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玉均与开化党成员。网络图片

金玉均与开化党成员。网络图片

作者:,中国著名作家

朝鲜革新者金玉均,也曾属于上海记忆的一部分。

理想殒落

在死前那一刻,他会想起什么?

不止一次,在上海的外滩散步时,我想起了金玉均。1894年3月28日,他在公共租借的日式旅馆“东和洋行”中遇刺,追随他颇有时日的洪钟宇,被证明是早有预谋的刺客。

我查不出“东和洋行”的旧址,很有可能,它就像老上海的很多记忆一样,早在一次次的城市更新运动中,被铲平了。此刻的上海再度夸耀它的国际都市形象,但谁都知道,那股旧上海的国际性——金钱、欲望、异国情调还有阴谋的混合气息——早就消散了。

这位朝鲜人金玉均,也曾属于上海记忆的一部分。遇刺时,他43岁,之前的10年时光是在流亡中度过的。在他生前流传最广的一张照片上,他身穿长衫、头戴纱帽,表情冷漠的站在一张西式沙发旁。他有一张清臞的脸,单眼皮,两条眉毛向上挑起来,上面是半是哀伤、半是矜持。

他是那个时刻东亚最著名的流亡者。他甚至是这个领域的开启者——一个失去权力的政治人物,仍竭力用各种方式来影响本国的形态。他的短暂人生,像是19世纪后半叶剧烈颠簸的东亚史缩影。尽管在1851年出生于朝鲜的名门安东金氏,金玉均却仅仅处于这个特权传统的边缘。全靠个人才干,他在1872年的科举中胜出,成为了一名中层文官。但他踏入官场这一刻,也是朝鲜面临艰难选择之时。

李氏王朝自在1392年建立以来,就享受着地缘政治带来的保护。除了日本丰臣秀吉在16世纪末的两次失败入侵外,它都保持着长久的和平。它自觉的将自己纳入中国的藩属国行列,先是明朝,接着是崛起的清朝,用朝贡的姿态,换取中华帝国政治上的承认与经济上的支持。

李氏王朝在内部的社会结构与思想领域,甚至比中国还有着更强的稳定性与连续性。中国尚且遭遇明清之变带来的巨大冲击,而朝鲜的文武两班制、思想上的程朱理学,却毫无挑战。他们甚至曾经怀疑、不屑的打量着中国的变化,认定它已被野蛮的胡虏所侵犯,自己反而更是中华文明的继承人。

这种稳定感与连续性,也使朝鲜更为封闭。不管中国、日本多么试图自我隔离,却仍保留了广州与长崎,作为与外界交流的窗口。但李氏朝鲜一个也没有,中国是它唯一的知识、贸易交流之处,因而获得了“隐士之国”(Hermit kingdom)的称谓。当美国人、法国人先后试图叩开通商、传教的大门时,都遭遇了朝鲜固执的抵抗。而朝鲜也还有另一种回转的余地,就是将所有协商的责任推卸给中国的总理衙门与北洋大臣。外来者对汉城(今称首尔)的期待与威胁,必须先经过北京与天津。

这局面最终被迅速崛起的日本所打破。19世纪中后期,日本被一种深刻的不安全所困,卷入维新运动,一心要富国强兵,并认定自己必须吞并朝鲜,以获取更大的生存与安全空间。这第一步,就要先把朝鲜从中华帝国的朝贡体系中摆脱出来,让它成为一个“独立国家”。

金玉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推入了一个动荡的政治生涯中。在少年时代,他与几乎所有的朝鲜读书人一样,是在四书五经、理学、汉诗的薰陶中成长,并不知有外面的世界。幸运的是,在成年后,他遇到了朴珪寿、吴庆锡、刘鸿基等开明派文人。这些人依靠零星中文翻译的西文书籍,还有中国人自己撰写的《海国图志》等作品,看到了一个陌生世界的浮现。

不过,真正塑造金玉均的,仍是来自日本的思想。尤其是,当他在1882年至1884年间三次访问日本之后,不仅目睹了日本在维新之后取得的成就,更结识福泽谕吉。作为明治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福泽谕吉不仅拥有广阔的读者,还与政界、商界交往甚深。在他眼中,日本唯有摆脱中国的影响,全力拥抱西方,才是正确的道路。这种摆脱,甚至要以憎恨的方式表现——中国是一个腐朽、傲慢、自以为是的国家,它是亚洲进步的阻碍。

