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有所某种心理准备,但此时冯媛还是相当的惊愕,她脱口而出:“为甚么?”事后冯媛也感到自己问的没有道理,但是当时,她说出来的,就是这个“Why”字。

冯媛与王若水最后的合影,摄于王老师辞世前约两个月

那几乎是二十年前的往事。一九八三年,《》大院里,一个瘦小的身躯,提了一串香蕉,向办公室走去。或许他过于瘦小,他手中不算大的香蕉也显得大了不少。

此时,一个年仅二十一岁的四川姑娘从他身旁走过。和姑娘同行的人悄悄告诉姑娘:他是王若水,著名理论家,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姑娘不由得多凝视了王若水片刻。她的印象是:身材不高,但是人很有精神。

姑娘叫冯媛,刚刚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这时已是深秋,天气逐渐转凉。王若水也正是在萧瑟的秋风中,被撤销了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职务。几乎同时,他和前妻钟丹旷时三年的离婚官司终告了结,他成了上有高龄老母、下有两个孩子的单身汉。

并非左右逢源

一天早晨,冯媛去食堂吃早点,途中遇到王若水。“您早!”冯媛礼貌地打招呼。王若水听到这陌生的问候有些意外,他很客气地回覆:“您早!你是新来的研究生?”

冯媛答:是。

王若水问:你叫甚么?

答:叫我小冯就可以了。(心里活动:我告诉你,你也记不住。) 

问:你的名字呢?

答:(心里活动:再不说就不礼貌了。)叫冯媛,不过不是左右逢源的逢源。

王若水会心一笑。后来,王若水告诉冯媛,从最后这句话,他知道这位新来的研究生同意他的观点,也是同情他的。王若水从中国政治体制中的副部长级干部变成没有职务,这反而让冯媛感到,两个人可以更平等地交往。“从认识他的时候开始,我就是一个很佩服他的人,但我并没有仰视他,”冯媛说。她对王若水并没有“英雄崇拜情结”,但她佩服他的勇气,佩服他不检讨,也不夸张自己的处境,不作悲壮状。

当时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给冯媛带来很多困惑,冯媛有很多基本的理论问题和忧思,希望请教王若水,和他探讨。冯媛形容自己当时处在思想危机当中,而王若水则很快成为帮助她度过危机的重要人物。

冯媛在大学时对哲学就有浓厚的兴趣,她认真地“啃”过大部头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普列汉诺夫选集》和黑格尔的《小逻辑》等著作。当时中国理论界批人道主义、批异化,而这恰恰是马克思学说中最吸引冯媛的两点。在正统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冯媛无法断然否定和拒绝这一政治运动,但是与此同时,冯媛又感到,人道主义和异化学说对中国的改革和前进至关重要。她的精神危机也就由此而生。

从第一次简短对话之后不久,一九八四年的春节前后,冯媛第一次正式拜访王若水,就有关哲学问题请教这位杰出的哲学家。当时冯媛完全没有任何预感,他面前这位智者将会是他未来生活的伴侣。“如果有这样的预感,那我将会没有勇气去见他。”冯媛当时是出于交流的需要,交流的需要取代了最初的佩服。

不寻常的姻缘 

一九八六年夏,冯媛从研究生院毕业。当年十一月,在王若水被撤职整整三周年的时候,他们决定结婚。

王若水出生于一九二六年,冯媛出生于一九六二年,两人相差三十六岁。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婚姻,对他们当中的任何一方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冯媛承认,在迎接这一最初的挑战时,她做出的努力更大一些。用冯媛的话说,王若水确有很多顾虑,而她则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事实上,他们两人的生肖都属虎)。

王若水极其坦率地对冯媛说:“不说别的,至少我会比你早死很多年。”冯媛的回答是:我们之间产生了感情,我们也维持了这个感情,这说明我们可以跨越年龄的鸿沟。冯媛进一步说,如果我们不能维持这个感情,离婚可以是一个选择,你不是也离过婚吗?冯媛的基本想法是,爱情和共同价值观可以战胜一切,有了这两者,甚么都不用怕。

