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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是流行性还是病毒性感冒的渗透,我在家中辗转反侧了三天三夜。百无聊赖之中,为了抗击周身“零部件”的疼痛,我寻求最佳“良药”——这个国家的媒体,终于找到了知音:原来这个国家的整个教育系统也被“境外敌对势力”渗透了。当看到教育部长陈宝生言辞凿凿地说“敌对势力的渗透首先选定的是教育系统”的时候,我能想像他的“下水”的疼痛——我们都有病,药不能停。

针对“敌对势力”,我们和“敌对势力”的处理方法截然不同。我们一有事,尤其是大事,总是第一时间到“境外”去找,就好像希特勒的“国会纵火案”。没有敌人我们一定要制造一个敌人,而且这个敌人一定是含混不清或者是有百口而无处辩的“宿敌”,前者通常是某个国家,而后者则是境外流亡组织。这样做的好处在于激发民族爱国热忱——捐精者需要春宫图——以便打击起来可以“像秋风扫落叶一般残酷无情”(雷锋语录)。对此,“敌对国”通常也没辙,他们事先就被“某某国的人民是友好的”这粒大白兔奶糖黏住了牙——谁愿意做对中国人民不友好的恶人呢?又不是恐怖分子。无人认领“敌对势力”恰恰证明了“渗透”的危险性,因为危险所以要不惜一切手段。完美的逻辑。

和我们的导师斯大林相比,我们确实高明。借着“基洛夫事件”,这个皮鞋匠的儿子几乎杀尽了所有他认为的劲敌。他的“基友”基洛夫的死,就和世界上每天发生的有势力的男人偷别人老婆,被不甘戴绿帽的丈夫击毙的情杀事件一般稀疏平常。这个真实的“剧情”,我相信这位把自己名字改成“钢铁”的格鲁吉亚屠夫不会不知道。差不多同样的事,我们就不会这么做。1996年2月2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沛瑶在自己家中被人杀害。2月3日,当时的公安部副部长白景富就特别指出:“这是一起没有政治目的和其他背景的案件,罪犯的作案动机是谋财害命。”杀人者张金龙是李副委员长的武警警卫。保镖成了刺客,不是政治原因就是经济原因。而被还原的事实真相则是:张金龙见李沛瑶孤单,遂将自己的亲妹妹从农村招来给他当保姆,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这是把一个如花少女放进了一个花甲老畜生的裆下。更可恨的是,因被强奸而导致怀孕的张金龙妹妹不但没有得到任何说法,还被赶出了李家家门。面对这样的耻辱,小人物张金龙面临两个选择:一是装着什么都没发生,二是发生一切。有血性的他选择了后者。

老畜生因为是“我们”的畜生,所以必须有讣告,有隆重的追悼会;青年张金龙因为是尖刀指向“我们”的杀人者,即便是武松,也要把他编造为盗跖——为了一个过气的政治动物,动用“境外敌对势力”不合算。速毙,就像猫拉屎速盖沙一般。事情过去八年后,有“京城才子”之称的吴欢(吴祖光、新凤霞之子)撰文写道:

八年来,每当回忆起这件案子,我都感到不由自主的愤怒:为什么在这个“太平世界”里,大人物的面子比小人物的尊严更重要?大人物人面兽心,因惹火烧身而死后,还要把他的“兽心”挖空心思掩盖起来,并精心为他整修出一张正人君子的面孔;小人物受尽屈辱,死后还要在他的身上泼满污水。张金龙为报仇雪耻而行凶,主动以自己年轻的生命来偿债,当局居然忍心污蔑他是小偷;李沛瑶因奸被杀,官府竟为他编造出一个与盗窃犯英勇搏斗而牺牲的故事。最可怜的是张金龙的父母,女儿被糟蹋,儿子被枪毙,还要为儿子背上盗窃犯、杀人犯双重罪名,从此只能在含垢忍辱中消磨残年,不只何时才是尽头;奇怪的是,八年之后仍有人往他们滴血的伤口上撒盐。

“敌对者”张金龙孤身赴死,“敌对势力”众志成城淹没“敌对者”,这是他们一贯的套路。不用“政治”宰牛刀是因为你只是一头猪,用“刑事”足矣。而如果事关意识形态,那一定是会被定性为“疯牛”而格杀勿论的。击毙张金龙们的那粒子弹快速而精准,击毙人的精神里的“敌对势力”的密集子弹则会“飞来飞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质问道:能不能告诉我们,“这个敌对势力,包含哪些国家?教育界的敌对分子,到底占教师的多大比例,到底有哪些人?”图样图森破的反诘。他们要的不是让子弹击中靶心,而是让子弹飞来飞去;对着旷野随手一挥说“就是他”的无处找寻和旷野的“无人认领”的宏大叙事,正是为了让每个“心怀叵测”的人的头上、耳际有子弹的不绝呼啸。