福泽谕吉随即热情支持金玉均,这种支持是1884年的“甲申政变”的重要动力。在这一年,33岁的金玉均与洪英植、朴永孝等几位改革派,借助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所率的日本兵力,发动政变。他们杀死了宫廷中六位亲中派大臣,并将国王与王妃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翌日,新掌权者们发布了“十四条政纲”,第一条即是废除与清廷的朝贡关系,接下来则是模仿日本的近代化改革措施。

只持续了三天,政变就被迫收场。中国军队介入、日本撤回支持,都使孤立的改革派毫无办法,金玉均、朴永孝匆忙逃往日本。流亡的滋味充满苦涩,尽管有了福泽谕吉的支持,金玉均还是感到日本政府对他的漠视。他不仅要面对朝鲜政府派来的刺客,还要面对日本政府迫于压力,将他流放至远离本土的小笠原群岛与北海道。

也是在孤独、苦涩之中,金玉均开始重新思考朝鲜与中、日的关系。当他1894年决定前往上海时,脑中的东亚图景已变成与朝鲜与中国、日本联合的“三合主义”,朝鲜独立与亚洲复兴联在一起。他甚至期待能见到李鸿章,以推销自己的新理念。

命运预演

“东和洋行”的枪响两天后,中国《申报》以《详记高丽叛臣金玉均被刺事》为题刊登了报道,标题清晰反应了这份报纸的态度。报导称,金与他的同僚在1884年“同谋作乱,几致社稷陷危……大逆不道之人,人人得而诛之”。对于随即被捕的刺客洪钟宇,编辑们则充满同情与仰慕:“相貌魁梧,衣服儒雅,言词侃侃,略无惧容”。这也正是中国政府的一贯态度。在听到这一消息后,天津的李鸿章与汉城的袁世凯都感到某种解脱。多年来,他们一直认定这个流亡者是三国之间诸多冲突的症结,并多少相信金的死亡将给朝鲜带来安定。

而在日本,舆论界的反应无比强烈,他们几乎一致相信这是朝中合谋的产物,中国一贯的邪恶形象又加强了。中朝两国对于死者的处理方式,又激发起新一轮的愤怒。金玉均的尸体被运回汉城后,又被追加了凌迟,它是对死者的极大侮辱。它进而演变成一桩国际新闻,5月的《纽约时报》,以整版报道了金玉均的事迹。

他的死亡比他生前的思想与行动,更引起轰动。就像朴永孝为在碑文中所写的,“抱非常之才,遇非常之时,无非常之功,有非常之死”。

很少有中国知识分子关注到这个朝鲜流亡者的死亡。此刻的康有为、梁启超,正在北京参加甲午年的会试,中国的危机正深刻困扰著他们,却找不到一种表达自己思考的途径。当他们叹息中国将失去朝鲜,却没意识到朝鲜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的恶感。

很快,朝鲜危机最终引发了中日战争,而这些中国变革者们,也像10年前的金玉均,因为外部压力、内部权力斗争,而获得了一个短暂的展现机会。某种意义上,发生在1898年夏天北京的“百日维新”,就像1884年汉城“三日政变”的一个加长、变形版。他们也都是一群不掌握权力、更不了解权力的读书人,多少有些幼稚与徒劳的努力。但是,历史常常如此,若不是这些炽热、单纯之人的徒劳,历史变革从不会发生。

金玉均等开化派的命运,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的预演。康梁也同样流亡日本,也同样感受到日本政府对他们从热情到冷遇迅速转变的态度。但比金玉均们幸运的是,中国的流亡者有广阔的海外华人群体可以依赖。他们借此获得力量、金钱与道义上支持,从而建立起一个对抗北京的权力中心。他们自身也借助这个网络,变成了视野更为开阔、思想更为广博的知识领袖。而不是像金玉均那样,被流亡的孤立与无能所摧残。你或许也可以说,死亡或许还拯救了金玉均,倘若他活着看到朝鲜逐渐被吞并入日本,该是另一种残忍折磨,将彻底否定他青年时代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