结婚前,他们去拍结婚照。他们在两家照相馆拍了照片,之所以要“双保险”,是因为他们希望及早履行完手续,给大家一个交待,免得大家纷纷扬扬搞不清状况。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二日,王若水、冯媛结为连理。在中国办理结婚,要有单位介绍信。他们在人事局等了整整一上午,人事局很不情愿马上盖章;但是,人事局的办事人员也在悄悄耳语:婚姻法中并没有规定说像他们这样的情况不能结婚,例如,婚姻法没有说当一个人在受批判的时候不能结婚,也没有说年龄相差到多少岁就不能结婚。

当时正逢胡耀邦下台。王若水、冯媛结婚,在不喜欢他们的人看来,这多少有一点挑战的味道。“当时在大家的眼里,我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党员,是一个有前途的记者,做出这样的决定,也有人认为我是不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

终于,他们拿到了介绍信,到朝阳区呼家楼办事处办理婚姻登记。让冯媛颇感意外的是,办事处方面并没有担心他们的年龄差对婚姻有可能带来的影响,办事处最直接的问题是:“你看,他有两个孩子,都十几岁了,你怎么和他们相处?”

王若水有一子一女,冯媛和他们一直以朋友相处。冯媛当时的答覆是:“我们之间都认识,相处得不错;相互间会有问题,但不会成为不可逾越的障碍。”

钢印印在了大红的结婚证上。他们没有张扬,没有买喜糖,没有操办喜宴。用冯媛的话说,这叫“革命化的婚礼”。如果说有甚么“仪式”的话,是人民日报前社长胡绩伟亲自下厨,为王若水夫妇庆贺了一番。胡绩伟与王若水在同一天被胡乔木罢了官。胡绩伟不轻易下厨,但他的手艺相当不错,特别是他的拿手好菜“陈皮牛”,冯媛至今记忆犹新。

对于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婚姻,冯媛事先没敢和家里商量,她决定先斩后奏。之后她写信告诉家里,父母回信说,这是“晴天霹雳”。长话短说,毕竟是自己的女儿,加上两位老人对王若水的了解,他们终于还是认可了这桩婚姻。

王若水、刘宾雁、戈扬与吴国光

乐观面对人生

王若水二零零二年一月九日走完人生路,这个日子距离他们结婚十五年纪念日只差三天。在王若水生命的最后一两年,他和冯媛会经常谈起两人的婚姻生活,他们都同意,两人的感情生活越来越好,矛盾越来越少。当时已经是王若水病情的后期,死亡的幽灵时时萦绕。他们坦然面对这个对人有巨大精神压力的问题。他们的共同看法是,如果此时此刻就是他们婚姻的终点,他们没有甚么遗憾的;如果有,就是这个愈加美好的婚姻没有能够更长久一些。

但是,当这一天终于到来的时候,冯媛的新的感受是,当时实在是有点不知愁滋味。当王若水再度住进北京协和医院的时候,他们仍然能够就生与死的问题谈笑风生,当他们互相总结对方的优点之后,王先生会说,“为了防止你骄傲,我再指出你的一点缺点。”

一九八七年王若水娶冯媛时,已经六十一岁。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说,他在晚年能够继续写作,写出这么多文章来,与他和冯媛之间成功、和谐的婚姻有直接的关系。

一九九六年六月底,王若水发现患有肺癌。七月一日住院,七月八日切除左肺全上页。手术前一天,医生对王若水半开玩笑地说,手术不会有危险,除非麻醉出意外。一贯乐观的王若水和冯媛微笑以对,他们互相说,看有甚么重要的话,赶快说。

王若水口授了三篇文章的提纲:《失乐园:我看红楼梦》、《哲学基本问题批判》以及对毛泽东和中共党史研究的写作计划。到当晚九点,口授完毕。第二天一早,冯媛赶到医院,王若水说,他失眠了。看看心疼、担心不已的冯媛,王若水说,“不过,我都在想这一辈子的好事。”

