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丰:总有一种力量 让走出冤狱的陈满受骗上当

陈满蒙冤坐牢23年,获得国家赔偿275万。2月24日他去见律师王万琼的时候,说自己参与了一项投资,马上就要去学习,投100万,一年会有900万的回报。投资,学习,900%的回报率,看起来陈满肯定陷入了传销。他告诉律师,“很把稳,你放心”,却把律师吓得够呛。

陈满的遭遇惊动四川多家媒体,但是经过一天忙乎,记者们也没弄清楚他到底投资了哪家公司。他开始学会提防,拒绝媒体的采访,但是最该提防的传销,却获得了他的信任。律师和媒体只有转而动员陈满的家人,但是哥哥、侄子这些根本说不上话,老母亲也难以劝阻他。

陈满的遭遇让人想起赵作海,赵作海出狱后获得的65万国家赔偿,已经被各种人搜刮光了,如今,他在当地法院当抄表工,某种程度上算是被法院保护起来了。老实巴交的赵作海出狱后,最初的打算很符合当地农民的想法,帮儿子建房娶媳妇,但是65万“巨款”让他有些膨胀,更重要的是那些闻讯而动的人,最终把他的钱榨光了。没有了钱,儿子与他反目为仇,天上掉下来的爱情又飞走了。

赵作海遭遇的是人性的阴暗面,和他相比,陈满似乎更幸运。家人和亲戚早早做出保证,不过问他那巨额存款,而是帮他尽快融入社会。他看起来比赵作海时尚、帅气,也更聪明。拿到赔款后,他为家人买了一辆车,此后就淡出了媒体的视野,谁曾想到,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就陷入了传销的陷阱。

他的自信满满,他为了融入社会而参加的培训,看起来都非常可疑。他着急回归“正常社会”,却被这社会中最险恶的力量所捕获。如果没有律师发现,他用23年光阴换来的国家赔偿,可能会全部落入传销团伙。社会张开了血盆大口,等待吞噬这样的无辜者。包括那些所谓的培训在内,可能都是社会骗局的一部分。

赵作海的策略是农民式的保守,而陈满则体现了城市人积极的一面。但是对他们来说,不管老实生活,还是努力学习跟上时代,最后的结局都很暗淡。坐牢十几二十年,再获得自由的时候,基本上就相当于从古代穿越而来。过去的20年,变化何其巨大。陈满入狱的时候,传呼机都还没流行开来,等他出来,智能手机却已经普及。他花了几个月时间都没学会使用智能手机,去KTV唱歌,很难找到一首自己熟悉的旋律。很多词语,他听都没听说过,有的话,甚至听不懂。

如果在一夜间拥有一笔巨额财富,而他的思维、心智不能跟上的话,这些财富最终会离他而去。他们会注定遇到骗子,要知道,骗子其实是这个社会“最敬业”的人,总能与时俱进。陈满遭到了骗子的“定点服务”,清华大学一位老教授刚卖了房,就遭遇了电信诈骗。不管是对技术的掌握还是思维的革新上,骗子都走在了时代前列,与时代同行的普通人尚且难以招架,更何况从“古代”穿越而来的陈满?

在陈满、赵作海和骗子中间,有一条信息社会造成的鸿沟。这条鸿沟甚至会产生某种吸引力,把骗子吸引过来,因此他们的被骗,几乎是命中注定的,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不是传销就是爱情(家人反复提醒他,有的女人就是为了钱)。他一直想努力适应社会,但是社会本身不但是复杂的,对他来说甚至是封闭的,只留有一个险恶的出口,让他钻进来。20年来,中国社会丛林法则本质上并没有改变,甚至在升级换代后变得更为残酷。

像牟其中那样的聪明人,很明白这层道理。他在狱中坚持看《人民日报》,报纸上一个挨一个的的“日子”,组成一个序列,这让牟其中的思维也保持了延展的能力。所以,牟其中出狱后说的话,在我们看来非常“正常”,他甚至能大谈互联网经济。当然,这种侃侃而谈,也可能只是表象。据说,有的监狱里会组织犯人看电视,让他们“学习政策”,但是通常只有一两个节目。这种信息的接受,其实仍然是封闭的、单向的。