“敌对势力”所包含的具体所指的缺失是一门学问,就像部长举例的“你懂的”一样玄妙无比。可是“你懂的”的点到而止是这国痛恨的。这有一种“老子一直想收拾你,可是找不出一个胖揍你的理由”的咬牙切齿,一旦“抬举”你到了“敌对势力”,就好办了。敌对者即使不立马毙了你,你也是可以名正言顺拉进刑场陪绑的合适人选。老子就不相信你们这帮自古就以软骨头著称的知识分子经历他人的脑浆迸溢还能硬起来!“你懂的”从此绝迹,连“呵呵”也不被允许,只能是“喳!喳!”的唱喏。

“境外势力”之一的美国曾在1965年发生了瓦兹暴乱。一段时间的震惊和哀悼后,加州州长调查委员会发布了题为《城市暴乱:结束还是开始》的报告。1966年3月31日,作家伊丽莎白·哈德维克在《纽约书评》上发表了对该报告的评论,她以嘲讽的语气写道:

这些报告现在开始具有了官方的构造——对于关乎国家安全的神圣议题,我们总要寻找是否存在“外来势力的影响”。因为看起来,我们实现美国梦想的过程中永远无法逃脱外来阴谋的阻扰。

“因为没有发现任何证据,”其中的一份报告这样写道,“能证明‘自由言论运动’或‘进步劳动运动’是由共产党或任何其他外来组织策划的”。很好,我们会说,又一次安全了。国家已经从根本上得到了保护。

关于这次暴乱以及哈德维克评论所指不在我讨论之列。我只是想说,“境外势力”在处理大事的方法上确实有着和我们完全不同的思路。其实,他们的思路是给制度逼的——任何语焉不详、王顾左右而言他、指鹿为马的“共和国语言”都会被“张鸣们”拷问的——只是不是人大教授张鸣,而是“扒粪者”张鸣。

德国人维克多·克莱普勒著有《第三帝国的语言——一个语文学者的笔记》(商务印书馆)一书,该书第一章是这样结束的:

揭示第三帝国语言的毒性,以此警示人们——我相信这不仅仅是好为人师之举。怀有虔诚信仰的犹太人,当他们认为一件餐具已经沦为宗教意义上的不净之物时,他们便会把它埋入地下,以清洁之。我们应当将纳粹语言中的很多词置入群葬墓坑,长时间掩埋,有一些要永远掩埋。

我们站立的土地不属于我们,因而我们没有任何权利埋入什么。即便我们死了,我们仍是承租者,活着的我们的至爱亲朋如果没有及时交付租金,我们仍然会被推土机碾成齑粉。趁着还活着,揭示“某某国语言”的毒性,是一种证明——活着。

只是,我们本来就奄奄一息的教育,看来难逃“长时间掩埋”的命运了。其实,部长大人真的不必这么焦虑。有了27年前的那次“教训”,你们已经做得够好了:把大学移到“孤岛”——你们叫它“大学城”,基本断绝了和城市雅各宾派的联系;坚持不懈地输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为你们知道,“教育若失去了价值观的层面,无论它多么有用,都只能制造一个更聪明的魔鬼”(C·S·路易斯语)。以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来取代魔鬼,无论如何,都是利国的教育。我素来对动辄翘起拇指点赞反感,时常有扳断其轻佻的冲动,而对中国教育体制,我真的会竖起某指——高高的!

我知道,在我这类人的书单里,将长时间不会再有《失败的帝国》、《古拉格之恋》、《第二本书》、《生存与命运》、《官家童话》、《失败的帝国》、《流放的灵魂:索尔仁尼琴》等书了。这是我的委屈。我觉得这个世上没有人比老牌保守派代表人物埃德蒙·柏克更理解我的委屈了:

我从不曾想过,我们能与这个体系媾和。因为,问题不是我们为了追逐一个目标而相互竞争,而是我们在与这个体系本身作战。根据我对此事的理解,我们不是在与其行为作战,而是与其存在作战。——我坚信其存在于敌意是一回事。(摘录自《法国革命的教训》)

秋蚂蚱

2016-12-13

文/秋蚂蚱(简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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