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43 年 12 月 22 日季米特洛夫来电与「抢救」的中止 周恩来、任弼时等为扭转抢救、审干中的极端行为,直言相劝毛泽东究竟有无

作用?毛泽东是否立即采纳周恩来、任弼时等的意见,下令纠偏,停止运动?与人们一般的推测相反,毛泽东并没有立即部署纠偏,对于刚愎自用的毛泽东,只有当 他自己意识到必须转弯时,他才会采取行动。所谓「适时纠正」的恰当时机,只有 他才能决定,勿需别人多嘴。

毛泽东一点也不认为抢救、反奸有什么过错,他不是多次批示「一个不杀,大 部不捉」吗?他不是提出反对「逼供信」吗?如此,继续运动又有何害?无非是过 左一些,无非是受一点委屈,可是又没要你们的命,多坐几天班房又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不对广大干部真正有所触动,「两条心」、「半条心」,能转变为「一条心」吗?

当然,对于任弼时、周恩来等的意见,毛泽东还是会加以周全考虑的,因为毛 心里明白,延安不可能有那么多特务,毛总要想出一个办法,来收抬眼下这个局面。 恰在这时,毛泽东收到一份来自莫斯科季米特洛夫的绝密电报,这份电报涉及到一 系列重要的问题,客观上促成了毛对「抢救」的刹车。

季米特洛夫电报全文如下: 1943 年 12 月 22 日

毛泽东(亲启) 一、关于令郎。我已安排他在军政学院学习,他毕业后当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现代军事方面获得扎实的学识。这个小伙子很能干,我相信您会把他培养成 一个可靠的好帮手。他向您致以热烈的敬意。

一、关于政治问题。不言而喻,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后,它过去的任何领导人 都不得干预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但是从私人友情考虑,我又不能不告诉您我 对中国共产党党内状况的担忧。您知道,从 1935 年起,我就不得不经常密切过问 中国的事务。我认为,从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退缩的方针,以及明显偏离民 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政治上都是错误的,在中国人民进行民族战争期问,采取 这样的方针,有把党孤立于人民群众之外的危险,有导致内战加剧的危险。这只 能有利外国侵略者及其在国民党内的代理人。我认为,发动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 运动,指控他们执行了共产国际推荐的民族统一战线,说他们把党引向分裂,这 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不应该把周恩来和王明这样的人排除在党之外,而应该把他 们保留在党内,千方百计利用他们为党工作。另外一件使我担心的事是,一部分 党的干部对苏联抱有不健康的情绪。我对康生所起的作用也心存疑虑。清除党内 敌对分子和把党团结起来的党内正确措施,被康生及其机构扭曲得面目全非,这 样做只能散布互相猜疑的情绪,引起普通党员群众的无比愤怒,帮助敌人瓦解党。 早在今年 8 月,我们就从重庆获得完全可靠的消息说,国民党决定派遣奸细混入 延安挑动您同王明和党内其它活动家争吵,挑起敌对情绪以反对所有在莫斯科居 留和学习过的人。关于国民党的这一诡计,我已及时预先通知了您。国民党秘而 不宣的打算是,从内部瓦解共产党,从而轻易把它摧毁。我毫不怀疑,康生的所 作所为正在为这些奸细助长声势。请原谅我这种同志式的坦率。我对您怀有深深 的敬意,坚信您作为全党公认的领袖,定能洞察事物的真相。仅仅由于这一点,我才如此坦率地同您谈问题。请按我给您发送这封信的方式给我一封回信。紧紧与您握手。季〔米特洛夫〕①

季米特洛夫来电是一个严重事件,自 1943 年 5 月共产国际解散以后,毛泽东已彻 底放开了手脚,事实上,当毛决定向国际派摊牌之时,他就没有把莫斯科太多放在眼中。 但是问题还有另外一面:共产国际虽解散了,苏共和苏联并没解散,现在莫斯科已完全 知悉延安党内高层斗争的最新动态,斯大林通过季米特洛夫,以间接的方式对毛泽东发 出警告,并且特别关注王明、周恩来的政治命运,似乎也影射到毛泽东的个人品质问题。 季米特洛夫的来电特别提到康生,直指康生行为可疑,此说亦对毛泽东构成沉重打击。