曼德拉坐牢长达27年,不但可以锻炼身体、阅读,甚至写作,他能定期会见客人,甚至和自己的战友聊天,通过这种交流,让他始终与外面的生活保持同步,所以,在他重获自由后甚至能当选为总统,对他来说,坐牢这种经历反而是一种锻炼。但是,对有些地方来说,监狱意味着一种隔绝。坐牢,或者失去自由,并不仅仅是关起来这么简单。你被剥夺的,某种程度上是“人的本质”。你的语言,思维,你和世界的关系,在那个时候就停滞了。所谓“融入正常社会”,其实就是恢复自己作为人的本质,让自己的语言复活,能够与世界对话。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阅读的重要性。对正常人也一样,如果你不阅读,不看电视,不接触信息,那和坐监狱没太大区别。何洁居士在《何洁往事》中曾经写过一个故事,她帮助尼姑庵的尼姑们,买了一台电视回去,大家都喜欢看。在此之前,尼姑有时到成都办事,往往会被骗。有了电视,她们就好多了,哪怕她们看的只是一些电视剧,也从中捕捉到了时代信息,她们可以不过世俗生活,但却要知道世俗的人是怎样生活的。

当然,在信息社会,人会被各种信息包围,如果你保持内心的开放,哪怕你并不是一个爱看书的人,也能获得各种信息。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保持内心的开放,我的祖母在80岁时才看到电视,第一次看电视的时候,她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刚才那个穿红衣服人哪儿去了?”她无法真正区分现实世界与电视中的世界,在那个时候,她的内心其实就完全封闭了,不可能接受任何新的东西。

在一个法制健全的社会,这并没什么。你可以不适用电脑和手机,没人会盯上你,但是在中国,如果你与周围的环境显得格格不入,那就很容易被环境中的恶所捕获。

我们这个社会,似乎有一种特别的能力,能够辨识出那些“局外人”,我读大学的时候,第一次回到老家,因为还没有把普通话变成家乡话,就被骗了一次。后来每次回去,我都果断切换为故乡模式,甚至说话声音比平常都还要大,再也没有碰到过骗子。

武汉火车站的砍头案也是一样。在小店里吃面的如果不是四川口音、双眼迷乱的小伙子,而是当地搞批发的大姐,面店的老板就会对她客气一些,即使他是像媒体报道的“涨价1元”,他也会向大姐明说。那位有着“二级精神残疾”的嫌犯,智力还不及常人,他在故乡还勉强能够适应环境,在人来人往的武汉火车站,他就像住在监狱里一样,无法理解外面的世界,无法解读外面的信息,也无法理解自己的处境。

【注】本文原标题《有一种力量,注定会让陈满成为第二个赵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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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朋友圈在刷屏、陈满的最新消息:这个冤案受害者疑似被“维卡币”骗走百万元。“维卡币”是一个类似传销的骗局,再披上网络交易和虚拟货币等外衣后,坐了24年牢的陈满很难有辨别力。

在“投资”过程中,并不是没人劝陈满。即使发现线上“资产”无法取现之后,陈满仍不承认自己已上当。我不太同意去指责跟拍全程的摄影师,陈满一旦被花言巧语的上线瞒住,别说摄影师,就是他的家人也拦不住他。

陈满的遭遇,让我想起了赵作海。在2010年出狱后,赵作海先后加入传销和投资担保骗局,还搞过某保健品的“直销”。不到5年,他获得的60多万元国家赔偿已所剩无几。最后,还是商丘市中院接河南高院指示,给他提供了一套旧房,和一份抄电表的工作,为他的生计兜底。

从赵作海到陈满,冤案受害者又沦为骗局受害者,在我看来并不偶然。古语道“悖入悖出”,无论赵作海的60多万元国家赔偿,还是陈满的275万元,都并非来自正常的财富积累——赵作海称之为“挨打钱”。这两笔“挨打钱”远超赵陈所在圈层的平均财富,也没有专业人士和机构帮助其打理,守财之难,并不亚于幼儿园小朋友拎着等额的现金招摇过市。

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多年牢狱生涯,让他们与现实严重脱节。赵作海至今跟人聊天,仍直不起腰。在采访中,他也更习惯于讯问式的对答。监狱内高强度无死角的监控管理,等级森严又单调的人际交流,无疑会严重损害重刑犯们的社会功能。近年来,各地监狱都开始重视刑满释放人员融入社会的难题,但一个月至三个月的出狱培训,并不足以在思维和行为方式上脱下他们的囚服。

我曾到河南省第三监狱采访,该监狱主要关押重刑犯。管教告诉我,有不少中老年服刑人员在刑满后,对社会有严重的畏难恐惧情绪,甚至还有老年服刑人员出狱后不久还联系监狱,想“再进来”,“像孩子似的”。

因此,多年服刑人员重新回到社会上,会比普通人员好骗得多。赵作海和陈满又持有大额的国家赔偿,支付能力很可观,被各种骗局辗转寻上门来,自是必然。另一著名冤狱受害者佘祥林告诉过我,他出狱之后,也有不少人试图找他“一起做生意”,都被他回绝。很快,他便离群索居,以逃离他不愿意见到的各色人等。

