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微信公号:邹思聪(ID:journalism_note)

今天推送一篇旧文,杨奎松先生这本著作也是我认为的2016年的十大好书之一,发表于2016年5月《经济观察报·书评》,发表时有删节。

《“边缘人”纪事——几个“问题”小人物的悲剧故事》是一部令人心惊胆战的书。也许从来没有一本学术著作,对于那些超过半个世纪前的小人物故事,如此细致研究,如此击打人心。

本书里,宏大历史成为背景,个人命运成为主体,书中的主人公与你我并无二致,却命若野草,永无宁日。八位“问题”小人物,在1949年以前,他们各自有自己的人生经历,有欢喜与忧愁,有坚持与犯错……但中共建政之后,一整套新的社会运作体制、社会规则、国家-社会关系拔地而起,所有人进入瓮中,成为新建制的“玩家”。

这整套建制化操作,也因此成为了一套系统制造“新人”、淘汰“边缘人”的“通关游戏”。

杨奎松研究视野的转向

 
刚刚看到杨奎松的新书标题时,我有些吃惊。

这位一直研究国民党与CCP之争、苏联与CCP之争、CCP革命何以能够成功的历史学家,为何突然开始关注那些在漫长历史长河中,不足挂齿的“小人物”了?

诚然,杨奎松先生的上一本著作《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就已经从宏大的历史叙事转向了个体的历史研究,但这本书的研究对象仍然是三位赫赫有名的知识分子:张东荪、王芸生、潘光旦。

这些人在1949年前都是痛骂国民党的铮铮铁骨,为何会在新政权下,不断失守,不断自我检讨呢?他们多出于书生责任,对国家的“忍不住的关怀”,为何会走向自我毁灭之路?

上一本书的研究方向,虽已转向个体,但杨奎松对准的,仍然是那些被历史所铭记的人物——而其最新著作,杨奎松研究的是地地道道的“小人物”,他在浩繁史料中,寻觅到这些人的档案,给每个人的籍贯和所在城市都进行加密,以字母A-Z代替,每个人的姓名也未必真实,因为“保护当事人隐私的角度,书中做了技术处理”。

人物姓名并不真实,并不妨碍每一个人经历的真实——在全书八个故事讲完之后,杨奎松列出了多达50页的“问题人物档案”,问题性质从特务、汉奸到反动骨干,处理结果从开除、判刑、劳动改造到死刑,下落从劳改、外逃、管制到死亡……细节纷呈,光看这些无姓之人的罪名与下场,都足以令当代人瞠目结舌,难以想象。

此前,杨奎松的《革命》系列,从CCP如何崛起、苏联如何看待国民党与CCP,到毛与苏联的关系、国民党如何看待CCP……这一系列著作,可以说在国内近现代史学研究界正本清源,条分缕析,足以摆脱“革命史观”,既理解历史的细节,也理解了宏观的历史脉络(如CCP何以打败国民党等),让严肃读者受益匪浅。

而这终归仍在上层政治,关注者更多的集中在高校教授、研究专家、知识分子,最不济也是“地命海心”的读书人——一直以来,杨奎松先生的著作,从来不是“读者友善”的好读之书。除主题严肃沉重以外,其著作也不以文笔见长。并且这类历史著作,需要读者有相当的近代史党史积累,才能品味其中的大义微言和言外之意。

而这本书的转向下层、底层和小人物,令人惊讶的是,竟然激发了杨奎松最好的文笔,全书流畅自然,不亚于时下最好的非虚构作家——

大量的第一手档案,梳理了许多“无姓之人”的人生经历。其阅读体验,很容易让普通读者将自己代入其中,因为其中的人与自己如此相似、无论是性格爱好,还是人生选择,那些复杂而不纯粹的人生选择,恰恰是每个人的最真实处境。

也因此,研究转向的杨奎松,写出了可能是他最好读、最击打人心的一本著作。

无法成为“新人”,就成为“边缘人”

 
在汉语词汇里,人民与公民从来都不同,公民是法律概念,人民则是政治概念。

而只有socialism“新人”,才有资格成为人民,成为人民民主专政到无产阶级专政中的“专政者”。其余不合格者则是“被专政者”,因而需要接受这场“通关游戏”的一系列考验,你有可能重回人民,也可能彻底沦为“边缘人”。