接到季米特洛夫来电后,毛泽东立即精密部署,除了频频向苏联驻延安代表详剖 心迹,强调整风的重要和他的光明正大,又派任弼时、周恩来与苏联代表谈话,用任、 周等的嘴,澄清毛整人的「流言」。毛泽东同时加紧对王明的「诱」、「压」,迫使王明承 认错误,让莫斯科无言以对。

毛泽东出台的措施可谓周密完善:莫斯科要求停止党内斗争,毛偏在此时召开上 层会议,逼使所有同僚检讨、反省,用周恩来、王明等人的检讨堵住莫斯科的嘴,给莫 斯科造成既成事实;莫斯科指责康生的反奸肃特是执行敌人的分化破坏阴谋,纯属胡说 八道,延安的整肃全在毛的一手指挥下进行;莫斯科讨厌康生,正说明康生对毛的忠诚 不贰,毛全然不顾莫斯科的警告,照样倚重康生。

然而,在季米特洛夫来电后继续抢救、反奸的极端行为,似乎已显得不妥。莫斯 科已明确提出反对意见,此时的苏德战场形势已明显有利于苏联,而中共的未来将有赖 于斯大林的支持,对莫斯科的意见毕竟不能完全置之不理;党内怨言继续蔓延终将损害 毛泽东的个人威信,况且,审干、反奸、抢救所要达到的震慑人心的目的已基本实现, 现在应是调整政策的「适时」时候了。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1943 年 12 月 22 日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听取康生 作的反特务斗争的汇报,任弼时在发言中提出,那种认为百分之八十的新知识分子是特 务分子的看法应于否定,新知识分子中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是好的,现在应该进行甄别。

①原载《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件资料集)》。页 295-96(莫斯科:1986),引自《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 13 辑,郑厚安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页 2-3。

②接到季米特洛夫 1943 年 12 月 22 日来电后,毛一时情绪激动,他在 1944 年 1 月 2 日通过苏联驻延安观察员给季米特洛夫发出一份 覆电。毛声明中共没有削弱对日本的斗争,与国民党合作的方针也没有改变。针对季氏对周恩来、王明的关心,毛答复道:「我们与周恩来 的关系是好的,我们毫无把他开除出党的打算。周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至于王明,毛掩饰不住心中的愤恨,在电文中说「王明一直 从事各种反党活动」,「在我看来,王明是不可靠的」。毛举出两个例子予以说明:—、王明过去被国民党逮捕过,在狱中承认了自己的党员 身分,后来才被释放出来(在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中也提到作者本人强烈感受到毛对王明的痛恨,在 1943 年 11 月 29 日的日记中, 弗拉基米洛夫写道,针对王明的新指控是「国民党同谋,反革命」,证据之一是王明曾被国民党逮捕,又给放了出来。参见《延安日记》, 页 190、185-86);二、王明与米夫的关系可疑。毛对康生则表现出完全信赖的态度,他告诉季米特洛夫「康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一天 以后,毛又后悔日前发出的电报可能会造成远方的误解,于是找到弗拉基米洛夫,询问昨天的电报是否发出,他告访苏联观察员,前电可 能不妥。紧接着,毛开展对苏联人的热情公关,据弗拉基米洛夫记载,1 月 4 日,毛泽东夫妇单独邀弗氏同观京剧,毛向弗氏大谈他如何尊 敬苏联,尊敬斯大林,尊敬那些过去在苏联学习过的中国同志,以及如何感激季米特洛夫,参见《延安日记》,页 199-200。1 月 6 日,毛、 刘、周邀请弗氏等苏联人畅叙友情。1 月 7 日,毛单独访问弗氏,再一次谈他如何深深地尊重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参见《延安日记》,页 203。在谈话中,毛完全改变了原先对王明的强烈敌对态度,其态度之友善使弗氏大吃一惊,毛请弗拉基米洛夫再给季米特洛夫发一电报, 并告诉弗氏,团结的方针同样适用于王明。参见〈弗拉基米洛夫转毛泽东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1944 年 1 月 3 日),〈弗拉基米洛夫转毛泽 克给季米特洛夫电及情况说明〉,引自杨奎松:〈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载《近代史研究》,1998 第 4 期,页 51-54。另参见《延 安日记》,页 190、185-86、199-200、202-205。

