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1.5.3

第五章  夺取意识形态的「解释权」

三「甩石头」:毛泽东编「党书」

1940 年末,毛泽东决定扭转学习运动的方向,他再不能容忍充斥于延安各机关「空 对空」的纯学理讨论的空气。毛的策略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抢王」,暂时放过党 的中下层干部,先将党的高级干部从单纯读书的氛围中解脱出来,把他们引人到对敏感 的党的十年(1927—1937)历史的讨论中去,进而把野火烧向王明、张闻天。

毛泽东此举带有「玩火」的性质。1938 年共产国际在对中共的指示中明确告诫中 共领导层,应慎重对待党的过去历史问题的讨论,以避免发生不必要的争论,从而影响 党的团结。三年前共产国际的指示,虽言犹在耳,毛泽东却毫不在意,经过近几年的经 营,毛的权力基础又有新的加强,他要先行一步,试探一下其它领导人的反应。

1940 年 12 月,毛泽东正式提出了隐藏在胸中多年的观点,12 月 4 日,毛在政治局 会议上首次对苏维埃后期极左的政策作出判断,认为这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 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会上马上产生争论,张闻天等不同意苏维埃后期错误是路 线错误的判断。面对张闻天等的反对,毛稍稍调整了自己的言论,12 月 25 日,毛在 以后以〈论政策〉之名发表的党内指示中,第一次宣布,中共在苏维埃运动后期犯了左 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提及其在十一个方面的表现。在这里,毛放了一只观测气球,他使 用的是比较笼统、含混的「苏维埃运动后期」的概念,而没有明确指明其时间段是从 1931 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 1935 年遵义会议召开之前;他用「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来 代替「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正式判断。

毛泽东之所以选择在此时提出自己的观点,是基于他对其政治对手内部分裂状况之 准确把握。毛十分清楚,在中共领导层内顽强坚持对原政治路线评价的人,并不是王明, 而是与毛长期合作共事、且在 1940 年仍与毛关系密切的张闻天。至于王明,则在 1940

年 11 月就提出中共在苏维埃运动后期犯了严重错误的看法。尽管王明只是重复其 1933

—1934 年在莫斯科即曾表明的观点,但王明此时旧话重提,却完全是为了与在国内的 原同事博古、张闻天撇清关系。对于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互相攻讦、竞相推卸责任,

①参见《毛泽东年谱》,中卷,页 235-36。

②王明:〈论马列主义决定策略的几个基本原则〉,原载延安《共产党人》,1940 年第 12 期,引自蔡尚思主编、姜义华编:《中国现代思 想史资料简编》,第 4 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 年),页 488。

毛看在眼里,却丝毫没有表示他个人对王明的欣赏和支持,毕竟使毛感到威胁的是在国 际共运中声名远扬的留苏派之精神领袖王明,而非王明昔日之朋友、且早已在一系列重 大问题上与自己站在一边的张闻天。眼下形势早已变化,王明正不时向毛示好,且将毛 从「中国革命的伟大政治家和战略家」升格为「伟大的理论家」。只有张闻天一人还 在顽强抵拒毛为修正历史结论所作的努力,这种情况迫使毛不得不另图他策。

1940 年冬至 1941 年 6 月,毛泽东用了半年时间精心准备了一块砸向王明等留苏派 的「石头」,这就是党的秘密文件集《六大以来》。

《六大以来》是一本深受斯大林《联共党史》影响、经毛泽东精心编排的中共历史 文献汇编。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完成于 1941年6 月,全书编成于 1941 年 12 月。

《六大以来》共收入各种文献凡五百一十九篇,约二百八十万字,收入文件的时间跨度, 从 1928 年 6 月中共六大召开到 1941 年 11 月。

这套文献集的最大特点是具有鲜明的倾向性。在胡乔木、王首道的帮助下,毛泽东 以中共党内所谓的「两条路线」为经纬,以此观点来编排史料。该书将毛泽东树为党的 正确路线的代表,将王明、博古等列为错误路线的代表。全书共收入毛的文章、讲演、 报告共五十五篇,占全书十分之一的比重。毛对王明、博古、张闻天起草的大量文稿作 了细致的取舍,择其一部分,作为「反面教材」收入读书。毛泽东对周恩来在抗战初期 支持王明的活动,也丝毫未忘却,在《六大以来》中将周恩来顺带捎上。该书全文收录 了 1938 年 6 月 15 日周恩来和王明、博古联名发表的〈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 问题底意见〉一文,作为周恩来对「错误路线」附和、妥协的证据。相比之下,刘少奇 的政治行情看涨,在《六大以来》里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该书收录了刘少奇四篇文章, 被毛编排入「正确路线」一方。周恩来单独发表的文章仅收录一篇。毛通过此举向全党 高级干部明确表示,只有刘少奇才是毛「正确路线」的真正拥护者。

