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六十年丨夹边沟记事:干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

夹边沟是个地名,位于甘肃省酒泉市郊东北30公里处,靠近巴丹吉林沙漠,风大沙多,荒无人烟。1954年,这里建立起了”夹边沟农场”,正式名称是甘肃省第八劳改管教支队,用来关押劳改犯。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甘肃省三千名右派被关押在这里,接受劳动改造。他们遭受了惨无人道的对待,每天必须完成长达十几个小时的艰苦劳动,大部分人最后都饿死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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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知青出身的作家杨显惠,在访问大量幸存者之后,写出了系列小说《》,一共12篇,发表在2000年的《上海文学》。

小说中这样记载当时的情况:

“右派刚到夹边沟时每月定量是40斤粮(1斤为16两),在天寒地冻的河西走廊,充当苦力的右派可以籍此活命。但是后来粮食供应降为每月26斤,再降为20斤,每天只有7两粮食,体力严重透支的他们开始挨饿。随着1958年冬天的到来,死神也随之而至,一批体弱不堪的人最先命赴黄泉。”

“在每天吃过了食堂供应的树叶和菜叶子煮成的糊糊汤后,他们蜷缩在没有一点热气的窑洞和地窝子里,尽可能地减少热量散失,等待一下顿的糊糊汤。”

“如果有了一点力气,就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体质稍好的,到草滩上挖鼠穴,抢夺地鼠过冬的口粮;看到蜥蜴,抓来烧着吃或者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

“到了寒冬腊月,野菜无迹可寻,他们只能煮干树叶和草籽果腹。草籽吃了胀肚,树叶吃了也便秘,无奈之下,只好趴在洞外的太阳地上,撅着屁股,相互配合掏粪蛋。”

“死亡高峰不可避免地到来。1960年11月中旬,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去。场部党委书记梁步云慌了神,跑到张掖地委汇报情况,说这样死下去了得吗,请地委给调点粮吧。

地委书记是一位坚定的老革命,他训斥梁步云:死几个犯人怕什么?干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

《夹边沟记事》发表后,引起了轰动,远在千里之外,夹边沟右派的后人们传阅着每一篇,奔走相告:夹边沟的盖子揭开了!

他们带着这些纪实小说,清明节上坟时焚烧,以告慰父亲冤屈的亡灵。

一位死难者的儿子,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读到了它们,他一下子哭倒在地,把《上海文学》供在桌上,长跪着,一页一页地读,一次次地哭。

他对朋友说,父亲去世时他还小,只知道父亲死在夹边沟,但不知道父亲死得这样惨。

在甘肃临洮,杨显惠访问了夹边沟幸存者、82岁的裴天宇老人。老人说,他在甘肃师大当教授的学生寄来了4册《上海文学》,他用了半个月时间才读完那4篇文章。他说,每一次拿起来读不上10分钟,就泪流满面……

《夹边沟记事》不是一般的小说,从史料角度看,它还原历史真相,真实可信,发人深省;

从文学角度看,它叙述流畅自然,描写准确生动,全无添油加醋,没有强加于人的评论;

从艺术角度看,它感染读者的地方首先是残酷的历史,然后才是人道主义关怀。

这本书没有写成猎奇式或控诉式的作品,而是体现了人性,令我们感受到悲悯、叹息、愤怒和爱,这是很不容易的。

后来小说结集出版,小说集的《序言》里,有人把此书与索尔仁尼琴的《古格拉群岛》相提并论。

我认为,这个评价不过份,《夹皮沟记事》是当代中国最高档次的文学作品之一。

下面是我写于几年前的《夹皮沟记事》书评,略有修改,权当是给读者们推荐这本良心之作。

中国第三、世界第四大沙漠巴丹吉林沙漠中,曾经隐藏着两个天大的秘密。

在甘肃省酒泉市东北210公里处的沙漠深处,当年有一个兵团级代号单位叫做二十基地,现在早已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定名为“酒泉卫星发射基地”(实际上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境内)。

在酒泉市东北20多公里的沙漠边缘,曾经有一个科级行政单位叫做甘肃省第八劳改管教支队,也叫“夹边沟农场”,它早已被撤销,权势者也很想把它的真相永远掩埋起来,但是,在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出版后,60年前在这里发生的悲剧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

 

酒泉卫星发射基地和酒泉夹边沟农场,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荣光与噩梦的两个象征。

酒泉卫星发射基地是一个高科技单位,是一个科技人员成堆的地方。1959至1961年,甘肃与河南、安徽、四川等省是遍及中国的大饥馑的重灾区,基地的科技人员曾面临生存的危机。

据当事人说,基地周边一条30里的沙枣防护林带的树叶被摘的精光,然后磨成粉团,掺进粮食中去充饥。

有位首长得知这个消息后,亲自下令军方为基地调拨粮食,说:一定要保证酒泉基地几千个胃袋,我们的火箭要上天,不能让他们饿死在摇篮里。

很快,一列满载粮食的火车向大西北隆隆驶去……饥肠辘辘的科技人员终于熬过了鬼门关。

酒泉夹边沟农场这个科级单位,曾经聚集过比上述兵团级单位人数更多的知识分子。

1957年“反右运动”,甘肃一省就揪出“右派”12000多人,其中罪行深重、被开除公职并判以劳教的“极右分子”约有3000人。

这些所谓的“极右分子”大部分是教师、医师、工程师、研究人员、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是甘肃这个贫困地区极为稀缺的各行业精英。

