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日,护家盟发起“百万家庭站出来!婚姻家庭,全民决定”游行。摄:徐翌全/

2012年,台湾大学对面的怀恩堂地下室正举行着一场名为“消失的性别界线”研讨会。主办的校园福音团契邀请来自香港的学者与台湾的大牧者与会,288个座位坐满了近九成。一位牧者对着底下听众这么说:

“如果基督徒没有投入大量的人力、时间,还有各种最好的才干的人才在这里面的话,我们可能打不嬴这一场仗⋯⋯,支持同运(同性恋权利运动)的这些人,他们投入他们的时间、投入他们一辈子的生命在打这场仗。这是为什么我们过去20年慢慢的输掉,本来传统是站在我们这边的,但是我们慢慢失掉了。所以我要鼓励更多的基督徒:‘站起来!愿神赐福我们,然后给我们呼召,我们愿意参与在这场战争当中’,谢谢大家。”

那是“信徒”逐步转变为“使徒”的某个瞬间,敦促着更多的基督徒为了“性别战争”走出来,他们和不同立场团体的冲突益发浮上台面。

在同性婚姻修法闯关前,双方曾经有几次零星对战:2000年基督教团体反对台北市编列预算支持“同志公民运动——台北同玩节”;2006年倡议妇女堕胎应强制加入“谘商期”与“思考期”;2011年以基督信仰团体为主要成员的“真爱联盟”,跳出来反对性别平等教育课纲实施等等⋯⋯,性别运动者与基督教团体间逐次蓄积着矛盾,都预示了如今这场“婚姻平权”争论愈发猛烈。

传统教会的忧与怕

不论反同志或反堕胎,“家庭”始终是参与者的轴心词汇;而这围绕着“家庭”出发的思路有两大源头:美国高举家庭价值的“基督教右派”,以及如今普遍渗透进台湾基督教各教派里的“灵恩运动”。

回顾教会历史,家庭价值逐渐成为基督信仰的核心,大约始于十九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彼时教会开始讲究“贞洁”并高举家庭价值。随着宣教士前往海外,这样的价值信念也跟着传往他地,包括中国与美国。过去担任伴侣盟理事、关注基督徒性别平权的社运人士乔瑟芬分析:两次大战期间,美国女性开始走出家庭,代替上战场的男人成为劳动力。战后这些走出家庭的女性并没有回归家庭,且开始萌生对于权利的追求,“传统的男尊女卑被瓦解,这是教会被撼动的第一步。” 女权高涨的时代背景里,改变的不只是女性权利,过往的身体政治与相伴的资源分配也跟着出现转变,这让常与“中产阶级男性”等词汇绑在一起的传统教会感到恐慌。

战后大环境的变动也影响着国家的社经政策与资源分配:1960年代口服避孕药问世;1973年美国最高法院在“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判决中,以票数7:2确认“州法律反堕胎是违宪”。

另一方面,伴随女性身体解放而出现的“整体离婚率的提升”也让教会害怕。玉山神学院助理教授陈文珊说,离婚率提升影响了国家资源分配与福利政策,例如像是国家要不要给单亲妈妈补助等等;对基督教团体来说,“政府补助单亲妈妈,会不会像是‘鼓励’你离婚?”

女性身体被解放,生殖功能被改变,诱发了两个层次的忧虑:传统家庭结构的崩解,让动荡时代家庭作为缓冲的功能消失;在基督教团体身上,家庭价值这条战线受到严重挑战。

教会传统上对政治的影响力也在消褪,例如1962年美国最高法院禁止公立学校祷告。连同上述堕胎案的判决出炉后,教会意识到他们必须更积极进军政治领域。

陈文珊认为,同志其实被当成了反对“性解放”的“替罪羊”。很明显,基督教团体所提出的“同志问题”背后,都带有浓厚的“异性恋”焦虑,是“异性恋家庭”传统在当代社会格格不入下出现的危机。

