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传媒 | 顾尔德:离开人间的巨大身影

端传媒 | 顾尔德:离开人间的巨大身影

在这个光明与黑暗两极并呈的时代,《人间》杂志的创刊,提供了台湾读者一个窥探社会黑暗面的重要视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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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结束后,钟楚红告诉访问她的陈映真、黄春明等人,可以用她的照片当封面,“这样,你们可以多卖几本。”只是,这位当红美艳明星的建议,没有被接受。

1985年11月,《人间》杂志的创刊号最后一篇文章,是陈映真对钟楚红的访问。文中用了几张广告商提供的,受访者艳丽的彩色照片;不过,当期封面还是选用了一个住在都市边缘的山地小男生(当时还没正名为“原住民”)黑白照。这张由报导摄影家关晓荣拍的照片,相当程度也定义了这本维持近四年、出刊四十七期杂志的生命风格。

遽变年代的社会窗口

那个时刻,离台湾第一个本土反对党“民主进步党”创党还有十一个月,离台湾宣布解除戒严令仍有二十个月。台湾的社会力与经济力都在翻腾,各种临界沸点的压力,都在试图把威权政治加压于台湾社会的锅盖掀掉。整体财富的累积与人民知识的增长,让台湾人对未来充满乐观的想像;另一方面,经过二十多年社会经济压缩式的快速变迁,各种社会紧张、矛盾与不平等在加剧。

在这个光明与黑暗两极并呈的时代,《人间》杂志的创刊,提供了台湾读者一个窥探社会黑暗面的重要视窗。

使相互生疏的人,重新建立对彼此生活与情感的理解;使封尘的心,能够重新去相信、希望、爱与感动,共同为了重新建造更适合人所居住的世界,为了再造一个新的、优美的、祟高的精神文明,和睦团结,热情地生活。

陈映真在《人间》发刊词中写下这段话。2001年,他在《联合报》副刊发表的〈台湾报导文学的历程〉一文,把这份杂志定位成“结合了报导文学和报导摄影的月刊杂志”。陈映真说,《人间》有两条编辑上的指导思想,一是“以文字和图像为媒介,从事对于生活的观察、发现、记录、省思和批评”,二是“站在社会上的弱小者的立场,对社会、生活、生态环境、文化和历史进行调查、反思、记录、和批判”。

为什么会重视图像?1983年,陈映真应聂华苓邀请,赴美参加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在美期间,陈映真接触到美国报导摄师尤金‧史密斯(W. Eugene Smith)的作品,深受震撼。例如,史密斯有关日本水俣汞污染的影像,比千万文字更具说服力──《人间》创刊后,也在第7期做了一个“尤金.史密斯和他的‘水俣悲歌’”专题。

当年在爱荷华念书的台湾传播学者郭力昕后来回忆说,陈映真那时候就告诉他,要办一个“结合图片和文字报导、关切社会”的刊物。

创刊号的风格理念

《人间》其实就是陈映真个人风格与理想的展现。他曾说:“左派就是要用不同观点来检示现有的一切次序构造和既存价值……我要藉这个杂志表达我对人、生活、历史的看法。…‥《人间》杂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风格、思想,我自己对人、对社会的观察和看法”(刘依洁, 2000)。

陈映真不只是左派,也是统派,同时还是一个深受基督教影响的人道主义者。这些个人特质与价值立场,都可以从《人间》创刊号的内容中看到。

创刊号主要内容包括:一对从台湾南部来到台北收集旧货、回收品的中年伴侣的故事;被称为“垃圾山”的台北内湖垃圾场,吸引了一群拾荒者在此构成一个独特社区:一群侏儒在台北求生存的悲辛世界;冷战时代,美军在台湾留下的混血儿的报导:摄影家王信介绍西方报导摄影的源起与发展;日本摄影师三留理男对伊索匹亚饥荒的报导摄影;法国摄影师 Bernard Nordenare 的中国旅行影像;阮义忠的台北印象,以及关晓荣对基隆八尺门山地人社区的报导摄影。