毛泽东接受了任弼时的意见,同意进行甄别工作。在这次会议之后,延安的「抢救」 开始逐渐落潮,但是,毛泽东精密掌握落潮的速度,不使运动骤然停下,避免广大干部 对运动的「合理性」产生怀疑。1944 年初,延安各单位纷纷接待绥德县「坦白运动先 进典型报告团」,该团由绥德师范师生组成,他们住在社会部所属的交际处租用的旅店, 每天分头到各机关、学校做「现身说法」式的报告。其中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学生,描 述自己怎样受国民党特务机关派遗,专门施用「美人计」引诱革命干部……尽管毛泽东 已开始看手准备「纠偏」,但是却放任「抢救」、坦白的闹剧继续演下去。

到了 1944 年 2 月,延安的报纸又刊登了淳耀「防奸英雄」季志寿的「防奸经验」, 他的质朴、充满乡土气息的语言,生动地表达了毛泽东发动群众性反奸运动的成效:

特务好象面没起,蒸的死面馍,色就不正。又象包子底是虚的。这些人都 把良心背到脊背上去啦……想把领导我们生产给人民服务的干部杀,叫大家成 了没王蜂。特务的坏种子下到边区来,我们要用耙把它耙出来,再拿镢头挖掉。 如果根大自己挖不下,就请政府拿政府尖镢去挖,一定能挖掉,连根拔了才干 休。认特务要细心留意哩,好象认眼镜一样,看究竟是烧料的还是石头的。自 己认不清就到政府叫干部认,一定可以认出来。希望大家今后对卖眼镜的、卖 烂衣服烂鞋袜的、卖药的、野鸽医生、算卦的、担葱的、卖蒜的、跟上黑驴驮 炭的各种来历不明的人,都要好好来盘查。对破坏开荒的、胡说坏话的人,要 细心考查,有问题的时候,还要报告政府。②

由此可见,「抢救」错了吗?一点也没错,边区的群众难道不是已经普遍提高了对 敌斗争的警惕吗?

对钱来苏一案的处理,也反映出毛泽东欲维护「抢救」的复杂心态。自「抢救」 运动开始,一直被软禁在交际处的钱来苏心情极为抑郁,多次表示后悔当初投奔延安。 林伯渠等人欲救无力,只能等毛泽东的最后发话,1944 年2月8 日,毛泽东在交际处 处长金城呈交的有关钱来苏情况的报告上批示:

金城同志:

钱拯(即钱来苏,引者注)应优待他,他可能不是汉奸,他的子婿是否特务, 也还是疑问,如不是,应平反的。③

在这个批示中,毛泽东虽然提出应予钱来苏优待等,但没有用明确的语言肯定钱 来苏及子婿不是汉奸、特务,毛泽东的模棱两可,为保留「抢救」成果预埋了伏笔。

四  甄别:在毛泽东「道歉」的背后

①《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 278-80。

②《谢觉哉日记》,上,页 580。

③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 年),页 186。

1944 年春夏之际,审干、抢救运动进入到甄别阶段,各机关、学校原有的审干小 组一变为「甄别委员会」,仍由原先领导审干、抢救的班子负责对干部的甄别工作。

所谓「甄别」,有异于「平反」。若干结论有不实之处,予以改正,谓之「甄别」,「平反」则是推翻原有错误结论,给蒙冤的对象恢复名誉。延安的审干、抢救的纠偏工 作,名曰「甄别」不称「平反」,其含义即在此。

甄别绝非一风吹,而是将受审坦白的人员划分成六类。据 1994 年出版的《胡乔木 回忆毛泽东》一书透露,1943 至 1944 一年内,延安清出的「特务」共一万五千人, 现 在就是要对这一万五千人作出具体的划分:

「第一类是职业特务。他们是受一定的特务机关或特务人员的主使,对我们进行 过或进行着特务工作(长期埋伏,也是一种潜伏工作),确有真凭实据的」。「但这类职 业特务是极少数,仅占全体坦白分子百分之十左右,其中又有自觉被迫首要胁从之别」。

