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进两步,退一步:「抢救」的落潮

一 「审干九条」再颁布后「抢救」为什么愈演愈烈?

1943 年春夏之际,「审干」逐步转入「反奸」、「抢救」,延安三万多党、政、 军干部全被卷入进去,「特务」、「叛徒」、「内奸」,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多,人心浮 荡,个个自危,一片肃杀气氛弥漫于各机关、学校。高压下的人们普遍感到惶恐,不知 运动将往何处发展,个人的命运将有何变化。
7月1 日,毛泽东在给康生的批示中,提出了「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问题。毛说, 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 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 是:「逼、供、信」。②此即是所谓「审干九条方针」的首次表述。毛的这段指示长期 被认为是毛反对审干、肃奸极左倾向的有力依据,可是在这之后,延安的「抢救」反而 一步步深入,走向高潮。
在「抢救」正处于高峰之时,康生动了开杀戒的念头,他提出要以边区政府的名义 公审枪毙人犯。在这紧急关头,林伯渠立即将这一最新情况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否决 了康生的提议,避免了一场眼看就要发生的内部残杀的惨剧。③1943 年7月 30 日,毛 泽东指示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④
1943 年 8 月 15 日,中共总学委向全党及延安各机关、学校发出一道指示,要求有 系统地进行一次关于国民党本质的教育,「决定自8月 16 日至8月 31 日这半个月中,

②毛泽东:〈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1943 年7月1 日),载《文献和研究》,1984 年第 4 期。
③《林伯渠传》编写组:《林伯渠传》,页 286-87。
④刘家栋:《陈云在延安》,页 114。

各单位一律以主要力量来进行这个教育」,并宣布「抢救运动」告一段落。 同日,中共中央又一次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重申毛泽东关于审查干部和肃清内奸的九条方针,这是在全党范围内第一次公布「审干九条方针」。该决定宣称, 此次审干及「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员」,「不称为肃反」,并将「逼供信」称之为「主观 主义方针与方法」。

同日,毛泽东在康生提交的绥德反奸大会材料上批示,提出在「反特务斗争中」, 必须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

由此看来,延安的「抢救」应该停止了,因为毛泽东已经多次发话,并对「逼供信」 提出了批评。但事实上延安的「抢救」丝毫没有降温,反而在8月 15 日审干决定颁布 后,愈演愈烈,又掀起新的反奸、坦白高潮。此时,运动已易名为「自救」运动,但内 容、实质与「抢救」别无二致。9 月 21、22 日,《解放日报》连续刊登〈延安县 开展防奸活动〉和〈绥师失足青年纷纷悔过,控诉国民党特务机关万恶罪行〉的报道, 将所谓参加了「复兴社」的十四岁小女孩刘锦楣和特务暗杀组织「石头队」的「负责人」、 十六岁的小男孩马逢臣的坦白交待经验推向社会。10 月 6 日,延安市在边区参议会会 场召开反汉奸特务大会,议期五天,「抢救」的邪火越烧越旺。

难道毛泽东已失去对延安的控制力?难道毛泽东的话不再一言九鼎?难道康生胆 大妄为、已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所有这些答案都是否定的,毛泽东一分钟也没失去 权力,他只是采取了某些手法,在表面上批评一下「抢救」的「过火」行为,而实际上 继续将「抢救」往更深入的方向推进。

1943 年初,毛泽东搬入了戒备森严的神秘机构——设在枣园的中央社会部机关, 中社部并在通往枣园的要道小砭沟开办了一家小杂货铺,用以监视一切过往的「可疑人 员」。毛泽东住进枣园后,与康生的联系更加方便,更加频繁,毛泽东每天起床的第一 件事就是听取康生对审干、抢救的汇报。在枣园,他虽然多次看到由交际处呈交的关 于钱来苏动态的报告——交际处向毛泽东不断报告,目的就在等毛的一句话,好解脱钱 来苏——报告详细反映钱来苏的焦虑、不安、惶恐以及钱来苏反复陈述白己不是汉奸、 特务的内容,但是毛泽东就是不明确表示态度,致使钱来苏长期不得解脱。

人们可能会发出疑问,毛泽东不是已经批评「逼供信」了吗?他在和一些负责干部 的个别谈话中,甚至提出要注重调查研究,不要搞肉刑,为什么他说的是一套,做的又 是一套?

