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一入深似海

一个80后职场女性跟朋友聊天说,她毕业后投入社会体制,在单位摸爬滚打,以业绩升职,她以为凭自己的才能和愿心可以校正体制弊病,结果换来的是一连串的打击、背叛。最后不得不黯然退场。十二年,她说,她花了十二年终于认清这个体制的不可救药!一边聊天的朋友则说,你还是善良,天真,他在体制里呆了半年就看清了。

这个谈话场景我们都似曾相识。在我们周围,各个圈子,都有这样对体制的不满、失望和绝望。甚至外资企业也在我们这里变质。

我们的模式是一种什么模式?其实是我们从各个历史阶段继承下来的习惯、制度和生活。如其中最尖锐的制度问题,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企业的还是教育的、医疗的,都如此管制了我们,也异化了我们。一个市长秘书说,我是下班做人,上班做鬼;一个企业员工说,我们是白天装孙子,晚上充大爷……

一代一代的人对体制抱有希望,对自己抱有希望,但进入体制,才发现除了心冷、心硬、变异、变坏、退场,没有别的可能。记得80年代,求变的几代人几乎同时讨论过一个命题,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我们打入体制内部,晋升到高位,不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改制了吗?虽然当时有人从各个角度批评这个命题,认为是天真的“幻想”,但很多人仍真诚地相信自己能够深入虎穴、与狼共舞,我不入地狱谁下地狱?何况国外传来戈尔巴乔夫以一己之力摧毁一个帝国的消息,更让人增添了信心……

时隔二三十年,几代人进入体制了,又如何?“侯门一入深似海”,他们至今没有改制革政,大概还在冲浪,还在弄权(因为据说他们还未坐位,权力不够)……但更真实的是,“人阔就变脸”才是我们中的常态,只有少数人抑郁死了,个别人跳楼了或离职了。如此而已。

以古文名世,终以白话文辞别

你永远无法对一个不曾进入体制的人说清体制的恐怖或异化。你需要的是等待他,等待他的良知良心能够勘破体制的真相。但一个人要花多少年才能看清体制的残酷?上述有说半年,有说十二年,每个人的际遇、性情、抱负不同,自然需要的时间也有所不同。以陈丹青之大才,以他在美国近二十年的生活,他回国还要进入体制,四年后,他终于认清“教育制度的教条、刻板”有违自己的天性,“愤然辞职”,引起社会轰动。他需要四年时间。另外一个艺术家,尹朝阳先生,母校盛情邀请他回校任教,他开过一次会后就再也不敢动回体制的心思了。

还是80年代,那个时候,社会刚刚觉醒,轮到我们去追问身边的过来人或前辈了。印象里,我问过舒芜、李慎之、陈鲁直等体制内的高知或官员,关于文革,你们是什么开始觉悟的,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毛的?大部分人坦承,是林彪事件后才开始觉悟,才开始怀疑的。李慎之先生当仁不让地说自己要早一些,他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开始怀疑的。

现在想来,社会学家应该在那个年代做大规模的调查,从中可以看出我们民族集体无意识或个人天才觉醒的各种情状。大致说来,所有从1949年走过来的民国人,理想的、善良的人们,大概都被骗了很久,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是到林彪事件才觉醒。更大部分人则是到粉碎四人帮、中央做出决议后才觉醒;还有一部分人到死都不愿醒。

当然,我们也遇到李慎之那样的先知。比如陈梦家先生,他在1949年后很快说出了这样的话,“这是1984来了,这么快!”但即使陈先生这样有心理准备,他还是没有躲过去。或者也是因为他觉醒得早,怕熬不过漫漫长夜,他在文革中自杀身亡。

我还认识云南大学的一个教授,他原是云南一大军阀女婿,新政权成立,省军区看中他们家的房子,以市值六千大洋买下来,在当时传为美谈,他作为青年人也就积极要求进步,但半年后,他就发现了这个制度的刚性,从此低头做人,一直低到1989年。那一年风云突变,学潮遍地,他提前躲在家里,回避这个制度激荡和反弹的一切。鬼使神差,一天中午,太太让他到市场买菜,他上街时遇到了云大的学生们,他的学生们把他拥簇着前行,摄像头记录了他这个“黑手”。秋后算账,他失去了教职,失去了退休金。他几乎躲了一辈子,最后没有躲过去。“无所谓了,一辈子吗,是该出头一回!”这个大半生都在社会上老实做人的先知,仍坚信会有“末日审判”的,他曾郑重地请求我,他早已为自己设计好墓碑,天亮那一天时,我是否可以到他的坟头献上一束鲜花,那时的他会在九泉之下对我微笑。

近日读到胡洪侠先生的一篇序文,提到他多年关注的乡贤贺孔才先生。贺先生算得上是一个先知,只是这是一个令人心碎的先知。贺先生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一生守着传统文化,在他的诗文中见不到鲁迅、胡适等新派大师的名字,他也不写白话文和新诗。1949年,这个旧派人物将自家几代传承的古籍和文玩捐献给新政权,参加南下工作团,后到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做主任。很快,1951年12月,贺先生自杀身亡。胡洪侠说,贺先生的遗书是他见到的唯一一组白话文字,“以古文名世,终以白话文辞别”,贺在给王冶秋的遗书中说,“……我从1949年就向你要求过,一直到今还继续向你要求着加入党的崇高愿望。到今天我才证明是不自量……因此我决心主动消灭……”

1949年3月25日,出身书香世家的收藏家贺孔才,率先向政府捐赠出200年几代人的家藏,12768册图书计10万余卷、文物5371件,多为无价之宝,为开国前献宝第一人。然而,短短两年之后,却蒙冤自尽,48岁英年魂断京华。

几代人全都败在体制面前

这些历史和现实中的案例突然凑到一起,让我想到知识人欠下的债务。对体制、系统等等的怀疑论证和真相揭示,本应是知识人的工作。但我们一代一代的人从零起步,对体制、权力、上级、领袖等等,从当初的幻想到后来的失望,从曾经的不解到身在其中的同情,从年轻时的天真到套中人的丑陋,有的人甚至还在其中如鱼得水,总之,我们几代人几乎全都败在体制面前了。而世界知识谱系中的先行者们,早在几百年前就论证过了,“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道理其实稍稍动动脑筋就明白,进入异己的系统、,都要付出丧失一部分人性、人的权利的代价,因此制约监督这个系统和体制才是第一位的,否则后者极易高高在上地唯彼作威作福;歌颂这个系统和体制是不堪的,是人性更大的缺失。

出于对体制,对尚黑组织的绝望,我们不少人开始回过神来地想办法用脚投票,我的朋友因此说过一句名言,任何时候相信这个体制(尚黑)都是错的,任何时候移民都是对的!这话过于沉痛,过于经验,尚未能像西人一样在自己的母语里上穷碧落下黄泉地究极论证。如果能对从文革中走出来的人进行调查,如果能对今天在体制或职场中的80后进行调查,让他们现身说法,他们是否勘破,花多久时间勘破体制,或者能够从中总结出汉语世界的经典产品。结论显而易见:任何体制、权力、领袖、异己的系统,都会剥夺我们的人性;甚至异己的男人女人,在相亲相爱中也是需要监督的。但我们需要各种感性的叙事和形而上的论证,没有这样的汉语作品,我们一代代的人仍要花费人生的代价去勘破体制、权力一类的真相。

文明社会早就知道要随时随地地怀疑权力、怀疑体制。这次韩国总统丑闻、美国总统大选,再次证明,“总统是靠不住的!”宪政民主只不过是目前所知的体制中最不坏的。

那么最后,即使你同意上述所说,你真的勘破自己的单位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