在出狱者重新社会化的过程中,按理说应该获得亲友们的帮助。然而很可悲,大额的国家赔偿会成为他们获助的障碍。陈满“投资”维卡币的经过显示,他并没有让家人代管或监督国家赔偿金的使用。陈满大哥陈亿则表示,那275万元都由陈满保管,家人经常提醒他防骗,他则一直让家人“放心”。

赵作海的遭遇更有典型性。在获得60多万元赔偿金之后,赵作海几乎与所有亲戚都断亲。“他们都找我借钱,不借就得罪他们。”赵作海认为,找他借钱的人,没人打算还。这让他很快在村里待不下去了。本家叔叔盖房子办酒,他送了一只鸡,对方马上给鸡称了斤两,以声讨赵作海的抠门。

或许,赵作海多虑了?还真没有。即使赵作海的大儿子,在知道他的银行账户密码后,没有打一声招呼,就取走14万元。事后,赵作海发现钱不对数,还一度打算报案。他去银行查账那天,我恰好跟随采访。那天下午他的脸色,是我见过他最差的一次。

同是冤案受害者,佘祥林选择定居宜昌,远离老家京山县,就少了很多是非。刚出狱时,他是在女儿的帮扶下重新认识了社会。而他的女儿既比较聪明,还非常努力。

再看张氏叔侄,在入狱前的十几年前,开大货车月收入高时,可超过两万元,眼界和谋生经验自然不是赵作海和陈满可比。张氏家族在当地家大业大,不会有人觊觎他俩那点“挨打钱”。叔侄中的叔叔张高平曾骄傲地说,他不会去做保安打零工,那会给家族丢脸。

所以,看似大家都是冤狱平反者出狱,起点平等,其实不然。张氏叔侄一人买一辆宝马,可能更有利于他们接续旧有的社交圈层。陈满非要跟着学,就有点不着调了。陈满的律师王万琼告诉我,陈满出狱后非常节俭,有公交的线路绝对不打出租车,吃的方面也是能省则省,却一度很想买一辆奔驰。大家好说歹说,他才换了一辆20多万元的凯美瑞。

赵作海也延续了早年习得的极度俭省。入狱前,他干过最挣钱的营生是磨豆腐,使的全是人力畜力,很是吃苦。入狱后,他吸的烟,洗衣服用的肥皂,乃至上厕所的手纸,都狱友们接济的。出狱后,他还是一直吃最粗粝的饭食,只要可以省点钱。

陈满和赵作海的俭省,源自极度匮乏的底层生活经验,说是恐惧使然也可以。这种恐惧的另一面,可能就是贪婪。从媒体对陈满涉维卡币案的报道来看,他是真的相信“投资一百万,一年可赚九百万”的神话。再看赵作海,无论是在宁夏参与所谓“西部大开发”的传销,还是在商丘入资投资担保公司,被承诺的回报率,都远超正常投资的十倍以上。

陈满“投资”维卡币被洗脑的视频,网上有,不时蹦出“互联网”和“暴富”等字眼。赵作海的数起“投资”中,我亲身体验了某保健品的直销会。那是2015年12月10日下午,商丘火车站附近,在一间三四十平米的大开间内,挤了20多个“学生”,讲课的中年男子连声质问,“你们什么时候可以参与上层社会的财富分配?”

他自称年薪二百多万太低了,“让我感到羞耻”。大课完毕,他一对一交流。知道我是记者,他也不避讳,眉头一扬,问我:

“你看起来也30多岁了,现在还在到处跑采访,收入能高吗?别人凭什么看不起你,不就是因为你既没有权,也没有钱吗?”

我竟无言以对。现在想来,他说的也并非全无道理。这已经不是一个靠勤劳就可以致富,或者至少获得尊重的年代了。不暴富,不参与社会财富弱肉强食的再分配,在社会折叠中努力进阶,已然成为一种道德上的缺陷。正如赵作海妻子李素兰所说,做直销保健品,相当于“免费雇几十个人给你打工”。连这个农妇都知道,要想财务自由,成为人上人,必须役使剥削别人。

赵作海和陈满被这样的思潮所裹挟,我们又何尝不是?区别就在于,他们的出身、遭遇和所处的阶层,早把他们禁锢在谋生最艰难、理财最凶险的大茧内。他们一下子来了不少“挨打钱”,他们是公众人物经常见记者,很可能让他们高估误判,更易做出错误的“投资决策”。

就像陈满经常告诉律师王万琼的,“我们是最弱势的弱势群体”。在数年对赵作海的跟踪报道中,我也曾呼吁有关部门加强对冤狱归来者的帮扶和指导,不能一赔了之。在陈满这次被骗案爆发后,现实所展现的,比新闻报道更加残酷:最容易被剥夺者,也最容易被哄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