毛泽东为表明自己一贯正确,对于收入《六大以来》的自己的文章,作了精心的选 择,将一切有碍于自己「形象」的文字尽情作了删除。毛剔除了表明自己支持 1931—

1935 年党的政治路线的文字,对自己在三十年代前、中期发表的一些文章还作了细心

的剪裁。毛只选录了他在 1934 年 1 月全国第二次苏维埃大会上的报告(只有苏维埃才 能救中国)的一小部分,易名为〈我们的经济政策〉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收入《六大以来》。毛对〈论新阶段〉更是大动手术,他只截取报告中谈「马克思主义 的中国化」和「独立自主」的若干节,改名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将 其收入《六大以来》。

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在编辑《大大以来》的过程中,毛泽东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 在个别文件的日期上作了手脚。《六大以来》收入的由任弼时主持通过的〈中央苏区第

①王明:〈学习毛泽东〉,《新中华报》,1940 年 5 月 7 日。

②《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有全集本和选集本两种,选集本由八十六篇材料组成,均分为上、下两册,十六开本,由延安新华 印刷厂印刷。1941 年 12 月,《六大以来》全集本仅印了五百套,发行到几个中共中央局、军委等少数单位,不对个人发放。选集本逐一编 号、登记、分发给党的高级干部。1947 年,中共中央在国民党军队进攻下,撤离延安,「全集本」只在中央办公厅保留几部,其馀全部销毁。 1952、1980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对该书作若干调整、补充后,两次予以重印,由内部控制发行。参见裴淑英:〈关于《六大以来》一书的 若于情况〉,载《党的文献》,1989 年第 1 期。

一次党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该文件原来的形成时期是 1931 年 11月1至5 日,但是,

被收入《六大以来》时,却被改为 1931年3 月。这个改动非同寻常,它掩盖了 1931

年 4 月至 10 月,由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支持毛泽东、与毛联手共同反对项英的历 史真相。毛之所以选中这份决议案,乃是该文件批评了毛所主张的「抽多补少」、「抽 肥补瘦」的土地政策,正好从反面说明毛与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存在深刻的路线分歧。 把通过该决议案的时间改为 1931 年 3 月,是为了强调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派往江西 的代表团,下车伊始,就反对毛的正确主张,而毛长期遭受中央的错误压制。毛将这个 决议案收入《六大以来》,也是给任弼时一个警戒;使其明白,他在历史上也和错误路 线沾过边。

毛泽东编辑《六大以来》,其理由是为召开七大作资料准备,毛泽东的这个大行 动得到了任弼时的全力支持。任弼时自 1938 年 3 月赴莫斯科后,在共产国际总部居留

两年,直至 1940 年 3 月 26 日才返回延安。任弼时回国后,立即进入中共最高权力核心 中央书记处(相当于政治局常委会),到当年的 7、8 月,又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负 责中央书记处的常务工作,成为毛泽东最重要的助手。

任弼时是一个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共产党人。从三十年代后期始,任弼时对毛泽东 的智能和谋略愈益钦佩,认为在中共党内唯有毛泽东堪负领袖重责,并且相信只要有毛 掌舵,中共就一定能走向成功。因此,任弼时在毛泽东与王明之间较早就作出了选择, 在毛泽东比较困难的 1938 年初春,任弼时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支持毛泽东的 意见,从而获得毛的信任。

任弼时也有其难言之隐。尽管在 1931年4至 10 月,任弼时曾与毛泽东真诚合作, 一同联手反对项英,但是在 1931 年 10 月后,却是由他具体贯彻六届四中全会后的政治 局路线,给毛扣上了「狭隘经验主义」的帽子。任弼时对三十年代初期曾经给毛造成的 伤害一直深感内疚,多年来主动与毛靠拢,试图争取毛的谅解。1938年3 月。任弼时 赴莫斯科后,为突出毛在共产国际的影响,竭心尽力,成效显着。返回延安后,任弼时 更是全力辅佐毛,处处从中共的长远利益着眼,对毛的活动都从好的方面去理解。

任弼时出于维护党的利益而支持毛泽东,这并不意味他就欣赏毛泽东的一切。任为 人正派,有时颇看不惯毛的所作所为,只是出于各种复杂因素的考虑,对毛的一些过 份之举,任弼时多佯装不知而已。作为六届四中全会后派往江西苏区的中央代表团团长, 任弼时绝不会把他主持的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日期忘记,正是由于任弼时的妥协态 度,毛才敢于公开修改那次会议的日期。

