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26日，因立法会主席梁君彦禁止未完成宣誓的议员入场，泛民议员抗议并护送梁颂恒、游蕙祯二人入会议厅。 摄：吴炜豪/ 端传媒

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在他的一本名著中，以“极端的年代”这个书名来形容1914至1991年，也就是他所谓的“短促的二十世纪”。刚刚过去的2016年，感觉上却相当漫长，一点也不短促，因为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多。但毫无疑问，对香港来说，这是“极端的一年”。

先不说政治，我们就看看天气。2016年1月尾，寒流袭港，天文台录得自1957年以来最低的3.1度低温，一些地区有降落冰粒报告。但在年底，连续几天气温竟然徘徊在近25至26度左右，冬天好像没有来过。

再看经济，1月初中国和香港股市一同暴泻，至月底恒生指数甚至跌破19000点的低位，但是一些人所期待的“支爆”（中国崩溃）并没有出现，年底前，楼价甚至屡创新高……

不过，香港这一年来所经历的那种大起大伏的“极端体验”，不在天气，不在经济，而是香港的政治局势。焦点有几个：

第一，中共赤裸无视法治震撼香港。

 
1月初，香港铜锣湾书店股东及员工失踪事件爆发，先前主动向传媒揭发员工“被失纵”的股东李波本人也失踪。在稍后拍摄的录像片段中，更自称“采用自己方式”返回大陆“配合有关方面的调查”，并在3月中回港向警方销案。但6月中另一涉案人林荣基却拒绝跟从安排返回大陆，并向传媒高调揭发被掳经历。事件震撼全城，充分显示出中共谎言治理体制的无比荒诞，也暴露港府与警方完全无力维护香港人的人身安全，“两制”如建于浮沙之上。香港人前所未有地感到极端心寒。

第二，立法会选举成为反港独斗争战场。

 
9月立法会选举，各派公平辩论，争取选民支持。但梁振英政府却指使选举事务处行使政治审查权力，取消多名参选人的参选资格，理由是他们有港独立场，不会遵守《基本法》关于香港主权谁属的条文。于是，整场选举的焦点主题便被聚焦在港独与否的立场上，其他本土派的选情也因而改变。选前对港独立场有点飘忽的“青年新政”，在选后却陷入宣誓风波的泥沼。人大也得以“大条道理”释法，取消两人资格。社会上亦因而被鼓动出一股“反港独”浪潮，为威权管治介入香港建立进一步的声势支持。

香港本土主义情绪在雨伞占领后虽然扩大，但“港独运动”显然基础不足。经选举期间一捧一杀“港独运动”后，“反港独”成为鸡毛令箭。运动旗手周融最近竟获中共领导人张德江接见，可见以“反港独运动”来反制民主运动，必定是下一步香港政治的新常态。中共是靠搞群众运动起家的，“放手发动群众”口号听来有点“极端”，但将“极端”习以为常化，恐怕2016年会是这趋势的一个起点。

第三，人大释法僭建法律考验司法独立。

 
宣誓风波中，梁振英政府出头司法覆核青年新政两名议员资格，不单挑战立法会新任主席梁君彦当日给梁游重新宣誓机会的决定，为人大释法铺路；而人大更在法院开始审理但还未判决之前，自行释法，变相僭建关于选举的法例，并且介入法官判案程序，明显在干预香港司法独立。这连串动作视司法独立如无物，也是以行政凌驾立法。如此“极端”行为，配合不断否定《基本法》乃建基于“三权分立”之上的言论，导致法律界又一次黑衣游行，但亦难以抵挡特区向威权管治再迈一大步。

第四，官商乡黑被揭，选举为暴力威吓笼罩。

 
立法会选举投票率创历史新高，雨伞运动以来积累的反建制情绪通过投票集中显示不满。选前不被看好的资深社运人朱凯廸以黑马姿态参选，专攻新界乡郊及环保、土地政治等冷门议题。竞选期间，同区自由党候选人周永勤爆出被恐吓及劝退而中止竞选，并有指事涉西环干预，证实了朱凯迪所点出的官商乡黑勾结情况实在严重。随后朱凯廸亦接到暴力威胁，影响家人安全，需要求警方保护。结果朱凯廸爆冷以八万多票当选。横州土地发展计划的重重黑幕随即被广泛揭露，令梁振英政府方寸大乱。暴力威胁笼罩选举，实非香港常态的“极端”事例，说明香港崩坏情况开始失控。