「第二类是变节分子。其中有的破坏过党的组织,捉过人,杀过人的;有的自首 过写过反共文件,但未做过其它坏事的;有的被敌人短促突击,接受了敌人的任务,但 回来既未实行也未报告的;有的是内战时做过坏事,抗战后中立或改过的等等」。「这类 人在坦白分子中也是少数」。

「第三类是党派问题。他们加入过国民党、三青团或其它党派。在加入我党后并 未向党报告,但还不是特务分子,这类人亦占颇大数目。」

「第四类是被特务利用和蒙蔽的分子。有的是在敌人红旗政策下不自觉的被特务 利用和蒙蔽的分子,有的因半条心或幼稚无知,作了特务的工具」。

「第五类是党内错误。如假造历史,虚报党龄,与坏人来往,泄露秘密、包庇亲 友、政治错误及贪污腐化等等,在坦白运动中被怀疑而误认为特务」。

「第六类是在审干时完全弄错或被特务诬害的」,「这类人虽然是少数,但确实是 有的,甚至在逮捕的人中也还有的」。

从以上对六类被审人员的划分依据看,被审查人员或多或少都有问题,完全搞错 的只占一小部分,且放在最后一类,以示审干、抢救的成绩巨大,缺点是次要的。在上 述划分标准中,中共中央仍坚持原先对国民党所谓「红旗政策」的判断。显而易见周恩 来对「红旗党」的辩诬根本没被毛泽东等接受,中共在国统区尤其在西南地区的地下组 织,在政治上仍不被充分信任。

对于这六类人员如何处理,中共中央也做了规定: 对坦白了的特务分子和变节分子,如果证据确凿,采取一个不杀,团结抗日的政

策;如果没有真凭实据,不要加以深追,以免造成对立僵局,有碍争取;或中敌人诬陷 同志的奸计。

①《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 280。

②参见〈中央关于坦白分子的六种分析给各地的指示〉(1944 年 1 月 24 日),载《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 17 册,页 387;另参见《刘少奇年谱》,上卷,页 435;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始末〉。载《中共党史资料》,第 37 辑,页 225。

对有真凭实据的暗藏的破坏分子,应继续执行宽大政策。即以宽大为主,镇压为 辅;感化改造为主,惩罚为辅,给改过自新者以将功赎罪的出路。

对一时审查不清的重大嫌疑分于,不要急于求得解决,以免造成逼供信。可以有 意识地放松一个时期,或暂时按他讲的作一个结论,然后继续进行调查研究和秘密侦查。

对有党派问题的,被欺骗蒙蔽的,或仅属于党内错误这三种人,在分清是非后, 均应平反,取消特务帽子,按其情况,作出适当结论。对完全弄错或被特务诬陷的,一 经查清,立即平反。

上述这个规定,有许多似是而非、自相矛盾之处,既然没有真凭实据,为何不立 即解脱,何以谈上「争取」,还要争取什么?所谓「被特务诬陷」,大量的检举揭发全是 在逼供信下发生的,这些干部都是被迫指咬旁人的,又何以能称之为「特务」?更有甚 者,对「一时审查不清的重大嫌疑分子」,还布置「继续进行调查研究和秘密侦查」,只 是在表面上「有意识地放松一个时期,或暂时按他讲的做一结论」。

有关甄别政策中所隐含的深意,在毛泽东对延安受审干部的「道歉」中也充分地 展现出来。

从 1944 年春夏至 1945 年春,由甄别所引发的延安广大干部对审干、抢救的强烈 不满处于半公开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先后在行政学院、中央党校、边区政府 等场合,向延安干部「脱帽」、「道歉」。毛泽东绝口不提「抢救」为一错误运动,只是 说一两句:运动搞过火了,使一些同志受了委屈云云。1944 年元旦,军委三局局长王 铮带领一批原受审查、刚被解脱还没做结论的干部给毛泽东拜年(军委三局承袒延安与 各根据地的电讯往来业务,工作极其繁重,故最先解脱),在毛住所前黑压压站了一片, 目的在于向毛泽东讨一个说法。毛泽东似真似假地说,本意为同志们洗澡,灰猛氧放多 了一些,伤了同志们娇嫩的皮肤。毛泽东虽然向大家敬一个礼表示「道歉」,但言下之 意又似乎在暗责受审干部斤斤计较,对接受党的审查耿耿于怀。