1970年代,美国的基督教右派出现了组织雏形,例如1979年杰里.福尔韦尔(Jerry Falwell)成立了道德多数派(Moral Majority),标榜“亲家庭”、“反堕胎”,成为一个相当规模的政治游说团体。像美国第39任总统卡特(Jimmy Carter)在1976年竞选总统时,就曾许诺如果他当选,他将召开一个会议,研究联邦政府如何能够支持美国的家庭价值,保守教派福音派(evangelical)就是他背后的重要支持者。

宗教团体积极进军政治领域,开始参与反对堕胎、反平等权利法案的倡议,甚至涉入国际外交领域。陈文珊解释,对基督教团体而言,“冷战”是一场与共产主义对峙的战役,“而共产党是无神论,因此宗教与政治在这个前提下产生了连结。”

当时在台湾,执政的蒋介石、宋美龄都是基督徒,他们所属的“国语教会”体系,也在“反共”的立场上和这些美国教派产生了联结。

这段时期,基督教团体这场守护家庭价值的战争,瞄准的还是从女权延伸而来的多种议题。而这场和人口比例占了一半的“女性”抗衡的战争,最终结果就是右派基督教团体的节节败退,“在守护家庭价值上,他们最后只能坚守在‘异性恋家庭、一夫一妻和生儿育女’这条线上。”乔瑟芬说道。

而“家庭价值”这4个字的确很能激起许多人的认同感,却也同时反应了基督教内部的焦虑,“因此家庭价值就越来越成为辨识你是否是‘真基督徒’的标志。”陈文珊说道。

时间一路到了1980年代末期,爱滋病泛滥与同志意识抬头,开始现身争取权益,这股浪潮再次与右派基督教团体的家庭价值相撞。教会对于家庭价值崩解的焦虑,这一次矛头转向了“同志家庭”、“ 婚姻平权”等议题,并把“同志平权运动”和“性解放”划上等号,从这里发动攻势。

陈文珊认为,同志其实被当成了反对“性解放”的“替罪羊”。很明显,基督教团体所提出的“同志问题”背后,都带有浓厚的“异性恋”焦虑,是“异性恋家庭”传统在当代社会格格不入下出现的危机。“像他们批评‘性解放’,但这明明是妇运很早就提出来的概念,跟同运或同志没有什么关系。又譬如他们说通过同婚,大人就可以跟小孩性交,可以人兽交⋯⋯,这跟同志有什么关系?异性恋也会人兽交啊?”

乔瑟芬也认为,同志开始成为基督教团体锁定的对象,因为相对于和“女性”抗衡,跟人口比例相对少的同志族群抗衡显得容易多了。

11月17日,“下一代幸福联盟”号召上万人包围立法院,声援同志的人举牌被阻挡在外。摄:徐翌全/端传媒

“福音派”是高举家庭价值的代表教会。传统的福音派之后又分为两派,一是基本教义派,另一派则仍被称为福音派。前者强调圣经的绝对性,一切客观事实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不过他们并不强调“传福音”,认为得救的人只是少数信上帝的人,是一群数量稀少的“余民”;后者福音派则更强调“传福音”,让全世界都能信仰上帝。

政大宗教所教授蔡彦仁解释,福音派对于海外宣教和传福音的热衷,与台湾教会主要取经自北美教会有了连结,不少美国福音派的大牧者前往台湾开“特别聚会”,吸引台湾许多教会人士共同参与,也因为这套网络,让“家庭价值”这个概念移植到台湾。

在台湾,基督教“灵恩派”加入反同婚姻战局,促使台湾传统上政治立场亲蓝的“国语教会”与偏独派的“台语教会”史无前例地结盟,则又是另一段故事。

灵恩运动为教会引进新教徒

“灵恩派”脱胎自“灵恩运动”,所谓“灵恩运动”,是由于较保守、传统的福音派内开始有信徒渴望“经验性的信仰”,崇尚三位一体中的“圣灵”,追求圣洁和传讲个人的敬虔,这些信徒用家庭礼拜或小组的方式一起读经祷告。这波运动的特色是乞求圣灵,圣灵充满后可以“说方言”(灵语)和看到“异象”,“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接受‘灵洗浇灌’的证明。而且今天上帝的福要赐给谁是没有一定的,任何人都有可能。”陈文珊解释。