而书中详细研究的八个人,他们都出生于1949年以前,并且在国民党统治、日军侵华时期,都已经经历或者度过了青年岁月,在“旧社会”完成了基础教育、技术培训、社会工作,职业磨练等,已经积累了大量人生阅历——他们并非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也从来不是Communist革命的积极分子,因此他们的人生,必定充满了与新世界格格不入的“原罪”。

“边缘人”是什么?杨奎松在前言中解释,“因难以适应地位或环境改变,而滑落到群体边缘,无法融入社会主流的人。”

而杨奎松笔下的人物,他们滑落为边缘人的原因各异:有的出身贫农,本是新政权下根红苗正的人民,但“自甘堕落”,与多名男性“维持不正当关系”,从而成为“流氓”;有的出身地主富农,用整个后半生去改造思想,“重归人民”;有的出身教员知识分子,因为同情农民,而被认为反对党的领导,并且“一个地主出身的人,怎么可能同情农民呢?”;有的掌握过硬的专业技术,但因为恐惧而“隐瞒历史”,又因为极度恐惧而“暴露历史”,后半生则陷入梦魇;有的本是前途光明的青年团支书,但因为和学生恋爱、喜欢旅游和跳舞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逐渐堕落”;有的则对党和国家“刻骨仇恨”,成为“现行反革命”……

总之,这“八恶人”,他们出身各异、性格不同,无论其出身是否符合“新社会”标准,无论在“旧社会”如何成长,都慢慢地成为了杨奎松所说的“边缘人”,一辈子生活在歧视、压力、不公正待遇、遭遇审查处分、劳动改造之中,乃至于付出失去生命的代价。到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被平反时,人生最黄金的时光已经一去不返。

在一种经典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叙事版本中,对于这些“旧人”的改造审判,无论他们成为新人,还是处以极刑,都是“正确而必要”的,只是某些时候有些偏“左”,不小心“扩大化”了——他们的整体命运,总是被一笔带过,避而不谈。

在另一种国外著作的叙事版本中,对于这些“旧人”的改造,被归纳为数个步骤,遭遇到精神压力、自我否定……《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六亿中国人》(罗伯特·布莱恩)、《中国近代史》(徐中约)都对于党的政治运动有过高度概括的归纳叙述。

如徐中约名著《中国近代史》第二十六章记录过的“社会主义新人”,其中写道,CCP统治的新社会,鼓励培养新的作风,造就社会主义新人,“要求人民不仅要关心他们自己的事情,而且要相互督促思想和行动,参加‘学习班’和‘批斗会’。”

与培养新作风连接在一起的是,CCP发明了一套极具摧毁力、但又很微妙的思想灌输手段。徐中约将其称之为“一种以巴普洛夫理论为依据的心里压制过程”——即“环境控制可以改变人的意志,重塑个人的性格”。

徐中约笔下,参与者会“在一个偏僻的受管制营地”,“与外界完全隔绝,被剥夺了一切安全感”,“受训者一到营地,就强烈地感受到,逃避是不可能的”。这些会议“强调个人的无足轻重,组织的无所不能”。在这样的环境下,受训者十之八九会遭遇精神危机,于是这样的思想斗争后,参与者会得出结论,抛弃情感,“全心全意的接受组织和组织代表的一切。”

少年时代,这些段落给我极深印象,我屡次想起我那饱经磨难的启蒙导师。凭借徐中约的总结,我足以想象这种令人难堪慌乱的场景,那屡屡令我窒息。但不得不说,徐中约的叙述仍然是高度概括式的。他写作这一章节时,引用的是Edward Hunter在1951年发表的著作《Brainwashing in Red China》,并未具体展开,那些独立个体,如何遭遇具体的精神危机。

而《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也归纳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在组织内分小组讨论,让所有成员学习和讨论指定的讲话和文章。每个成员都必须发表意见,而没有沉默不语的自由。

第二个阶段,每个人原来的思想和态度都要受到更先进的Party member长时间的批评。通常的做法从延安已经开始,众人一起,无休止的重复一个人的错误,随着气氛越来越紧张,被改造的对象随即产生深刻的情绪危机,直到自己也开始怀疑和承认自己的落后,最终向Party的价值观念臣服,缴械投降。