毛泽东的这种暧昧的态度,当然影响到各单位的甄别复查工作。自甄别展开后, 经过三个月的复查,延安仅甄别了八百人,占坦白人数的四分之一。中直机关、边区政 府、中央社会部、边区保安处、中央党校、延安大学、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等七个单 位,经过八个月的甄别,在 487 人中被确定为「特务」的有六十四人,「叛徒」四十一 人,合占总甄别人数的 22%。其中康生直接掌管的中央社会部甄别二十七人,定为「职 业特务」(当时的术语,「特务」分「职业与非职业」两类)的有六人,「叛徒」二人, 两者占甄别人数的 30%。由周兴任处长的边区保安处,甄别了九十六人,其中定为「特 务」的有三十六人,「叛徒」二人,占 40%。 在甄别复查中,将「特务」、「叛徒」的 比例定得如此之高,无非是企图证明,开展审干、「坦白」、「抢救」是完全正确的。

中央党校作为「抢救」的重点单位直到 1944 年 9 月才全部转入甄别阶段。一部第 六支部书记朱瑞与薄一波、倪志亮等组成一个小组。协助对集中较多问题人物的特别支

①参见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始未〉,载《中共党史资料》,第 37 辑,页 225-26、226。

②参见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始未〉,载《中共党史资料》,第 37 辑,页 225-26、226。

部进行甄别工作。朱瑞等同情危拱之的遭遇,认为危拱之在「抢救」中虽然有自杀行为, 并提出退党要求,但这都是精神错乱所致,「结论是没问题」。然而朱瑞等对危拱之的结 论却受到党校一部负责人的批评,认为朱瑞等「代危抗辩,没有原则立场」,朱瑞等为 此作了大量的工作,最后才解决了危拱之的结论问题。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抢救」受 害者的甄别工作往往会出现波折,一旦被「抢救」,要想完全洗清罪名,并非容易。

甄别、复查进展缓慢,激起延安广大干部的不满,为了平息、舒缓干部中的不满 情绪,更重要的是,进入 1945 年后,国内、国际形势急剧变化,客观上要求尽速解决 大量积压的审干、抢救遗留问题。在这种背景下,甄别、复查工作的进度有所加快,到 了 1945 年春,延安各单位的甄别工作已基本结束,对 2,475 人作出了组织结论。这 个数字也许只是当时被关押进几个重要反省机关的「重犯」被甄别的数目,因为根据胡 乔木透露的数目,「特务」的总数为一万五千人。

即使受审人员被作了结论,也绝非意味着万事大吉。凡受审人员均按四种情况分 别给予不同等级的结论:

问题已澄清,完全可以做结论的; 对有关被查重点疑问问题做部分结论的; 在结论中留有待查尾巴,即仍有疑点,有待再查的; 无法查证,不予结论的。

在总计 2475 受审人员的结论中,有党派政治问题的约占 30%,其中叛徒、特务、 自首三类人员各占 10%;党内错误问题,约占 40%,完全弄错的约占 26%,保留疑问 不予结论的约 4%。对于这一部分人的处理方法,谁都不敢作主。直到毛泽东最后发 话,大意是现在东北快解放了,需要大批干部,让他们到前线自己去做结论吧,是共产 党人,一定留在共产党内,是国民党人让他跑到国民党去,怕什么呢。毛泽东虽然是这 般说了,然而延安不仅没有释放任何一个像王实味这样已「定性」的人,那些未做结论 的干部,也没有按照党的组织程序分配至各单位,而是仍然受到社会部的监控。这些干 部虽然没有跑到国民党去,但他们在政治上还是继续受到怀疑与歧视。他们档案中的「疑 点」和「尾巴」,在 1949 年后仍然被长期揪住不放,给当事人带来无穷的灾难,使他们 的大好年华全被葬送在连绵不断的审干、肃反等运动中。