“很多人觉得仪式或西装笔挺不是信仰的内涵,他们开始用最质朴的方式,你了解我我了解你,互相用爱心对待。灵恩是企求圣灵来带领我们、组织我们,而不是用人或用制度去组织一个教会。”蔡彦仁说道。

这支强调个人与上帝间的连结与神秘体验的派别,难免对传统教会组织形成一种挑战——传统的教会权威可能被扁平的信仰系统取代。而乞求圣灵充满等模式,也让大型教会感到失序,与原本的庄重优雅格格不入。

灵恩运动后来传至南美洲、非洲等地,激起了不同的火花。长期研究灵恩派的政治大学宗教所博士候选人叶先秦举例,像在巴西,灵恩派的信徒成立各种志工协会,成为民间与政府之间的沟通桥梁,并担负起农民组织中的工作,且政治倾向上,投票光谱往往属于中间偏左。

灵恩运动原本和主流的诸如福音派教会泾渭分明,但20世纪后半,美国主流教会慢慢发觉,会员人数有成长的教会多半都有“灵恩派”的属性,因此开始将灵恩派的传教模式移植到主流教会,希望能让教会也有成长。 在台湾也是如此。1980年代,台湾的教会开始呈现成长衰退,一批从美国归国的年轻人引进灵恩运动,不过那时台湾基督教领域的传统教会,如长老教会对于灵恩运动相当排斥。

只是彼时全世界的信徒有成长的教会都一定程度吸收了灵恩模式,“而且这个成长是双向的吸收:他们不但吸收了新的教徒,也从其他教会里吸走了信徒。”乔瑟芬说道。“你经营一个教会十多年做礼拜的不过一百多人,人家一个教会做礼拜上千人,你看了也会开始想:‘自己过去的经营模式要不要改?’”基督教长老教会古亭教会的牧师陈思豪打趣地说,灵恩派冲击了传统教会,长老教会内部也开始讨论是否要学习这套模式。

“福音运动”作为一道分水岭,信众成长与资源对许多教会形成强大诱因。此后台湾接受灵恩派的教会越来越多,其中国语或台语教会都有,也因此才有这波反对婚姻平权的论战中,国、台语教会连通一气的印象。

不少教会开始对灵恩运动敞开心胸,叶先秦说,例如灵粮堂原本是赵世光牧师于1942年在上海成立的独立教会、1954年来到台湾设立台北灵粮堂,一开始并不是灵恩派的教会。自1977年周神助牧师开始牧养灵粮堂后走向灵恩派,香港的灵粮堂还曾因此跟台湾切割。

走向灵恩派后,灵粮堂以特殊的晨祷方式和欢乐的敬拜赞美仪式吸引大批信众,每次主日可有两千多人参与。“你如果参与他们的活动,看到他们唱歌唱得那么欢乐、手舞足蹈的样子,实在很难想像他们本质是保守的。”谈起灵恩派的敬拜赞美仪式,陈思豪和蔡彦仁都笑了起来。

乔瑟芬形容,如今灵恩派教会比起天主教,对信众个人生活的渗透度更深。像是你刚参与时,他们会请你填“认识新朋友”的个人资料,然后帮你分小组。之后小组的兄弟姐妹会关心你,让你逃不掉群体生活的照护,这个层层叠叠、对个人生活的实质掌控力,远比天主教的神职人员对于信徒产生的直接影响力更高。另外教会每周好几场活动,最后你的人际关系会与教会牢牢绑在一起。

2000年以灵粮堂为首的教会发起“2000年福音运动”更是一道分水岭。彼时“福音运动”订立了千禧年信徒人数翻倍的目标。大型教会如灵粮堂等,也在那段时期积极的运作各县市联祷会系统,透过联祷会邀请不同教派的牧师,每个月共同联谊交流。这样的串连平台上,大教会投入资源运作,调动人力物力帮助小教会。“有些教会资本雄厚的,甚至直接花钱扶植小教会。”乔瑟芬说道。许多财务状况不良的长老教会,也逐渐被吸引过去。

而彼时“2000年福音运动”在同志议题上就已明显表态,像是2000年台北市政府以恢复公民权为由和同志团体共同举办的“台北同玩节”。福音运动总干事夏忠坚牧师当时公开表示,教会认为同性恋是罪,如同圣经说说谎是罪一样,教会关怀同性恋者,但绝不以有罪为无罪。