确实,毛泽东隐蔽的思想很难被一般人所发现,许多负责干部只看到毛批评过火行 为的一些词语,而忽略了他这些话后面的更深涵义,毛泽东所强调的恰恰不是纠偏,而 是将运动进一步搞深搞透。

毛泽东的这套谋略,充分反映在被许多干部视为是纠偏文件的 1943 年8月 15 日〈关 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中。

①《谢觉哉日记》,上,页 543。

②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 年),页 187。

「八一五决定」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是毛泽东鉴于内战时期「肃 AB 团」 等极左肃反政策的教训而提出的一个重要方针。毛泽东当然知道当年他自己所作所为的 真正动机是什么,只是现在毛泽东的身分、地位已不同于当年,延安的局面更非往昔江 西时期的情况可比。眼下,主客观条件均不允许再重演「肃 AB 团」的一幕,因此毛明 智地宣布「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此所谓「过一不过二」也。但是这个新方针的基本 前提仍然是肯定有大批特务混入革命队伍,文件强调,「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群众性的问 题」,指出,认识这个基本前提才有可能采取正确方针。

所谓「一个不杀,大部不提」,并非认为运动方向错了,而是着眼于将运动向纵深 方向推进。毛泽东解释道,一个不杀——将使特务敢于坦白;大部不捉——保卫机关只 处理小部,各机关学校自己处理大部。毛泽东还具体规定了捕人的规模:普通嫌疑分子, 占有问题人员的 80%,留在各机关学校接受审查;10%的问题人员送入西北公学、行政 学院反省机关;另有 10%的人员送入社会部、保安处的监狱系统。毛泽东规定,这三 类人员要进行交流,即普通嫌疑问题严重者将升格进入二类、一类系统。反之,坦白、 交待彻底的特务,也可降到二类、三类系统。

对于留在各单位受审人员的审查和监护,毛泽东也不厌其烦地进行具体指导:一切 有问题人员都暂时禁止外出,在延安实行通行证制度,毛泽东并要求,「在一定时候实 行戒严」。

精明、仔细、对大、小事都要过问的毛泽东,难道不知道在审干抢救中会发生左 倾狂热?他当然知道,而且了解得十分透彻。「八一五决定」中称,在审查运动中,一 定会有过左的行为发生,一定会犯逼供信错误(个人的逼供信与群众的逼供信),一定 会有以非为是、以轻为重的情形发生。可是毛泽东明知故纵,偏不予制止,执意听之任 之下去。「八一五决定」提出,纠左不能太早,亦不能太迟。既然运动已经发生偏差, 为什么不立即制止?毛泽东自有一套逻辑:「对于过左偏向,纠正太早与纠正太迟都不 好。太早则无的放矢,妨碍运动的开展,太迟则造成错误,损伤元气,故以精密注意, 适时纠正为原则」。恰恰由于毛泽东的这套逻辑,才使审干、抢救的极端行为恶性发 展,因为谁都不知应在何时采取纠偏行为才谓「适时」,而「抢救」的野马,只有毛泽 东才能勒住缰绳,他若不采取明确措施予以制止,谁都不敢,也无权力纠偏。

毛泽东执意扩大审干,精密筹划各种具体方法和措施,他提出审干的正确路线应是「首长亲自动手」,于是许多机关学校负责人就亲自审问「犯人」,亲自动手打入。毛 泽东提出要依靠重众力量审干,于是各单位纷纷召开群众大会,造成恐怖的群众专政的 声势。毛泽东提出要「调查研究」,拟定有问题与没问题两种人名单,对所谓「有问题 的人」要结合平时言行,从其交待的历史资料中找出破绽,对他们进行「劝说」,「质