关晓荣的八尺门报导,成了创刊号封面照片。陈映真访谈关晓荣的文章,称这个系列“记录一个大规模的、静默的、持续的民族大迁徙”。这个系列在《人间》连载了五期,也为台湾的报导摄影竖立了一个标竿。

对拾荒者、侏儒与混血儿的报导,就是陈映真在前述《联合报》文章中提的,要呈现“社会上的弱小、卑微人物的坚强、自尊、高尚的秉性”;八尺门系列则“表现了台湾各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状况以及为了保卫和改善自己的生活与命运所做的斗争。”再加上对于国外报导摄影大师作品的介绍、摄影师的中国印象,这些主题也构成日后《人间》的主要题材走向。

创刊时就在《人间》的钟俊升,在2006年说(陈弘岱,2006):

我们都不讳言说我们有立场,我们也从来不认为报导者它是客观公正,它是有立场选择的,你要为谁说话,为谁代表问题。《人间》停刊所有人都走光之后,我跟陈映真两个人还在,理由就是有很坚定的一个信念,觉得它不只是一个工具,它是一个让我的意志能够去贯彻的地方,像我们是站在弱小者,站在左派的观点来看待台湾的问题。 —— 钟俊升

左翼立场与中国情怀

做为一个左翼媒体,《人间》敏锐地注意到,那些可能成为社会革命的新兴动力与社会矛盾。他们在日后刊物中,持续关注青少年议题。例如,《人间》曾报导了使用迷幻药的庞克少年(02期),大学生的同居生活(05期);也曾利用寒假,在青少年聚集的西门町做随机问卷调查,了解他们的生活与观点(17期)。1987年当台湾出现第一个本土爱滋病患没多久,《人间》就做了爱滋专题(19期),也是相关议题的先驱。

做为一个左翼,陈映真无法回避“实践”;《人间》的报导,也愈来愈多关注社会抗争。从第3期报导台中大里居民抗争三晃农药厂污染开始,环保抗争成了《人间》重要的报导议题。1986年的鹿港反杜邦化工设厂、1987年的高雄后劲反五轻石油裂解厂污染,《人间》都推出重量级报导。

《人间》不只是有立场选择,也参与运动。例如在反五轻运动中,代表《人间》去采访的卢思岳、范振国也是运动积极分子。范振国今年在《苦劳网》上一篇文章中写道;“1987年,陈映真派我去支援后劲居民反中油五轻污染时提醒我的话,他说:‘振国!把居民组织起来,运动搞起来是第一位的,然后才是采写报导’。”

陈映真是个左派也是个统派,这样的立场也表现在《人间》中。

最明显的例子是:早期杂志经常出现的摄影师的中国印象。这些影像都呈现一种距离之外的美感,也透露出陈映真对“祖国河山”的憧憬;相对的,《人间》对台湾社会的透视却是犀利地直剖黑暗核心。

1987年,当四十年前的二二八事件首度成为可以公开讨论的议题,《人间》第18期做了一个“2.28事件 :台中风雷”专题。这个专题主要重点,在反驳二二八是台湾脱离中国的独立意识之结果或源起,另外就是强调谢雪红在运动中的领导地位。

此外,第17期对中国早年托派分子严灵峰的报导,只强调他早年左派经历,对他归顺蒋氏政权,加入军统成了特务头子这段,却避而不谈。

汤英伸事件

《人间》对台湾社会底层、社会矛盾的关注,引起最大社会效应的一个主题应该是“汤英伸事件”。

汤英伸是个来自阿里山的十八岁邹族山地青年,和许多山地青年一样来到都市讨生活,他在1986 年初到台北一家洗衣店工作,才做了九天,就不堪老板虐待而杀了老板夫妇及其女儿。这起案件轰动社会,法院迅速地在二个月后宣判汤英伸死刑。

