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客栈 | 一个不可思议的失踪者

地处陇中的通渭县,是三年大饥荒的重灾区,杨继绳先生根据1990年版《通渭县志》提供的人口数据,并结合他本人在通渭实地走访调查测算,1959——1961年期间,通渭县净减少人口达9.83万,是1958年该县总人数的32%,这98251人包括饿死人口、少生人口和外逃人口。

据资料记载,1960年2月外逃未归人口只有3892人。如果按地区人口死亡率,应该是全国最高的地区之一。

(通渭县位于甘肃中部,是大饥荒的重灾区)

后来有关官方文件,把通渭这一段历史称为“通渭问题”。细究史料还可发现,通渭人口的大量死亡,集中发生在1959年,全国大饥荒蔓延的高峰1960年,通渭恰恰从这年下半年开始,人口大量死亡的现象已经被控制。

通渭坊间的说法,这是缘于1959年底(或1960年初)一位通渭籍大学生只身到北京上访,引起高层重视,随后甘肃省派出工作队在1960年初就赶赴通渭抢救人命。

这个说法,我很早听到过,一直未以为意。因为1990年代我在媒体工作时,走过西北很多地方,听到不少类似的传说。

1949年之后当地发生过的各种非常悲惨的事件,这些事件后来大都给当事人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平反,很多人说起事情得以解决的缘由,都似乎是有人跑到北京找到中央首长反映的结果,而且多半还说是找到周恩来,周恩来为之泪下云云,最后终得申冤。

这些事件,基本没有媒体做过报道,当地地方志书也讳言此事,所以,除了民间说辞,也看不到什么事件解决过程的权威说法。类似的说辞听多了,我总觉得这些多半都是农民一厢情愿的想像,属于看戏看多了而产生代入感。

甘肃作家张大发的《金桥路漫》开篇第一章《乡魂——谨以此文献给冒死挽救通渭人民的不知名的英雄,献给我们朝思暮想的乡魂》,是专门写这段赴京告御状事件。

我发现这位张大发先生虽然编撰地方志,但是个文艺情节很重的人,所以文中大量是这样的描写:

“这是1959年腊月将尽的一天,一列从北方某城市开出的直达列车,穿山越岭,风驰电掣般直向首都北京奔去。靠窗坐着一位血性方刚的青年,他不时凝望窗外,雪后初晴,红日东升,皑皑白雪清晰地勾勒出北国雄奇磅礡的高原风光……虽然他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美丽的平原风光,但他的心情怎么也激动不起来。此时此刻,他那张俊秀刚毅的脸凝重得像一块水泥板……”

我是做媒体出身,本能地不喜欢“合理想像”,所以我第一次看这本书时,以为大发先生只是把民间传说写成文字而已。也没怎么太重视,粗粗扫了几眼就放过。但后来再细看,发现文中提到的一些资料蛮有价值,从这些资料看,当年通渭有人进京告御状,确有其人,实有其事。张大发在文中说:

1988年王秉祥第一次披露这事时说:“当是年轻人要找张仲良反映问题,他正在主持会议,要我去接待。当时我没有做纪录,时隔三十年,忘了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只记得他说他在陕西某农学院上学,也忘了年轻人说的是哪个村子,只记得在北山背后。”

……

十年几年后的1999年,正月十五日,王秉祥又一次派甘肃省地方志编委会县志处处长薛方煜来通渭,指示通渭县志办组织考察当年的情景,写一份材料,并查找反映通渭问题的那位年轻人。

(王秉祥,1916—1993,60年代任甘肃省委副书记,文革后曾任甘肃省政协主席)

按张大发文中的说法,这位青年在北京见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后,拿着谭震林的亲笔信回兰州找甘肃省委领导,当时的省委副书记王秉祥接待了他。

王秉祥在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几度提到这件事,还嘱托通渭方面寻找这位当年进京告御状的勇敢青年,但可惜的是通渭方面的寻找并没有结果。大发先生文中说:

“笔者在编写《通渭县志》那些年,县志办为了寻找他,也做了大量工作,可是音杳杳,魂渺渺,踏破铁鞋无觅处,千呼万唤不出来。”

因为有王秉祥这样一位证人出现,可以确认当年进京告御状的这位青年确确实实存在,他的行为足够传奇,但他的下落更是足够让人费解。

这个大学生后来能够见到甘肃省委副书记王秉祥,这个不难理解,因为他手中有国务院领导的亲笔信。

但是,一个普通大学生只身进京上访,而且见到了国务院副总理,这样的事,无论是当下,还是国家政治经济生活很不正常的1960年代,都是一件很难想像的事情。

1951年就已建立信访制度,当时中南海工作人员为什么没有让他去信访机构,或者没有安排一个层阶较低的官员出面接见?

谭震林副总理肯出面接待,证明对通渭问题引起他足够重视,但谭为什么选择让这个初次见面的年轻人带信给甘肃省委负责人而不是直接电话指示?尽管当时通讯不发达,但中南海与各省委主要负责人之间电话应该是畅通的吧?

张大发先生在文中说,“县志办为了寻找他,也做了大量工作。”但是没有写具体寻找过程和寻访路径。

在我看来,王秉祥提供了线索已经相当明确,年轻人说他家在“北山之后”,在“陕西某农学院上学”。

通渭地方不大,60年代农村在外地上大学的人更是为数寥寥,按照这个线索寻找,应该很快可以缩小范围。陕西的“农学院”,也是为数不多几个,学校应该都有学生档案,查出几个农学院那几年通渭籍学生名单,应该也不难。

按张大发所说,这个年轻人手持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的亲笔信,王秉祥说他当时谈话时没有做记录,这完全有可能。

但是,王秉祥不会把国务院副总理的亲笔信随意丢弃吧?按我理解的行政规矩,这封信应该在当时甘肃省主要领导传阅后存档,现在甘肃省委的档案中是否还保存这封信?信中是否有提到带信的这位大学生的名字?

另,如果这位大学生真的在北京受到谭震林接见,至少应该履行过登记手续,这些登记名册有没有保留?这些名册中有没有可能留下有价值的信息?

但是,最后的结果是,这位年轻人,在面见甘肃省委副书记王秉祥之后,竟然像空气一样消失了,无影无踪。

或许有两种可能,这位年轻人能看透世事,“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

在中国社会,功祸相依,没有地方政府愿意让自己治下的人祸上达天听,他赴京告状,本身就是冒险犯难,最后能全身而退,已属侥幸。

更何况,因他的努力,此后通渭人口大面积死亡现象终得控制,但数万计的乡民已成孤魂野鬼,这种人间惨象,已经让他无意计较身后的功与名。

当然,或许还有一种可能,他一个普通大学生,从北京到兰州,来回奔波,身上盘缠想必已经所剩无几,他面见王秉祥之后,在返乡或回校的途中,没有躲过死神,变成了路边的饿殍……

看一些国产影视剧,经常听到这样一句台词:“我们挖地三尺,也要把他找出来”。我常想,假如这位北上京城告御状的青年,后来被认定为是“反革命分子”或“敌特分子”一类,他的命运也决不可能是像空气一样消失,他如活着,会成阶下之囚,他如死去,恐也被凿骨扬灰。

但是,他还是消失了,大饥荒中失踪者无计其数,但他的失踪,总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张大发著《金格桥路漫》是甘肃本土作家记录大饥荒历史的第一部著作)

张大发先生在书中说:“这位至今不知其名的年轻人为通渭的父老乡亲立下了历史性功劳,也正是他不计个人安危,以大无畏的精神为党和人民政府解决‘通渭问题’,挽救通渭人民争取了富贵的时间,避免了可能发生更大的灾难,他不愧为中华好儿男!不愧为通渭人民的一代骄子。”

张大发先生写这段话时,他还是《通渭县志》副主编,不知道大发先生所写的这段话,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通渭县官方对这个失踪者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