①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3 一 1944),第 14 册,页 89-96。

②在师哲的回忆中,对毛泽东的精细有很生动的描述。其中有一段写道:当胡宗南军队攻占延安前夕,毛泽东亲自监督师哲销毁与莫 斯科来往的文电密码及记录,毛最后还用小棍翻播灰烬,待确定已燃尽后,才放心离开。参见师哲:《在历史的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 页 201-202。在延安时代与毛交往较多的萧三也认为毛做事很细。参见《谢觉哉日记》,下,页 681。

③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3 一 1944),第 14 册,页 89-96。

问」,各单位如法炮制,车轮战、攻心战,纷纷上阵。毛泽东声称「愈是大特务,转变 过来愈有用处」,表扬「延安几个月来已经争取一大批特务分子,很快地转变过来为我 党服务,便利了我们的清查工作」,于是各单位纷纷利用坦白的「特务」进一步检举其 它特务,「特务」一串一串地被揭露出来。毛泽东别出心裁,要求「着重注意,将反革 命特务分子转变为革命的锄奸干部」——按照共产党的逻辑,「反革命特务分子」与「革命的锄奸干部」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概念,毛泽东究竟是指示「以毒攻毒」, 或是暗示「只要为我所用,管他乌龟王八蛋」,语意含混,难得要领,结果是被诬为「大 特务」的原中央政治研究室的成全等人,果真被留在中央社会部,转变为「革命的锄奸 干部」。

1943 年 8 月以后,在毛泽东有关批评「逼供信」的只言片语的后面,隐藏着深深 的玄机。他的面孔是多重的,有时,他会轻描淡写说几句「逼供信」不好,转眼间,他 又会说「既然没问题,为什么怕审查呢」,「真金不怕火炼嘛」,毛泽东的「注意正 确的审干方针」只是一句空话,他所关心的是如何彻底查整全党的干部。他的目的只有 一个:以暴力震慑全党,造成党内的肃杀气氛,以彻底根绝一切个性化的独立思想,使 全党完全臣服于唯一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之下——毛泽东的威权之下。应该说,毛泽东 达到了他的目标,几十年后,当年经历过审查的干部还在说,对他们「教育」最大、使 他们得到「锻炼」、真正触及了灵魂的是审干抢救运动,而不是前一阶段的整风学习。

二   中央主要领导干部对「抢救」的反应

由毛泽东、康生主导的延安「抢救」和审干、反奸,是以中央书记处、中央总学委的名义推行的,毛泽东已将中央政治局完全控制于掌中,当他需要时,才主持召开政治

局扩大会议,此时的中央政治局实际上已名存实亡,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大多已处 于被批判的地位,被分割在各高级学习组进行整风学习,在毛的高压下,中共大多数领 导干部都难以表达不同意见。

作为整风头号目标的王明,自 1941 年 10 月住进医院以后,他的政治局委员、书记 处书记和中央统战部部长等职务虽未免去,但已是形同虚设。1943 年春之后。毛泽东 作出决定,由他亲自掌管重庆办事处,由任弼时负责驻西安办事处,在延安的中央统战 部几乎已无事可做,王明真正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1943 年 11 月,中央总学委、中 央办公厅召开揭发王明错误大会,王明之妻孟庆澍登台为其夫辩护,会场气氛一度对毛 泽东十分不利。毛泽东大为光火,将这次批判大会斥之为「低级趣味」,下令终止这种 允许被批判者登台辩解的斗争大会。王明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渲泻他的不满和「怨曲」, 他怕苏联人去看他,从而招惹毛泽东、康生的忌恨,可是又控制不住想见苏联人,只能

①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3 一 1944),第 14 册,页 89-96。

②在「抢救」运动中,毛泽东和王世英说过类似的话,当时王世英已被人诬陷为「特务」,参见段建国、贾岷岫着,罗青长审核:《王 世英传奇》,页 193。

③王明:《中共五十年》,页 148。

在前来探病的苏联医生面前「痛哭流涕」。博古对整风、审干、抢救极度厌恶,但他也没有任何可以与之倾诉的对象。他以工作为由,找到苏联驻延安代表,痛骂毛泽东。博古深知康生情报机关的厉害,与苏联代 表讲话时,不时出门观察门外动静,确定没有人偷听,才敢进屋与苏联代表倾谈。

