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学|介子平:我是编辑我可耻,我为祖国浪费纸!

我是编辑我可耻 我为祖国浪费纸

文 | 介子平

山西出版集团《编辑之友》杂志社副总编辑

来源 | 出版商务周报(cptoday

这是资深出版人介子平的一篇博文,标题有点刺耳,所谓忠言逆耳,自有其价值。

我是编辑我可耻,我为国家浪费纸。不知谁的玩笑话,以我近三十年的从业经验,深以为然,属七分正经,三分揶揄。

黄侃说“八部书外皆狗屁”,话虽粗糙,暗含大理。时下,读书人越来越少,书却越出越多,全国年出书品种已逾37万个,其中大部分游离于市场之外,不能全然否认其价值,但很难说出其价值。

自费出版系列中,有圆梦夙愿者,以期达到“立言”之不朽;有各行当专业或业余研究者,一生事业,半世功名,虽兀兀穷年,孜孜以求,却总不得要领,难以入港,春鸟秋虫自作声,结集成册,算是了却一桩心愿,然藏不得是拙偏要藏,露不得是丑偏要露;各地大小机构官员格式化的讲话稿,尽管瘪干空洞,人云亦云,皆由秘书捉刀,版权则属领导,出版时冠以宏观大题,与上旨不杵,与时代合拍。这些书稿,无不由编辑随方逐圆、删繁就简加工完成。

坯子朽,底子混,须编辑呕心于此,字斟句酌,一丝不苟,而文字易谬,校勘极苦,味同嚼蜡也得嚼,难以下咽也得咽。然瓦缶终归瓦缶,再包装也成不了牺樽。书印毕,作者悉数拖走,其实印刷厂的隔壁,就是造纸厂。签名后分送亲朋好友,被送者随手作废书处置,观人题壁,便识文章,不看也罢,省得误人。偶有流入旧书市场者,送书人悻悻然,其实不论新书市场旧书市场,终归是个市场。逛晋东南某县新华书店,其间一角落设有“地方作家专柜”,竟有几百品种一堵墙的排列,蒙尘既久,无人驻足。

此番情形下,出版竟异常的繁忙,编辑工作量也大增。计划经济时代,一个编辑一年编一两本书,期间对稿件质量反复琢磨,一年且有一两个月的所谓业务学习时间。而时下,编辑上岗多不经岗前培训,一年要编一二十本书,每本少则十几万字,多则翻倍。由编辑成为学者,成为周振甫、钟淑河、唐浩明的时代业已过去。过去是先有好书再有热点,先出好书再成名人,现在则是先有热点才有畅销书,先成名人才好卖书。

今天好编辑的标准是:要么赚钱,要么获奖,前者更当紧。编辑遂成项目人、市场人,每天安排得满满当当,除却眼前庶务,很少关注其他,遑论充电云云。老子说“少则得,多则惑”,谁曰不然。英国剧作家约翰•博因顿•普里斯特利说:“在这人世间,万恶其实都是那些一向忙忙碌碌的人造成的,他们既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忙,也不晓得什么时候该做。”编辑即属此类人。

我的书我做主,往往不计成本,开本要大的,用纸要贵的。通过编辑的劳动,好纸由此变废纸。即便上市书,为市场认可也难。销售一本,意味着两本的库存积压,所谓“一排排大树倒在库房里”即所指。如今,各类畅销书多为民营工作室所造,书名引人,包装超前,翻看内容,直呼上当,皆为市场量身定制者也。这些工作室没有书号,要正规出版只得移交出版社编辑处加工,编辑便是来料加工车间的操作员,即批量化生产的一个环节。

教辅书相对好卖,故多数出版社涉足此域。这类书的编辑,也叫编辑,虽不好意思说出自己编过什么书。此类书时效性极强,学生开学后,便再无人问津。于是设计开本时,有意将天头地脚留得宽些,为的是回笼印刷厂,换个封面版权页,重新装订时可有几毫米的裁裕。来年市场上的新酒,有多少只是旧瓶上换了张商标。教辅是应试教育的帮凶之一,此乃编辑之原罪。

纵如此,尚有新人怀揣理想接踵而至,有好事者归纳这个行业的现状:入行不学徒,进门就干活,识字就编书,编书不看书,看书不写书,写书不评书,评书不懂书,改稿语不通,导向弄不清,销售论英雄。

2012年在京参加“韬奋基金会”召开的一次关于出版人才的主题研讨会,与会者感叹此行业人才流失之严重,某著名出版机构半年内便有五十位骨干编辑出走。几年下来,通常的情况是,女孩子多能留下,男孩子则离开者多。原因是女孩子可二次投胎,嫁个好婆家,男孩子则需养家糊口,娶妻生子,经济压力大,而出版行业的收入相对不高,澹泊之守,镇定之操,原来都须以经济作基础。

我则私下里唱反调:年轻人此处已不值得坚守自我,赶紧寻找出路去吧,“在心灵的国土上,做自己的王”。以小明大,一叶知秋,这个行业已提前进入衰退期,而我当年入道正逢其时,一派勃勃生机景象,不过三十年的工夫,已然成墟。一种焦虑取代另一种焦虑,一种欲望覆盖另一种欲望,此处夕阳西下,彼处必有旭日东升,太阳只有一个,你所处的区域不同而已。阅读媒质变了,但阅读仍在,有阅读便需编辑加工,只是传统出版业应变乏术,年轻人望不到前途。好编辑不易得,流失确也可惜。

我平胸我骄傲,我为国家省布料。定位于落英成尘的编书匠有什么不好,只是以“人类进步的使者”等等匪夷所思的话来崇高之,过誉了,溢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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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29日, 5:41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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