冯媛称自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面对人类尚无根本对策的癌症,冯媛建议王若水倒计时,把最重要的文章先写出来。她希望王若水能够把重要文章分门别类,这样将来也可以方便她进一步整理。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几部好莱坞影片《偷天陷阱》等在中国放映,王若水、冯媛一起冒着寒风去看电影。拉着丈夫的手,冯媛第一次感到,为甚么他那平时一向很温暖的手,今天会有一种冰凉的感觉?冯媛心中感到一丝凄凉:一个生命正在悄悄地离去。

一九九九年底,体检复查时,再度发现王若水肺部有阴影。口无遮拦的协和医院医生说,“肯定是转移了,再做手术吧。”进一步的检查发现,更严重的问题出在淋巴上,医生在王若水的腹股沟发现了低分化的转移癌。此时的王若水明确告诉自己,生命的终点,或许真的不远了。他在日记里写道:“我自以为我很平静,摸我的脉搏,还是快了。”他还写道:“我的身体已经不管用了,但是脑子还管用,很多东西想写而写不了,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了。”

恰好白俄罗斯国家芭蕾舞团二零零零年元旦期间到北京演出《斯巴达克斯》,最好的票三百七十五元人民币一张。冯媛问王若水想不想去看。王若水说,“看吧,最后一次了。”平静的语调中带着沉重。

了却哈佛情缘

王若水生命的最后一站是在哈佛大学,有其偶然,也有其必然。一九七八年,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新闻代表团的成员访问美国时,曾经到过哈佛;一九八九年四五月间和一九九三至一九九四年,两度成为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访问学者。一九九八年,在瑞典为时半年的研究访问结束后,王若水取道哈佛回北京。在哈佛,他出席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研讨会”。一回到北京,他就建议冯媛申请尼曼研究员,这是哈佛大学为全世界优秀新闻工作者设立的研究基金。

王若水从一九八三年被免职起就失去了新闻工作岗位,而在职新闻工作者是尼曼基金对申请者的唯一硬性要求。因此,他希望冯媛能够圆他的尼曼梦,他也可以以“家属身分”重返哈佛,好好利用一下哈佛的图书馆,在人生最后的阶段尽可能多进行一些对毛泽东的研究。

当时,冯媛对王若水说,过两年吧。两年后,王若水旧话重提,冯媛觉得,就他的身体状况来说,不能再拖了。她抓紧时间,赶在截止期前一天寄出了所有申请材料。

这对夫妇如愿以偿。二零零年八月,这对夫妇登上国际航班,飞往波士顿。

九月十九日,是王若水最后一次公开演讲。王若水拖着虚弱的身体,打上红色领带,穿上米色西装,和哈佛的研究生们谈毛泽东为甚么发动文革。不知底细的人,甚至感觉不到,他们面前的这位学者的人生路,只有一百多天了。即使是与王先生朝夕相处,冯媛也没有感受到王若水的虚弱。直到王若水去世后,冯媛在编辑由她拍摄的王先生录像带时,才发现从二零零一年七月开始,王先生眼部已经开始出现浮肿。

十二月二十三日,王先生最后一次入院。十二月十九日,是王先生化疗的最后一天,按照常规,化疗结束第三天,体力就会好转。这次不合常规,第三天、第四天情况一直不好,呼吸困难,人也发晕。冯媛给医院打了电话,护士与王先生通过电话后,马上派救护车接他去医院。

在医院里,王若水和冯媛的话题不由得又涉及到死亡。一向豁达的王若水此时和以往似乎略有不同。他在谈到不保留骨灰、在人民日报大院里种一棵树之后,话锋一转说,“我,嘿嘿,不喜欢这个话题。”