在延安的几位德高望重的中共元老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均非整风目标。 四老皆与毛泽东有历史旧谊,徐特立、谢觉哉还是毛泽东长沙时期的师友,林伯渠、吴 玉章早在广州、武汉国共合作时期即与毛泽东共事,同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在瑞金 时期林伯渠担任国民经济部部长和财政部部长,与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主 席的毛泽东相处融洽。整风转入审干、抢救后,林伯渠等诸老日见愈来愈多的同志被打 成「特务」、「叛徒」,国统区中共组织被诬为「红旗党」,均感到震惊,但是诸老性 格各异,对党内斗争的体会各自深浅不同,其反应也是存有差别的。

林伯渠是诸老中唯一担负实际领导责任的。他曾为钱来苏一案多次呈文毛泽东,但 毛并不明确表态。作为老政治家的林伯渠,深知此类运动能全面展开,非毛泽东批准而 绝不可能。因此,他的态度极为谨慎。林伯渠曾劝慰对运动感到怀疑的同志说,运动高 潮阶段,出现「逼供信」是不足为奇的,但运动后期一定会复查核实。他并表示,大批 青年知识分子都经过中共驻重庆、西安办事处审查才介绍进延安的,他从未听说过整个 大后方党组织已变质,对此问题,他心里有数」。

徐特立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性格率真,他曾当面质问负责自然科学院审干抢救运动 的陈伯村,凭什么证据,将一批批师生抓走。徐特立全然不管他实际上已被闲置的处 境,愤然道,我是院长,我有责任,为什么不许我管!徐特立还亲自前往窑洞看望被 关押的师生,当别人劝他应予以注意时,他再次表示:我是院长,我就是要保护人才。

谢觉哉此时担任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兼党团书记,1943 年 7 月「抢救」乍起,他在 初期也是从好的方面去理解。谢觉哉在7月 31 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对某些失足青年 怜多于恨,处在反动环境下……生死判诸俄倾,革命与反革命又其模糊,于是乎就失足 了。」谢觉哉继续说:「这次反特务斗争,给我们教育不少……没有这次斗争要我们青 年党员知道阶级斗争不易,就是老年党员也一样。」但是很快,谢觉哉就发现「抢救」 出了大问题,他说「反奸斗争被逼死的人,无法审查了,但其中未必有主要特务」。

谢觉哉对「抢救」的疑问与其经历过的党内残酷斗争有关。1932 年在湘鄂西苏区, 他曾亲眼目睹红军内部自相残杀的惨景,当时谢觉哉也被列入有待处置的肃反名单,只

①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页 108、164。据弗拉基米洛夫说,他是在得到毛泽东的许可后,才派奥洛夫医生于 1943 年 10 月 28 日 前去为王明治病的,就是在这一天,王明在苏联医生面前哭了出来。

②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页 137。

③《林伯渠传》编写组:《林伯渠传》,页 138。

④《徐特立在延安》,页 45、118、139。

⑤《徐特立在延安》,页 45、118、139。

⑥《徐特立在延安》,页 45、118、139。

⑦《谢觉哉日记》,上,页 521、603、694。

⑧《谢觉哉日记》,上,页 521、603、694。

是幸而被国民党清剿部队俘虏。才侥幸躲过那场灾难(谢被俘后,因国民党军队营长相 信因果报应。将自称是教书先生的谢觉哉和其它红军尽行释放)。时隔十年后,极左狂 潮再度席卷中共,心地宽厚的谢觉哉认为,「对反革命优容即是对革命的残酷,这话很 有道理。但我们过去用过了,甚至误用了,遭了不少惨痛的损失」,于是尽其所能保 护自己所在单位的干部。但因他在 1937–1938 年曾负责中共驻兰州办事处,眼下,中 共甘肃工委已被康生打成「红旗党」,谢觉哉竟也遭到责难。康生白恃握有上方宝剑, 对享有盛望的谢觉哉丝毫不看在眼里,公然指责「谢老是老右倾」。在抢救高潮中,康 生直扑谢觉哉办公的窑洞,一进门就盛气凌人地指责谢觉哉,「据 XXX 交待(笔者注: 指张克勤),他的父亲是个老特务。看来兰州地下党全是特务,是个『红旗党』,你这 个兰办的党代表可真是麻木不仁啊」。面对康生的责难,谢觉哉明确表示不同意他的看 法,竟被康生指责为「庇护特务组织」。谢觉哉一气之下。「干脆不去开会,不参加学 习,呆在家里睡觉」。面对抢救野火蔓延,谢觉哉只能自我安慰:「不可能没有吃冤 枉的个人,只求没有吃冤枉的阶级。」