从1957年10月起,他们被源源不断地从省会兰州和省内其他城市押送到夹边沟农场。

在大饥馑中,他们就没有负责发射火箭的科技人员那么幸运了。

1959年春天农场就开始饿死人,死了100多人。到1961年10月农场撤销时,近3000人中仅有数百人生还。

在发配之前,这些“夹边沟人”已经饱尝了各种政治迫害,辱骂,批斗,隔离,亲人、爱人、友人的背叛……来到夹边沟之后,首先迎接他们的是对肉体的百般折磨。

对于打入另册的右派而言,只要在夹边沟一天,劳动,超强度的体力劳动,就既是手段,也是目的。

管教人员大多出身行伍,于是一年四季里,几乎天天都要安排繁重得超出体能的农活,同时辅以生产竞赛,让那些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的右派们每天劳动12小时甚至16小时,拚尽全力,以致于累得在地上爬。

如果说其他地方饿死人,有可能是一种失误,那么在夹边沟,就是一种蓄意的谋杀。

除了风大沙多,夹边沟有限的农田多为盐碱荒滩,这个小型农场自开办时起就只能接收四五百名劳改人员,因为它只能养活这幺多人。

和凤鸣在《经历——我的1957年》中说:

“夹边沟农场贫瘠而严重盐碱化的土地的收获物,根本无法使二千多劳教分子果腹。从省上到张掖地区到农场,坚决贯彻的是对劳教分子的改造和惩罚,这二千多人的生存条件如何,以夹边沟的土地面积、生产条件,能不能让二千多劳教分子靠种田养活自己,从以后的结局看,那时并没有人想及。”

真的是“没有人想及”吗?

古希腊史家修昔底德说,有一种比摧残身体的瘟疫更可怕的瘟疫,那就是摧残灵魂的瘟疫;正如有一种比身体性的野蛮更可耻的野蛮,那就是灵魂的野蛮。

灵魂的野蛮,这对人法和神法的蔑视,深植于人的灵魂的深处,伺机而出,它对文明的人世构成永恒的挑战。

在《夹边沟记事》中,杨显惠用细腻的笔法向人们展现了“摧残灵魂的瘟疫”给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所造成的伤害——

“李怀珠痛苦不已的原因是结婚不久夫妻双双划成了右派,且都被送到了夹边沟农场劳教。来夹边沟时她才25岁,大学毕业才两年,还年轻,心理的承受能力不够。

她天天以泪洗面。她没有想到,自己一心要为之奋斗的党会把她整成右派,施以如此残酷的打击。在学校里批斗她的时候,有一天夜里睡在床上她突然想不通了,发疯一样赤身裸体跑到操场上去,不想活了……

到夹边沟之初,她的情绪坏到了最低点:她是怀了四个月的身孕来接受劳动教养的。她曾经吞食过烟灰和碱面,说是要堕胎,不能把孩子生下来。她说自己是反革命就反革命吧,不能再生个小反革命——不能叫自己的孩子也是反革命,受这种侮辱!

不能责怪像李怀珠这样的年轻女子难以抗拒“摧残灵魂的瘟疫”,她/他们当年所面临的处境,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李怀珠们完全迷失了,他们所信奉的“道理”中有着内在的悖论和难以摆脱的陷阱。

他们对于自己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分裂而感到内疚,以至于在强权面前丧失了应有的抵抗力。

他们虽然承认自己还达不到“坚定正确的无产阶级立场”的境界,但也绝对接受不了他们是“资产阶级走狗”甚至是“帝国主义第五纵队”的官方指控。

当他们无法从内心的矛盾和痛苦中自拔时,当他们找不到一种理论和道义背景的支撑时,等待他们的命运,不是精神崩溃,便是精神堕落。

于是,在“夹边沟人”中,有的成了“贼骨头”,有的成了“告密者”,女人脱下了裤子,饥饿者吃屎甚至吃人肉……

幸存的夹边沟人,乃至在全国,除少数几个人外的全部右派分子,在多年后已经获得“改正”。有些“右派分子”补发了工资,有些恢复了原来的待遇,还有一些人日后加官进爵了。

但是,当年的精神创伤给“右派分子”乃至整个中国知识阶层留下的烙印是深远的,至今尚未痊愈。

在我看来,最令人扼腕的是,“反右运动”60年后,有很多中国知识人还没有找到自己的精神支柱,还没有明确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和独特作用。

有人甘作权力的奴婢,有人沦为金钱的俘虏,在所谓“精英联盟”中洋洋自得;

也有人重新膜拜阶级的真理、阶级的正义,以“人民”的代言人自居,他们已经完全忘记了导致李怀珠们精神崩溃的历史悲剧。

是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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