第三个阶段属于认罪后的“赎罪”,被改造的个人要交一篇小组长认可的自我批评。一次自我批评是远远不够的。在一次次的更加严重的自我批评中,落后的知识分子们会明白,光是消极地背诵Communism的训诫和官方路线还远远不够,还积极地需要举出关于自己的令人信服的证据,把自己的种种劣迹一一举出,证明自己过去思想和行为的一无是处——然后成为一个新人。

像《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外国著作,都有着类似的特点,多半关注上层而非下层,关注宏观而非微观,关注抽象归纳而非细节呈现,关注高级官员、知识分子而非普通人。

而在《边缘人纪事》中,杨奎松打破了这一特点。他利用了第一手材料,用一个个细节,讲述了那些被改造的人的大半生。

无人幸免的通关游戏

 
CCP建国后,一套建制化操作已经完成,群众运动是中共最擅长的,而“群众运动的实质,就是运动群众”。组织控制一切,人人接受考验。如上所述,这是一场逃不过的通关游戏。杨奎松把国外学者归纳的那些抽象步骤,一个个细化了。

这些 “问题”小人物,进入新中国之后,会陆续经历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反右、新三反、社教、四清等等,接二连三,漫无止境的政治运动。

在书中,那位成功改造成新人的廖学昌,他在1952年三反运动中侥幸过关。但到1955年,他就一次又一次遭到批斗和询问。他幸运地躲过了反右,却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后,成为“(地富反坏)四类分子”,从而遭到管制,随后就因为其“历史污点”,一直没能逃脱各种运动——他的所谓历史污点,就是在国民党时期,做过警队教官,因此是“反动党团骨干分子”。

廖学昌也是全书中,唯一改造成新人的四类分子,但却因为过度无私工作,而横遭意外死去。在组织给他下的结论书中,虽然他“死前还是我们的敌人”,但终于,他在1978年,CR结束两年后被摘掉了帽子。

廖学昌虽然身死,但他好像真的成为“新人”了,他认同对他所有的批判,并且成为一个完全无私的人。然而更多的,却是在精神重压下的“自暴自弃”:前程似锦的李乐生,他入团进厂,担任团干部,历经镇反、肃反、平安过关,但是在新时代里,他始终隐瞒了一件重要的“丑事”。

反右运动前,他贴了新任书记的大字报,因而站错了队。所以反右这一关,他没有通过。于是,他是男同性恋、与多名男性保持不正常关系的“丑事”终于被群众举报曝光。而后,他将其“流氓”的历史一五一十全部交代,但劳动改造并不能改变他的自然性向——他依然“屡教不改”,和男工人继续发生性关系——因此,全场大会再一次批判他,而逮捕李乐生的结论写道:

“李乐生屡教不改,罪大恶极,思想反动,品质败坏,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了狠狠打击‘四人帮’和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呈请公安机关逮捕法办。”

通过结论书可以看到,这时候,“黑暗”的“四人帮”早已被打倒。遗憾的是,制造“四人帮”的体制,远远没有结束。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那位堕落的团支书迟尉荣,他就像我身边的每一个年轻人。观看他的一生,他充满才华,富有上进心,喜欢照相、舞蹈、也热爱旅游,觉得“人生不在世上这走走,那儿玩玩,死了多冤啊。”

所以他经常帮学生买电影票,和学生讲香港电影,放学后带几个学生去舞场跳舞,还通过和其他市医学院联系,以带学生学习的理由,实际上带学生去其他市玩,“让同学们非常开心,白天游山观水,晚上跳舞。”

他和学生年纪相仿,于是和一位女同学有了恋情。但由于外出旅游和想换工作都需要钱,在那样的体制下,他没法通过其他渠道赚钱,于是一次意外,贪污留用了五十元和一百斤粮票。

放到今天,他是一位标准的富有魅力的文艺青年,靠自己的才华完全可以赚钱,不必去不得已的贪污,也可以享受旅行的自由,而不用以各种名义偷偷去玩——但在那时候,他在“三反”运动中,因为贪污,而被处分。但贪污不是他的主要罪名,在被批判后,他变本加厉的反体制,甚至“出走香港”,以及批判组织的管控。