在几老中间,稍微特殊的是吴玉章,此时吴玉章挂名延安大学校长,但该校实权由 副校长周扬掌握,吴玉章只是做些「新文字」(汉字拉丁化)的研究和推行工作,并不 具体过问延安大学的审干、肃奸、抢救工作。或许是因为在莫斯科曾与王明共过事,也 可能是因为缺少在三十年代苏区生活的经历,吴玉章对来势凶猛的运动似乎感到有些紧 张。吴玉章在「抢救」运动期间曾拄着拐杖、流看眼泪劝说被诬为「特务」的中直机关 的青年向党坦白交代。他还通过写自传表态支持「抢救」,吴玉章写道:

在整风中人人写思想自传,并且号召坦白运动。这里就发现了国民党派 了不少特务到我们党内来,到我们边区来,到我们军队中,专门作破坏工作, 这是整风初期所未料及的。我党以宽大政策,号召这些被国民党特务分子陷 害了的青年改过自新,已经有不少的特务分子响应了党的号召,改过自新了, 且愿为反对特务尽力。至于死心塌地、甘为反革命尽力的少数人,则已逮捕 起来。这又是反共分子而料所不及的,真所谓「作伪心劳日拙」。④

尽管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等诸老都对「抢救」表示了怀疑与不满,但是, 他们并没有就此向毛泽东进言,林伯渠相信,一阵风以后,高潮过了,头脑发热的 人会清醒下来。他们要等毛泽东自己去纠偏,而不愿去冒犯忤的风险。

身为八路军总司令,但毫无实权的朱德,对毛泽东、康生的行径心知肚明,知 道讲话没用,只能暗暗焦急,而无可奈何。

陈云此时仍是政治局委员和中组部部长,作为干部审查和管理的最高机关中组 部的部长,陈云本应直接参与领导审干、抢救运动,但是毛泽东没有让他与闻审干

①《谢觉哉日记》,上,页 521、603、694。

②《谢觉哉传》编写组:《谢觉哉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页 292-93。

③《谢觉哉日记》,上,页 708。

④吴玉章:〈我的思想自传〉(1943 年),载《吴玉章文集》,下,页 1338。

⑤《林伯渠传》编写组:《林伯渠传》,页 137。

和「抢救」运动,公开的理由是「毛主席关心陈云同志的身体,让他搬到枣园去休 养」。然而真实的情况是毛泽东、康生对陈云领导下的中组部很不满意,康生曾指责 中组部「坏人那么多,你们组织部都是怎么搞的呀?」认为中组部「在审查问题上 右了,太宽了,使得特务钻到了我们党内」。让陈云「休养」的另一个原因是陈云 对开展「抢救」运动的态度很不积极。据陈云当年秘书回忆,当时陈云「根本就不 同意搞这场『抢救』运动」,他认为是夸大了敌情。他也不相信所谓「红旗党」的说 法,认为这不符合事实。陈云更认为对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和老干部实行「抢救」违 背了中央关于如何整风的规定。正是因为陈云的这种态度,毛泽东就不要他过问审 干、反奸一类事,而是让陈云「到他身边去治疗休养」。从 1943 年 3 月陈云住进枣园到 1944 年 3 月,他离开枣园,调往西北财经办事处,恰是审干、反奸、抢救从开 场到落幕的一年,在这一年间,陈云实际是被「靠边站」了,他没有参与有关决策,「许多事情都不知道」。中组部部长一职则由彭真代理,当陈云调往西北财经办事 处后,彭真就被正式任命为中组部部长。