第五，勇武抗争派的气势盛极而衰。

 
1月初，香港大学为了委任李国章出任校委会主席，出现罢课和围堵大楼事件，农历大年初一更发生“鱼蛋骚动”（旺角骚乱）。自2014年雨伞占领结束以来，积累了好一段时间的“勇武”对抗冲动，终于在街头爆发。当时不少人以为香港政治运动果然突破了“和理非非”的旧范式，“革命”的缺口已经打开。

可是，料想不到的是，被号为“鱼蛋革命”的一夜骚动，只是一场选举运动的序幕。一年下来，由新界东区补选，到立法会换届，持勇武论者都纷纷参与。虽然勇武旗帜有时仍被挪用为派别的标志，以助选情，但街头抗争、大型群众运动消失，就算是“和理非”派的示威抗议参与人数都大幅下降。直到年底，勇武派人物不少更宣称退出社运。勇武之风，戛然中止。这是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第六，鹰派予取予携下梁振英却放弃连任。

 
当然，政坛上构成这“极端的一年”最为令人诧异的事，不能不算上梁振英的突然宣布不再寻求连任，步上当年董建华脚痛下台的同一命运。这一年梁振英操作港独议题，为自己鹰派作风的管治树立了多项“战绩”，但同时亦把香港社会严重撕裂，裂痕深入建制派内部。

特首换届选举临近，泛民与建制派内部竟然在 ABC（Anyone But CY）的立场上形成非正式的共识。而香港一些被认为具有“习派”背景的传媒，开始不断批判梁振英及中联办，并把矛头指向中央内部，信誓旦旦中央准备改变对港的强硬方针。这些“习媒”一早传出梁振英不会连任的消息，结果“获得证实”，使 ABC 提早实现。这一股所谓“和风”实在未知虚实，使2016年末的香港政坛扑朔迷离。

香港政治文化的深刻转变

 
如果我们可以将2016年的政局变迁，都看成是检测2014年雨伞占领运动影响的指标的话，那么可以肯定说的是：雨伞运动所激发的改革力量，已经从街头行动转化到体制内部。不单原来在体制内有点特权的中产专业（有权选选委的一群）积极汇聚力量，以选票表达改革意欲，甚至在街头抗争中，以最勇武姿态出现的一群，也一手讲革命，一手准备参选，将所累积的支持化作选举运动的力量。

拥有体制位置（也即部分特权）的，不会再像从前一样，以犬儒态度面对社会政治的崩坏，由得建制势力无限制伸延。所以小如艺发局选举，大如选委会选举、立法会选举，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过去对政治爱理不理的香港人，如何珍惜手中的选票，在有限的范围内，找寻革新的力量，给予一票的支持。

再者，这些重新政治化起来的（大部分是）中产阶级，也不再纠缠于过去的原则主义辩论，以为参加了小圈子选举就是认同了小圈子选举，而是希望在能力范围之内，尽量去改变一些建制势力倾斜情况。而相反地，无论是一些浮夸无物的革命空谈，还是一些带形式主义味道的抗议行为，都日渐变得过时。例如以“揭露体制荒谬为目的”的“白票主义”，在最近的选委会选举中就不被接纳。

我们大抵可以看见，香港人对香港体制是如何荒谬，可能已经毋须多作宣传和批判，关键仍是如何在大的反抗未有条件之时，如何让自己感到是为反抗做到一些比较感觉实在一点的事。

笔者认为，从这些迹象看来，香港政治文化正在发生的深刻转变，已经开始无法用雨伞运动当日的语言来解释。或者，当启蒙过后，启蒙已经成为负累。倒是当一切都以荒谬的极端，或者极端的荒谬呈现，选择就只余下与犬儒同流还是向犬儒说不。这可能是一种对犬儒主义的大报复，也可能是微小的政治化，也是革命的微小化。

如果说2016年是检视雨伞运动成效的一个最好时刻，那其实2016也会是一个从雨伞运动重新出发的时候。香港长期以来困局仍然，体制的先天和内在缺陷，令其无法吸纳反体制力量，但反体制力量也没有能力完全以体制之外的力量和空间来完成反体制的任务。于是，在这个“让自己感到是为反抗做到一些比较感觉实在一点的事”的时代，如果不想仅仅成为一种“自我感觉良好主义”，未来仍有谈谈“战略”的需要。纵然未必有时间表，但仍应有路线图。而值得谈的“战略”自然不是如高屋建瓴的“建国方略”，也不是葛兰西所谓的“运动之战”，而是如何打好未来一段日子的“位置之战”。

（安徒，香港著名文化研究学者、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