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毛泽东手中「出鞘的利剑」:康生

如果说在毛泽东与王明的斗争中,刘少奇最早站在毛的一边。是因为刘少奇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观点与毛一致,毛、刘在反对王明的基础上结成了政治联盟的关系,那么,康生与毛泽东的关系则完全是另一种性质。康生是因其望风转舵,出卖王明,和竭 力撮和毛与江青的婚姻,以及其所拥有的苏联「格伯乌」经验,而得到毛的特别信任和 重用,继而成为毛手中的一把利剑。

毛泽东与康生素无渊源,1937 年 11 月底康生与王明等飞返延安之前,毛甚至从没 见过康生。由于康生与王明曾有过的密切关系。甫抵延安的康生,并没有立即赢得毛的

①刘少奇的这句话见于 1942 年 10 月 10 日出版的中共华中局内部刊物《真》第 2 期。六十年代初刘少奇对此文作了修改,将这句话删 去。参见〈答宋亮同志〉,载《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页 218-20。

②〈答宋亮同志〉,载《刘少奇选集》,上卷,页 218-20。

③《刘少奇年谱》,上,页 362。

信任,毛、康由疏远至亲密。大约经历了半年的时间。 康生在中共党内最早以赵容闻名,1925 年在上海大学读书时参加中共,1926—1927

年,和周恩来、顾顺章等一同领导了上海三次武装起义。1927 年 10 月中共中央机关秘 密迁到上海后,康生曾在中央组织部,江苏省委组织部工作。1931 年 1 月,被六届四 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长。

早在三十年代初,康生作为中共「肃反专家」就声名显赫。1931 年 4 月,顾顺章 事件发生后,中央特科的工作机构进行了重新改组。9 月,留沪的部分负责干部组成了 有康生参加的六人临时中央政治局,中央特科从此就改由陈云、康生、潘汉年组成的中 央特别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

指定康生参与领导中央特科,与他在上海三次武装起义期间曾经负责过工人「打狗 队」有关。1932 年陈云调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后,康生就成了中央特科的最高负责 人。

从 1931 年末至 1933 年 7 月康生离沪赴苏,康生在上海的活动主要就是镇压中共变 节分子,以及和国民党特务机关「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斗法。由康生领导的「红队」(取

「红色恐怖」之意)刺杀了国民党「调查科」上海直属情报员史济美(马绍武)和一批 共产党转向分子,在上海引起强烈震动。「红队」成员有王世英、项与年(八十年代中 共福建省委书记项南之父)、邝惠安、李士英等人。以后,在五十至六十年代,王世英 曾任山西省省长,李士英曾先后担任过上海公安局局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和江 苏省副省长等职。

1933 年夏,康生因上海环境日趋恶化,无法在沪立足而转道前往莫斯科,担任中 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成为王明的副手。康生在苏联居留四年期间,竭力吹捧王 明,同时实地学习苏联镇压机关格伯乌的经验,在中共留苏人员中历行「肃托」,成 为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受过苏联「格伯乌」全面熏陶的「专业人士」。在 1935 年 8 月举行的共产国际七大上,康生被任命为共产国际中央执委会候补委员。

康生在 1937 年之前的经历表明,他和毛泽东没有任何工作和历史关系。因此,当 康生返回延安后,毛泽东在一段时间里,和康生只是维持看一般的工作关系,毛辩言鉴 貌,仔细观察康生的表现。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康生与王明、陈云一同进入了 中央书记处,由此参与了核心决策,但是康生长期脱离国内斗争,不可能在书记处内拥 有较多的发言权,他的具体工作则在中央职工委员会和「敌区工作委员会」。毛知道康 生是党内老牌的情报和肃反专家,有意发挥其专长,但是,毛又让康生兼任中央职工委 员会书记一职,在几乎没有产业工人的陕甘宁边区,此职无疑只是一个虚衔。此时,毛 泽东对康生还不知虚实,只能用这一实一虚的方法试探、等待康生。

时年三十九岁的康生,在初返延安的一段日子里,仍深信王明有莫斯科作后台,其 地位无可取代。1938 年初,康生还沿着在莫斯科时紧跟王明的惯性,在延安继续吹捧

①参见仲侃:《康生评传》(北京:红旗出版社,1982 年),页 47-51。5、57-60。

王明。据当时在延安的司马璐回忆,当康生陪同王明给设在枣园的敌区干部训练班受训 的干部作报告时,康生「领导我们高呼『我们党的天才领袖王明同志万岁上。』」 司 马璐回忆的这段史实,当发生在 1938 年 2 月末、3 月初。因为王明在 1937 年 12 月离 延安赴武汉后,只是在这个时间因出席「三月政治局会议」才返回延安。1938 年 8 月 王明第二次回延安时,党内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康生绝不会再呼喊「王明同志万岁」。