林彪于 1943年7 月与周恩来等一行从重庆返回延安,受到毛泽东的特别关照, 毛嘱林彪休息,林彪只是挂名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并不具体过问党校的具体工作(此时延安除整风、审干外,没有任何紧急工作)。林彪在延安对康生一直保持距离, 对审干、抢救持沉默态度,完全置身于运动之外。

身为中央军委参谋长的叶剑英,在审干、抢救中,曾向中央负责人反映军委直 属机关抢救中出现的严重问题,他明确表示延安不可能有这么多特务,不能这样搞 运动。但是叶剑英本人也受到康生的怀疑。康生以叶剑英长期在国统区工作,社会 关系广泛,不时在毛泽东面前进谗言,并对叶剑英在延安的亲属进行「抢救」迫害。 叶剑英前妻危拱之,被打成「河南红旗党」的特务,从 1943 年秋至 1945 年春被长 期关押,「身心遭受严重损伤」,精神一度失常。叶剑英虽未隔离审查,但两次被剥 夺参加讨论内战时期中共路线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据苏联驻延安观察员透露,叶剑 英对康生深恶痛绝。

中共几位重要将领刘伯承、聂荣臻、陈毅此时均被召回延安,正要对各自在内 战时期及抗战初期的「错误」进行反省,他们虽然均对审干、抢救中的极端行为不 满,但是,他们的地位和身分都使他们难以开口。

除了少数几个积极参与康生「抢救」的重要干部,大多数领导人都对抢救、审 干的过火行为表示不满。陈云、王若飞等人均曾在私下对「抢救」有所疑问,但是 他们都不曾在毛泽东面前表示。在当时的肃杀气氛下,这些怀疑和不满都处在分散 状态,没有人敢于在重要会议上将问题正式提出,更有甚者,一些重要干部,包括

①刘家栋:《陈云在延安》,页 30、112、114。

②刘家栋:《陈云在延安》,页 114。

③任质斌:〈纪念党的好女儿——危拱之同志〉,载《怀念危拱之》(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页 20。

中央委员们都已中断来往,大家只有在公众场合才能见面,互相交谈都极为谨慎、 小心。

对「抢救」正式向毛泽东、康生表示怀疑的中共高层领导干部仅有周恩来、任 弼时、张闻天、高岗。

1943 年 7 月 16 日,周恩来返回延安,准备参加中央核心层的路线检讨。周恩 来一返回,就发现由他直接领导的国统区中共地下党已被诬为国民党特务组织「红 旗党」,给周恩来造成巨大压力。周恩来本人甚至也受到康生的怀疑,认为周等「在 白区天天与国民党接触,靠不住」。周恩来一方面为许多被康生机关及各单位关押 的原部下写证明材料,另一方面,周在与李维汉等谈话时,明确表示不存在所谓「红 旗党」,国统区中共地下党的情况是清楚的。周恩来此时在党内的地位十分软弱,且 是带罪之身。但他仍直接向毛泽东进言,表示了自己对运动的看法。

除了周恩来,敢于向毛泽东表达怀疑的还有任弼时和张闻天。任弼时此时处于 权力核心,但他为人较为正直,对毛的一些做法颇不以为然。毛虽感觉到任弼时有 些碍于碍脚,但为了利用他作为老干部的象征,分化打击王明、周恩来等,故对任 弼时仍予以容忍。在 1943 年秋冬之际,任弼时两次向毛泽东提出「抢救」的严重弊 端,要求予以纠正。

和处于权力核心的任弼时相比,张闻天早已成为失势人物,且正处在被批判斗 争的地位。然而,张闻天却直接向康生表示他对「抢救」成果的怀疑,他明确告诉 康生,社会部所编辑的《防奸经验》全是假的。和那些明哲保身的其它高干相比, 张闻天全不计较个人得失,显示出他身上仍保有一些书生本色。

高岗在整风、「抢救」中原是一个「积极分子」,但随着「抢救」不断深入,他 也感到似乎出了问题。据师哲透露,高岗曾向毛泽东反映,抢救的「作法过激」。

在次一级的负责干部中,也有人通过不同的方式,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表示对「抢救」的怀疑和反对,在这些人中,最具胆识的是原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主任 王世英和社会部治安科科长陈龙。