“福音运动”作为一道分水岭,信众成长与资源对许多教会形成强大诱因。此后台湾接受灵恩派的教会越来越多,其中国语或台语教会都有,也因此才有这波反对婚姻平权的论战中,国、台语教会连通一气的印象。“不过像有些国语教会,例如卫理公会等,就没有被灵恩派吸引。”乔瑟芬解释。

除了灵恩派模式,许多大型教会也开始学习企业化经营的方式管理教会,并且融入“成功神学”的概念以吸引信徒。例如着有《活出美好》的美国牧师约尔・欧斯汀(Joel Osteen)就是代表人物。

这也显示“教会成长”从过去作为宣教的手段,如今已转变为教会的目标。现在在灵恩派教会,除了欢腾活泼的敬拜赞美仪式,也会不时宣导“上帝会祝福相信祂的人,只要努力就能得到成功人生等理念。跟直销其实有点相似。”乔瑟芬解释,即便这样的内容神学根基相对薄弱,但依靠信心与催眠的模式,并且号称“你今天奉献多少钱,上帝会加几倍赐予你”的教会仍旧吸引许多信徒。且站在台上的牧师,正是受到上帝赐予最多福份的人,这样的话术增强了信徒对于牧师顺服的意愿,间接也巩固了教会的动员系统。

基督徒该将自己信仰价值强加他人之上?

回到婚姻平权争议上,由于台湾多数教会属于保守教派,九成以上反对同志,传统上以信仰圣经文字为主,缺乏神学研究的传统。“不批判经文又不进行神学研究,结果就是他们常常会无意识地出现选择性的正义。觉得自己要担负身为基督徒的责任,但什么议题都不关心,只关心家庭。”陈文珊说道。

另一方面台湾教会发展至此多少都掺合了灵恩派的特质,“灵恩派的人更容易相信教会说的同志带来的危机,因为他们强调‘属灵’,同志背后是有‘恶’的灵在操作。所以对他们来说,这是一场‘属灵争战’。”叶先秦解释。

两种特质相互加乘,将同志视为破坏家庭价值的元凶,且要主动迎击,因此在婚姻平权议题上迸发出保卫“一夫一妻、异性恋家庭”的大军。

可惜的是2004年虽然长老教会曾经针对同性议题做出一份《同性恋议题研究方案报告书》,从医学、神学与社会面向进行讨论;那是教会内自发性地直面同志议题的时刻,但这份研究报告终究没能在教会中引发更多积极的讨论。反而到了2014年,长老教会总会在年会上以临时动议通过一份牧函,内容坚持婚姻应是“一男一女”的结合,并称“存在于同性性倾向的认同且欲求而发生的同性性行为”,是《圣经》所反对的。长老教会总会这样的立场,引来了同属长老宗(presbyterian),但公开支持同性婚姻的“同光同志长老教会”以声明严词反击;退休的长老教会陈南州牧师日前也出席了立法院的公听会,主张基督教应该支持同志争取婚姻平权。

由教会主导的这一波反对婚姻平权的浪潮,多少会让新一代教会内的年轻人重新思考基督教教义与同志,或者与当今社会之间,究竟要缔结何种样态的关系。“我相信这些年轻人起来后,能够为教会带来不一样的声音。”即便当前的对立已是剑拔弩张,但蔡彦仁还是认为冲突底下隐含转机。

只是在教会内变质前,教义与同志权益的冲突已上演。“可悲的是,过去圣经的教诲是基督徒应该做好自己,让别人因看见你的好而愿意信上帝;如今的基督徒却是拿着自己的信仰去砸别人,要别人相信。”11月17日,当反对婚姻平权的团体包围立法院,抗议《民法》修正案的审查时,陈思豪独自一人手举“基督徒,莫将自己信仰价值强加他人之上”的标语站在人群中。但举牌行动后,陈思豪也面临不少教会内的压力。

跨越千禧年后,当信仰面临与平等、权益对冲之际,基督徒该如何“使我能爱我主所爱,行主所要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