①《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页 129。1931 年 3 月 18 日至 21 日,项英以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身分主持召开了苏区中央局扩 大会议,因等待中共中央指示的到来,没有形成会议决议就宣布暂停会议。4 月 17 日,任弼时等到达宁都县与项英、毛泽东等会合,苏区 中央局再举行一天的会议,作为前一月扩大会议的继续。此次会议形成五个文件:—、(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二、〈土地 问题决议〉;三、〈关于一、三军团工作总结的决议〉;四、〈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五、〈共青团工作的决议〉——没有〈中央苏区第一次 党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召开于 1931 年 11 月 1 日至 5 日,此次会议的政治决议案由王稼祥起草。在编辑《六 大以来》时,毛对这份决议案也作了剪裁,毛只将该文件的第一部分收入《六大以来》,而略去了第二、三部分,因为该决议案第二部分「中 央苏区过去工作的检阅」明确提到「苏区党代表大会完全同意中央九月指示信」,如果将这些内容收入《六大以来》,就不能把该文件的日 期写成 1931 年 3 月。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1),第 7 册,页 451。

②《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 176。

③王明:《中共五十年》,页 54。

1940 年底到 1941 年上半年,毛泽东反击王明的活动已临近决战的前夜。毛一方面 加紧编辑《六大以来》,同时,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文件中,他不断地亮出自己批评前 中央政治路线的观点,为正式向王明等摊牌制造舆论。1941年1 月,毛以中央的名义, 下令组成由一百二十人参加的党的高级干部学习组,其中有重要干部四十多人。开始讨 论党的历史经验问题,将对王明等的包围圈进一步收紧。一旦观测到留苏派没有动静, 尤其是留苏派的后台斯大林竟也毫无动作,毛迅速将阵地从党的十年历史问题移到当 前。这次毛不再将王明、张闻天分开,而是要让这些「理论大师」立时呈现原形。毛决 定彻底摧毁王明等赖以在党内坐大的基础——他们所拥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兼圣杯 看守人的名号!

1941 年 5 月 19 日,毛泽东当看王明等人的面,向王明发起新的一轮攻击。在〈改

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他要求彻底扭转 1938 年后开展的学习运动的方向,「废止 孤立地、静止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而代之以学习当代最高综合的马列主义

——斯大林的《联共党史》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在向王明发起的最新挑战中,一组组最具隐喻性和挑战性的新词汇被毛创造出来—

—「言必称希腊」、「希腊和外国的故事」、「教条」、「留声机」,尽管皆有其针对 意涵,却并不明确所指,这就更加容易在词语与现实之间引发疑问和联想,从而猛烈动 摇王明等的老语汇的神圣地位,为毛通过改变词语、夺取意识形态解释权扫清障碍。

紧接春,1941年6 月,毛泽东将《六大以来》的第一部分编辑完毕,该书立刻成 为毛砸向王明等的一块石头。两年后,毛泽东在 1943 年 10 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中, 回忆起《六大以来》的出版所造成的巨大效应,他说:

1941 年 6 月编了党书,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故可能召开九月会 议,大家才承认错误。①

「许多同志解除武装」,固然和《六大以来》一书对党的核心层造成巨大的精神冲 击有关,但是,毛泽东为配合该书的出版而精心策划的一系列活动,也极大地削弱了政 治局大多数成员的抵抗能力。政治局在毛的进攻前,除了束手向毛输诚,别无其它出路。

从 1941 年春开始,毛泽东连续推出几个重大举措。3 月 26 日,毛以中共中央的名 义,作出〈关于调整刊物问题的决定〉,一举端掉王明、张闻天等最后几个舆论阵地。 该〈决定〉声明,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和「急于出刊」某些书籍和小册子,停止出 版《中国妇女》、《中国青年》和《中国工人》三家刊物。毛为了显得「一碗水端平」, 将胡乔木负责的《中国青年》与另两个刊物一并停刊,使领导《中国妇女》、《中国工 人》的王明、博古、邓发等人,明知其中有诈,也无言可说。

1941年9月1 日,毛泽东又将上述谋略如法炮制一遍,宣布撤消由王明担任校长 的中国女子大学,将女大与陕北公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为延安大学,把王明担任

①逄先知(1950—1966 年曾负责管理毛泽东的图书):〈关于党的文献编辑工作的几个问题〉,载《文献和研究》,1987 年第 3 期。

②《中央关于调整刊物问题的决定》(1941 年 3 月 26 日),载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1921 年7 月—1949年 9 月)(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 年),页 539。

的最后一个可以抛头露面的职务巧妙地剥夺掉。 毛泽东且对手无缚鸡之力的王明如此处心积虑,对于那些手握兵符、统兵一方的八

路军将领就更不放心了。为了防止彭德怀领导的八路军在前方可能会滋生的「自主性」 和「分散性」,打击任何「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企图,毛责成王稼祥、王若飞于 1941年7月1 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该文件不指名 地警告彭德怀和各根据地领导人以及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南方局,必须一切听命于延安, 不得「在政治上自由行动」,「在组织上搞独立王国」。毛并威胁彼等应吸取张国焘「身 败名裂的历史教训」。毛泽东十分了解这些长期献身革命事业、无比珍惜自己革命历史 的高级干部的心理特点,以党和革命的名义,将他们牢牢控制在手里。

现在,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一场大规模的党内整肃风暴即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