一月八日晚,冯媛十点十五分离开医院,因为要赶末班公车。最后两天,医生已经停止治疗,并考虑把王先生转到临终医院。

一月九日凌晨三点十分,王先生的心脏在睡梦中停止了跳动。五分钟后,医院来电话。医生说,“你的先生过世了。”虽然有所某种心理准备,但此时冯媛还是相当的惊愕,她脱口而出:“为甚么?”事后冯媛也感到自己问的没有道理,但是当时,她说出来的,就是这个“Why”字。

人民日报社

痛苦孕育永生

王若水写文章精益求精,改起来不厌其烦。他在晚年重点研究的一个题目是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由于他的治学严谨(过于严谨?),直到他去世,这样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终于没有完成,甚至连一个完备的大纲也还没有完成。

后事不要仪式,是王若水生前和冯媛谈起过的事情。一月二十二日,王先生在妻子和儿女的护送下火化。看着自已那么熟悉的人离去,看着一个刚强的身躯化为灰烬,冯媛感到了一种悲哀:那么好的一个人,这么快就过去了;那么多独到的见解,终于没有能够留给后人……

冯媛从学术和精神两大方面,来看待王若水的精神遗产。在哲学方面,王若水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教条化、庸俗化,他试图从哲学意义上说明唯心主义不是那么可笑。在社会影响方面,王若水倡导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他以独特的思维和文风,被视为一面旗帜;他强调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

王若水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始于一九五八年。从那时起,他开始思考青年马克思问题。一九六四年,他奉命写批人道主义的文章;经过研究,他反而成了坚定的人道主义者。在探究文革原因时,他发现重要原因之一,是人的非人化,一个人从人变成了神,其它人都从人变成了兽;红卫兵打死的不是人,而是“兽”,阶级敌人成了“牛鬼蛇神”,也是一种兽。王若水认为,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是反思中国的人间悲剧的很好的理论工具。

王若水很早就提出,总结文革教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反对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他后来一直在巩固这一观点。

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研究文化大革命,是王若水晚年研究的两大领域。他把文革发生的根源探讨,从斯大林去世,向前推进到延安整风,他认为延安整风是文革后历次政治运动的预演。从王先生留下的手稿中,冯媛发现,王先生把脉络向前推进到三十年代初的苏区肃反,推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留学生们,推到苏联的肃反,追溯到中共最初的建党思想。

胡乔木的《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是一本批王若水的小册子,在全中国印行三千万册。他“欢迎不同意见”,但是,当王若水的文章写好后,胡乔木不允许他发表。王若水从五十一岁到五十七岁,做了六年人民日报副总编,失去官位后,他仍然保持着乐观主义的天性。

在冯媛看来,每个人都在历史的基础上承袭了历史的遗产,对于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应该做出学术上的清算和思想上的反思。“从这个意义上说,王若水的工作很有意义。”冯媛相信,王若水所关切的问题,对中国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

王若水喜欢引用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并非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个人利益一定要服从集体利益。在异化理论方面,王若水形象的比喻是,这仿佛是母亲生了一个逆子,变成了母亲的对立面,压制、欺负母亲。从这里出发,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思想上的异化是个人崇拜,把人变成神;政治上的异化,就是人民公仆变成了人民的老爷;经济上的异化,是为数字而生产,而不是满足人的需求。

每个人都有走完人生路的时候。冯媛是无神论者,她也不相信往生。但是,她相信,他们的心灵会永远对话。将来有一天,当他们都到了同一个世界的时候,冯媛与王若水再会,她的第一句话会是甚么?

冯媛莞尔一笑。她说,这恰好是她和王先生每天都会对对方说很多遍的那句话。无论用中文说还是用英文说,都是那永垂不朽的三个字。

在结束了尼曼项目之后,冯媛将在日内启程回北京。令她无限伤感的是,他亲爱的夫君不能再陪伴他,与她同行的,是先生的骨灰。她会小心翼翼地护送夫君回家,她也会按夫君遗愿种下一颗树。

智慧常常会带来痛苦,但智慧之树常绿。

(2002年采访于哈佛大学, 全文原载于2002年6月30日《星岛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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