《人间》第 9期制作了“不孝儿英伸”专题,深入调查汤案;除了案件本身,也探讨了山地青年在都市可能遇到求职陷阱。“不孝儿英伸”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各界发起声援请愿,“枪下留人”呼声不断。不过当时的威权政府也决意速战速决,隔年五月九日三审定谳,旋即在五月十五日行刑,不顾震天“枪下留人”的呼吁。

隔月出刊的《人间》第20期,做了“英伸回家了”专题,报导了汤案救援行动始末,以及事后社会各反应。汤英伸案也让台湾社会开始对死刑思辩讨论,虽迄今还无定论。

基督教意识与“政治团契”

陈映真除了是个左派、统派,也不能忽视他从小生长在虔诚基督教家庭,对他的影响。马克斯主义的信仰,虽让他在二十四岁选择离开主耶稣,但基督教的原罪与救赎意识,一直出现在他文学作品中──这个议题学界已有不少讨论,例如张孝慈所撰的〈从陈映真的文学创作与政治作为透视〉。

在《人间》的报导中,基督教会对台湾弱势的关怀,常是报导的素材。此外在其他报导的选材与视角上,也可看出陈映真心中藏著入世基督教的关怀。在“不孝儿英伸”那期的编辑室报告中,陈映真写著“究竟,这是谁的负罪与天讉?”这种宗教性的悲悯,不时流露在《人间》凝视弱者的视角中。

陈映真的现实典践中,体现宗教与马克斯两种精神的结合,有如政治社会学者吴介民在《革命在他方?此刻记忆1980年代》所说的“政治团契”:

陈映真为左统的理念献身。他的献身使他成为台湾左统的精神领袖。无法想像他能够脱出这个他为自己献身而打造的“圣堂”。他是这左统圣堂中“政治团契”(political fellowship,political communion)的祭司。情感认同中存在著复杂的层次:从最高层次的价值理念到日常关系中的亲密性。反帝是陈映真左统的理念层次;而在左统信仰者日常生活中的亲密互动,则需要日复一日的政治团契来滋养经营。也就是在这种政治亲密关系(political intimacy)中,左统教义在生活中改造人、灌输并强化信仰。—— 吴介民

陈映真用他巨人般强壮的生命力与意志凝聚“政治团契”,包括人间杂志社。陈映真们也用团契强大的意志力,逼迫著一九八○年代末的台湾民众,特别是知识青年,去正视过去他们个人或体制所不愿意看到的社会矛盾与不正义。这是他对台湾社会重要的贡献。

陈映真,不在人间

不过,这种一再逼视社会底层与黑暗面也是种沈重负担,而且陈映真们在影像之外,也经常在文字中强调他们的信念与对事实的价值定义。这种“文以载道”对读者而言也是不小的压力。所以《人间》的读者群一直难以扩大,《人间》也终于在办了四十七期后不堪亏损,而在1989年9月宣布停刊。

隔年,《联合报》缤纷版登了一段小笑话:

人间杂志去年停刊。昨天我听到一则趣闻:咖啡店里,一位小姐对她的同伴说:“陈映真,他已经不在‘人间’了!”

其实正如上文提到钟俊升所言,“人间”还在,而陈映真的政治团契也未解体。

1990年代初,我有一次到左统老本营“夏潮”位于台北新生南路的办公室,忽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循声望去,看到角落聚著一小群人,其中一个巨大身影,习惯性地把眼镜推到浓密的头发顶上,侃侃而谈。陈映真正带著一群看来像是老政治犯的年长者们,在开读书会。

陈映真早期的文友叫他“陈大头”,除了他头真得很大,还因为他总是爱当教主。“大头”还继续在宣教,直到经济与健康因素让他长滞中国,最后,离开人间。

(顾尔德,台湾《新新闻周刊》总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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