彭而宁——钱来苏之子,背着沉重的「特嫌」黑锅,在 1949 年后每一次审干运动中受审,直到 1980 年康生被揭露和清算后,才获彻底平反。 一位匿名女干部,当年曾被诬为「日特」兼「国特」的「双料特务」,八十年代沉痛地回忆说,一生前后被审查长达十四年,前七年是我一踏进革命的门就受审查,还是

①郑建英:《朱瑞传》,页 294。

②参见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始末〉,载《中共党史资料》,第 37 辑,页 228。1943 至 1945 年,延安有三万党员及非党员干部, 受抢救冲击的大多为抗战后投奔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也有相当数量的老干部,主要为国统区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人,以及从苏联返 回的原留苏干部,据胡乔木提供的数字,被抢救的干部达一万五千人。

③参见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始未〉,载《中共党史资料》,第 37 辑,页 228、221。

美好的青年时期,当时只有十九岁,后七年正当壮年,是可以很好工作的时期,都丧失 在康生的反动血统论和主观主义的逼供信下了。

张克勤——当年康生精心培养出的一个坦白典型,康生在抢救高潮时还以张克勤 为例,自夸自己已将反革命特务分子转变为革命服务。到了 1945 年甄别时期,康生还 不放过他,坚决拒绝为张克勤做结论,康生要将张克勤作为证明抢救正确性的「成果」 继续保持下去。1945 年 11 月,张克勤随社会部部分干部向东北转移,经历了严峻的考 验,由于得到社会部第三室主任陈龙的关心和照顾,曾一度被安排在北安市公安局担任 股长,但其「问题」一直无法解决。1949 年 11 月,又是在陈龙的关照下,张克勤随陈 龙从哈尔滨去北京,经中组部介绍去西北局澄清其历史问题。直到 1950年4 月,「经中 央有关部门批准,组织上才作了历史上没有问题的结论」,张克勤的党籍得到了恢复, 此时恰是康生在政治上失意,自我赋闲的阶段。张克勤以后虽曾官至中共兰州大学党委 书记,但在各种运动中均被波及。1986 年,时任甘肃省政协常委的张克勤无限感伤地 回忆道:「今年是我参加革命五十周年,五十年中一半时间是在挨整」。「1943 年『抢救』 开始就戴上『特务』帽子。抗战胜利后,戴着『帽子』调到东北」,「1959 年又打成『右 倾机会主义分子』,『文革』中又被康生点名,关了五年半监狱」。

延安还有一位叫蔡子伟的干部,曾任边区中学校长,在《谢觉哉日记》中,还有 他在 1938 年 9 月活动的记载,以后此人即从延安公众生活中消失。蔡子伟被长期关押, 详情外界不知,此人在八十年代曾任全国政协委员。

延安最后一批人的甄别,是在 1945年8 月日本投降后进行的。这批人全是边区保 安处关押的重犯,总数约五六百人。由于当时中共中央要派大批干部前往东北,催促社 会部和保安处抓紧甄别工作,1945 年 11月9 日,中社部负责干部陈刚和陈龙率二百多 干部步行前往东北。陈刚,四川人,即富田事变中被扣的中央提款委员刘作抚。他在从 江西返回上海后长期领导中央交通局,1932 年与何叔衡之女何实山结婚,1935 年刘作 抚和孔原秘密前往苏联,何实山稍迟也抵苏。1937 年底,刘作抚夫妇回到延安,1938 年春参与组建「敌区工作委员会」,主办了八期秘密工作干部训练班。延安时代刘作抚 早已易名为陈刚,在中社部主管人事,1945 年参加了中共七大,1948 年 12 月被任命为 中社部副部长,从 1956 年起,陈刚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1963 年升任西南局书记处书 记。1945 年被陈刚带往东北的干部,其中有一半人是被「抢救」而未作甄别和结论的, 这批人多在建国初才得到甄别。

最后,对那些留在延安参加甄别的原犯人,保安处决定,由他们本人甄别自己, 给自己写出结论,再交保安处三科审阅后,本人签字定论,到 1946 年上半年,被关押 的大部分人基本甄别完毕。和那些已作结论或虽然带着「帽子」仍然被派往东北的那批前「犯人」相比,被 继续关押在保安处的一百多个人的命运就太不幸了,这批人中有王实味等,他们将被作