然而,康生毕竟在中共上层机关工作多年,具有观察政治风云的丰富经验,经过一 段揣摩和悉心的识别,康生发现毛泽东虽然在政治局内暂时处于下风,但毛对延安的一 切皆具有极大的支配力。和毛相比,王明在党内、军内并无坚实的基础,康生认定王明 决非是毛的对手,中共领袖必属毛无碍。康生一经掂量、估算,马上采取行动,拿出过 去的上司王明作投靠毛泽东的见面礼,以换取毛的信任和重用。

在 1938 年 3 月政治局会议上,康生小心翼翼地迈出了投向毛泽东的第一步。康生 表态支持毛有关留王明在延安工作的意见。尽管毛泽东、康生、任弼时在会上提出的这 项动议因大多数与会者的反对未获通过,但是,康生试探的目的已经达到,在毛泽东暂 时处于少数的时刻。助了毛一臂之力,从而获得了毛的初步信任。

康生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投给毛泽东的一票,立即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一 个月后,康生被委任为中央党校校长,离开了冷冷清清的中央职工委员会。

从「三月政治局会议」至六届六中全会召开的半年时间里,康生加紧了和毛泽东的 联系,康生和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陈云采取联合行动,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或他 们五人联名的形式,不断向以王明为首的长江局提出批评性的意见。康生已愈来愈明显 地和王明拉开了距离。

康生虽然已经逐渐获得毛泽东的青睐,但一时还未握有实权,不久,康生力排众议, 全力支持毛泽东与江青结婚,从而一举获得毛的完全信任,康生的政治前途从此出现了 重大的转折。

1939 年 2 月,毛泽东正式任命康生担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兼情报部部长、敌区工作 委员会副主任。康生成了中共情报和政治保卫工作的最高负责人。毛将瑞金时期长期担 任政治保卫局局长的邓发打发去中央党校作校长,而将此重责委之于康生,一则显示毛 对康生的信任,二则分散了周恩来对情报工作的领导权(周恩来此时兼任敌区工作委员 会主任)。

在毛泽东的庇荫下,康生迅速成了延安炙手可热的人物。以中共的「捷尔仁茨基」(苏联十月革命后肃反机关「契卡」的首任领导人)自居的康生,很快将延安的保卫机 构分门别类建立和完善起来。社会部开始在延安各机关、学校秘密布设情报侦察网,吸 收可靠党员担任「网员」。1939 年,中央社会部在延安「工作人员训练班」的基础上 又创办了一个培养情报人员和肃反干部的秘密学校,对外称「西北公学」,康生实际上 是该校的校长。

显而易见,康生之于毛泽东是极其重要的,以毛之多疑善变,对属下一向猜忌、防 范的性格而论,和毛毫无历史渊源,又无战功和长征经历的康生,能长期获毛的信任是 极其罕见的,其主要原因乃是毛、康关系的性质,完全不同于毛与其它中共领导人的关 系。毛与刘少奇、任弼时等人的关系,从本质上说,主要是一种政治盟友的关系,而康 生之于毛,则犹如家臣。康生对毛泽东的绝对效忠和人身依附,使毛可以轻而易举将康 生与其它政治局委员区别开来。对于毛,康生曲意奉承,揣摩迎合,善于体会某些难言 之隐而主动为主人分忧;康生又能雷厉风行,坚决贯彻主人意志而不畏毛以外的任何中 共元老,实在是为人主者手中须臾不可离身的一把利剑。

经过几年的磨练,1941 年的康生早已铁定了心,做毛泽东的贝利亚(叶若夫被处 决后的苏联最高特工头目)。此时的康生,威风凛凛,经常身看俄式皮夹克,足蹬长皮 靴,手牵洋狗,每次外出,至少有四名保镖亲随,已成为延安最令人恐惧的人物。他 犹如一头猛犬,随时准备听候主人的吩咐,向敌人猛扑过去。

①司马璐:《斗争十八年》(全本)(香港:亚洲出版社,1952 年),页 6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