1942 年整风运动开始后,王世英被调回延安,先在王家坪中央军委学分会工作, 后调入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整风转入审干后,王世英参加了党校的审干小组。 但是很快就对运动产生了怀疑,一些过去受王世英领导、在白区从事秘密工作的同 志,被人揭发成为「特务」;王世英在经手调查党校「特务」的案件时,也发现指控 与事实不符。对此,王世英在支部会上公开表示了对运动的怀疑,并写出了〈关于 请求中央纠正抢救失足者运动过左问题的报告〉,上书毛泽东、刘少奇、康生。王世 英在这份报告里,明确提出运动发展已经过「左」,要求中央予以纠正,并以自己的 党籍和脑袋作担保,为已被打成「特务」或「特嫌」的钱来苏、白天(即以后成为

①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页 186-87。

②《聂荣臻回忆录》(中)(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 年),页 562。

③刘英:《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页 127-28。

④师哲:《峰与谷——师哲回忆录》,页 157。

名作家的魏巍)等六人申诉。在这六人中,由王世英亲自介绍前来延安的钱来苏受 到长期怀疑,一直未能解脱;另两人也在车轮战下供认自己是「特务」。王世英上书 的举动引起康生的强烈反弹,康生连夜给王世英覆信,指责王是「主观主义」、「好 人观点」。在中央学委会上,康生当面责骂王是「大自由主义者,想逞英雄」,威胁 王世英「有几个脑袋」?不久,果然出现了针对王世英的行动,在中央党校千人干 部大会上,有人公开指认王世英和孔原是「大特务」。王世英虽然受到「抢救」的 波及,但是毛泽东与他曾有过多次个别接触,对王世英在山西开展的统战和情报工 作较为满意,因此,王世英并没有因上书反对「抢救」而遭致较大的不幸。以后他 在〈自传〉中提及此事时说:「问题虽然提出来了(指有人诬指王为「特务」一事), 始终没有向我开火,说明中央是很关心我和爱护我的,而且说明也是很了解我的。」

在王世英为反对「抢救」上书之际,领导「抢救」的社会部内也有工作人员对 运动表示了怀疑。治安科长陈龙当面向顶头上司康生陈述他对运动情况的不理解。 依照规定,杜会部治安科每周要写一份简报,分送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 康生等五至七人,陈龙和社会部工作人员甘露通过这份手写的材料,曲折向毛等表 示对运动的异议。经陈龙等汇总的材料上有详细的统计数目,具体反映各单位运动 进展情况:奸细、特务的比例,自杀身亡人数,被关押人数等。材料的最后结论是: 延安各单位 50%以上的干部已被抢救。陈龙等整理的资料依正常程序上报后,中央 总学委原计划开持续七天的延安党、政、军、学校参加的全市规模的「抢救」大会, 结果开到第三天就没再继续下去。当然,不召开全市抢救大会,并不表明运动就降 温了,陈龙等毕竟不能真正影响毛泽东的决策,以后,各机关、学校在内部继续开 抢救大会,挖出来的「特务」、「内奸」比以前更多。

在延安的中共高层领导干部对「抢救」极端行为的不满议论,通过种种渠道传 到毛泽东那里,然而毛泽东何尝不知道这些人的态度,他所关心的并非是他们的不 满——毛泽东所要的是另一种效果,这就是,即使中共高层领导干部腹有怨言,但 绝大多数人已不敢在他面前陈述。毛泽东借助审干、反奸、抢救达到了他多年来一 直孜孜追求的目标,从精神上完全控制住昔日这批敢于与他面争的同僚。

①段建国、贾岷岫着,罗青长审核:《王世英传奇》,页 191-92、192、193。

②段建国、贾岷岫着,罗青长审核:《王世英传奇》,页 191-92、192、193。

③段建国、贾岷岫着,罗青长审核:《王世英传奇》,页 191-92、192、193。

④陈龙等的上报材料估计反映的是运动初期——1943 年 7 至 8 月的情况,因为在此之后,几乎所有外来知识分子干部都程度不同地被 抢救。

⑤修来荣:《陈龙传》,页 148-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