①参见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始未〉,载《中共党史资料》,第 37 辑,页 228、221。

为抢救审干的牺牲品送上祭坛。1947 年春。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保卫部门押着这「犯人」向山西临县转移,经康生批准,于黄河边全部被处决。这批被杀的人,除了王实味,都没有留下名字(当然,原保安处会有这批人的详细档案)。与此同时,在山西晋绥根据地贺龙辖区,也相继处决一批受审人员,被誉为「爱国五青年」的蔺克义,就是被冤杀者之一。 蔺克义被捕前为晋绥《抗战日报》社出版发行部主任,1936年他在西安师范读书时即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在兰州、西安等地从事地下秘密工作和抗日救亡工作中,一 直表现很好。在与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斗争中,立场坚定,勇敢顽强」。他在1939年9 月到延安,先后在中央青委、中央出版发行部等单位工作,1940年冬被派至晋西北。延 安「抢救」展开后,有人被逼供咬出蔺克义是「特务」,检举材料由中央社会部转到晋 绥《抗战日报》,蔺克义以「特嫌」被单独看管,最后被转至晋绥公安总局关押审查。

「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一位负责人指示,要求在历史悬案(指整风中关押起来的) 中,罪行比较严重的处死一批」,蔺克义便成了这个「负责人」的刀下鬼,时年仅二十 九岁,其冤案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获平反。

另据师哲披露,在1947年山西被处决的人中间,还有四名外国人。1944年初,有 四名外国人从晋察冀边区经晋西北押送到延安,其中三名是俄罗斯人,一名是南斯拉夫 人,他们本是假道中共根据地设法去南洋或澳洲谋生的。这四名洋人被康生交边区保安 处长期关押。直到1947年初,随其它「犯人」向山西永坪转移。康生在转往山西参加土 改、途经永坪时,下令将这四名外国人秘密处决,事后把尸体全部塞进一口枯井,以后 被国民党胡宗南部发现,造成根大轰动,彭德怀、周恩来、陆定一均表示了强烈不满(毛 泽东呢,转战陕北时,周恩来、陆定一一直和毛泽东在一起,他不可能不知道此事), 于是保安处处长周兴代康生受过,「只好自己承担责任,受批评,挨斗争」。

在被杀、或被释放解脱的人之外,还有另一类人,他们活着被抓进社会部或保安 处。却再也没见他们出来。在这些神秘失踪的人中间,有一个叫王遵极的姑娘,1939 年奔赴延安时,年仅十九岁。据师哲称,王遵极「长相漂亮,举止文雅」,因其是大汉 奸王克敏的侄女,一来延安就被关押,经反复审查还是没发现问题,经办此事的师哲建 议「在一定条件」下释放她,却遭到康生及其妻曹轶欧的坚决反对。师哲称,「其中原 委,始终令人不解」,王遵极以后下落不明。(另据仲侃《康生评传》称,王遵极从 1939年至1946年在延安被长期关押,暗示她在山46年获释,但未交代此人以后的行踪。 参见该书,页78。)

从1942年揭幕的审干、坦白、反奸、抢救运动,到1947年王实味、蔺克义等被秘 密处决,终于完全落幕。1945年3月,蒋南翔给刘少奇写了一份(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

①参见仲侃:《康生评传》,页 95。

②参见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始未〉,载《中共党史资料》,第 37 辑,页 223。

③师哲:《峰与谷——师哲回忆录》,页 217、216。

④师哲:《峰与谷——师哲回忆录》,页 217、216。

书),对于这场灾难进行了较为公允的批评(蒋南翔批评抢救运动「得不偿失」)。然 而刘少奇本人也与这场运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主要部属彭真更是运动的主要领导 人之一,因此刘少奇不敢、也不愿对这场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康生幕前指挥的运动说些 什么。不仅如此,蒋南翔的〈意见书〉还被认为是「错误」的,蒋本人也受到了党内批 评。从此,「抢救」的历史被彻底掩埋,凡经历过这场风暴的人们都知道应对此三缄其 口,人们从书本、报刊、报告中只知道「伟大的整风运动」,一直到毛泽东、康生离世 后的八十年代初,有关「抢救」的内幕才陆续被披露出来,此时已距当年近四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