于是,他罪大恶极之处在于“反动言行”——散播资本主义国家生活方式;散布对现实不满的言论;散布右派分子言论……于是,一个富有才华的青年,从此万劫不复了。

而另外一个叫做尚昊文的年轻教师,他拥护CCP,忧国忧民,关怀农民的主体地位,认为CCP把联合政府变为了空话,他在日记中为农民伸冤,而遭到审查、批判和自我检讨。

在检讨中,他剖析自己,“看到农民生活苦就同情,自己总自问为什么苦呢?并错误的认为农民一年辛勤劳苦得来的果实,应当自由支配,结果没有自由支配,被国家套过去了,当成了资本,因而也就错误的以为,我们革命是不是抛弃了农民,开始对这个问题产生了怀疑。”

他进而最终认识到,自己“长期受资产阶级的教育,被灌输了一套资产阶级的唯心论,因而在观点上、行动上有了可能造成错误的基础,有了可能走上反动道路的条件。”

他甚至想过自己既不满于旧社会,又不满于新社会,所以想归隐山林,写一本农民革命失败及胜利的书,“单纯的找个地方搞学术工作,设个小图书馆,与外界彻底隔绝”。但在组织控制一切之际,这份构想,自然永远不能实现了。有多少知识分子都是如此,从延安时期的王实味,到这一位同情农民的尚昊文。

历史学家默尔.戈德曼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就此评价,“这种开始于延安,而周期性地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运动,其目的是想发展成人类行为史上,最雄心勃勃的一次实验。”

但很遗憾,《“边缘人”纪事》中,八个“问题”人物,尽管“问题”各异,但在这场雄心勃勃的实验中,无人幸存。

历史学家的根本关怀

 
我一直以为,一个人在后来经过系统训练获得的一切知识,都无法改变年轻时代被命运无意打上的底色。而写作《“边缘人”纪事》的杨奎松,可以说是研究方向的转变,也可以说是少年时代的回归。

在本书代序中,杨奎松用细腻的笔触追忆了自己青年时代的入狱经历。

杨奎松参加过1976年的天安门四五运动,随后被投入监狱。那时他是一个23岁的青年。在监狱,他遇到了一个老犯人。老犯人出身书香门第,父母受过高等教育,他自己从小学琴,会识五线谱,看了许多闲书——但一次偶然的偷窃,却被父母嫌弃,走上不归之路,成为“四类分子”被送往农村劳动管制。

这位老犯人生不如死,决定出逃,却不料城市里的革命群众阶级斗争更尖锐,他被重新投入监狱,接二连三遭到批斗,又被吊在房梁上殴打。一次偶然的经历,这位老犯人不知从何处听到敌台广播,因此自封为“燕北支队参谋长”,给香港寄去一封信,却自然落到了公安机关手里,而成为“现行反革命”——很快,他就“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被处决了。

许多年后,杨奎松仍在疑惑,“和这个‘反革命分子’相处几个月的直觉告诉我,他在本质上并不是坏人。至少,他和那些造成严重破坏、思想极端对抗的所谓‘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有很大的不同。”

但疑惑远不止此,他的继续追问是,“为什么当时要制定什么‘四类分子’的政策,而将有过这种那种犯罪经历着住处城市,送去农村管制劳动,从而造成被管制者的悲惨命运呢?”

“为什么新中国建立几十年,始终没有严格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标准,动辄要靠脱离法律程序的所谓‘严打’来惩治犯罪?”

“为什么不区分意图与行动、已遂与未遂,仅凭思想言论即可入罪,仅凭意图不管有无造成严重后果,即可判处无期或死刑?”

而最后的根本疑问则是,“为什么在那个特殊年代里,我们的社会会以那样一种轻视人的生命、人的权利和人的尊严的方式运行呢?为什么我们当年一定要根据人们对特定的阶级、政党、民主、国家等态度的不同,把人简单地化成三六九等,并决定人的贵贱生死呢?”

因此,作为历史学家的杨奎松,从宏观历史转向微观个体,其核心仍然是人,是“人生而平等”,是“懂得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权利和尊严。”

他引用费希特的话,“我们的一切研究都必须以达到人类的最高目标,即达到人类的改善为归宿。”

这是历史学家最大的关怀,无关广博的学识,只关乎人的处境与尊严。而这一本书,不仅是一本历史的细节之书,更是一本人的尊严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