而言,毛之思想与斯大林主义 有看千丝万缕的联系,乃是证据确凿。在斯大林的堂奥中,毛不仅发现了打击王明等的 武器,而且也为自己理论的系统化找到了凝固剂。在毛精心的操作下,他竟可以一边用 斯大林打击王明,另一边又用斯大林完善自己的思想体系。一旦斯大林也能为毛所用, 那么斯大林的教条主义,毛也就食之如甘饴了。确实,毛的移花接木术已达到炉火纯青、 造化无穷的境地。由此看来,毛之所为斯大林的学生,果真做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①郭化若:〈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片断〉,载《毛泽东的哲学活动——回忆与评述》(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 年),页 5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