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做跟乡村有关的工作,我见到很多人对我说他们的乡愁,那里面常常包含了这样的对象:河流和鱼,树和山路,泥巴,田野,如家人一样的邻人,和如兄弟姐妹一样的伙伴。他们故事的开头和结尾是一样的感伤:这一切都变了。

按这个思路,我也有一点乡愁。我的乡愁的对象是一个广场。

7岁我跟父母搬家到天安门广场边上的胡同里住,我就有了一开门就能踩着地面的家,家里增加了尿盆这种配器,我除了学会了扫院子、捉虫子,也增加了倒尿盆的劳动。我也练就了对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视而不见的胆子。我的朋友是一棵石榴树,我的玩伴是几个踢皮球、玩奥特曼的男孩。

我免费的大型游乐场是天安门广场。

夏天我每天去广场。吃完晚饭我和爸妈推着自行车走过去,车筐里堆着枕头、凉席和吃喝。在广场上,我们随机找块地儿把凉席铺开,扔上俩枕头。我年幼懵懂,只顾横七竖八打滚,从不考虑姿势的问题。他两个爱坐着喝大保温壶里的茶。我们三个也经常放风筝,但把别人风筝线上挂着的灯当作星星去追的,只有我一个。

人民英雄纪念碑后面有一块长方形的地。纪念碑威风逼人,而这一块地却亲切热闹。这是一块滑旱冰爱好者的圣地,每天晚上他们在这里组成了一个畅快的漩涡。长方形的地四周站了围观点评的群众。群众的外围,散落着一些还没水平进场的初学者,唧唧歪歪的蹭来蹭去找感觉。

我原来围观,后来按捺不住,竟只用了三天的时间从初学者成功混入圣地。如今我仍记着那里面有个哥哥滑的好,人又帅,做梦都梦见他。多亏没有留微信也不曾认识,才保住了这美好的记忆。那时我10岁,是做为学霸而能潇洒于旱冰场的罕见现象。

我也是在广场上学会了骑自行车。练习骑我妈那个车把过于灵活而车闸又不好使的永久牌二四车。那时广场上人少,我得以在滑旱冰和骑自行车中,测试一个疯狂少女的速度极限。因此,我曾被风筝线绊倒而摔青了整个大腿外侧。也曾在国父像面前,忽然发现有一根绳子拦着,因而跳车逃生。好在并没有造成政治事件。

我判定我的乡愁果真存在,是20年后我再经过广场的时候,这是我已经搬离胡同的家多年。当然在这期间我知道这里一直在增加装饰:地砖全换新了,人多了带来最多的是痰迹,结实的金色围栏,安检的通道,摄像头,警卫和便衣,以及——故事。广场上不可靠近的面积日渐扩大。这种阻拦,我觉得是陌生人的对我的地盘的判决。然而我终于领悟了愁绪的,是一日偶然经过,所见四围的街口,严肃的特警车和荷枪实弹的徘徊者。它们清醒的告示我,这个空间再也与生活无关。

实际上,我的乡愁与无数的关于失落乡村的乡愁一样,是一场枉然,是一场自欺,是一场儿童剧。

这个敏感的地方、敏感的词语、敏感的书、敏感的电影。并非形成于我离它而去的20年。它一直都是。政治从未远离它,紧张感也是一样。同样的,当我的朋友回忆说,年轻时躲在夜晚的故宫里抽一支烟,感受天人合一的宁静时,我想告诉她,那个帝王的家,早已经积累了几百年的不安。

在这里,帝王曾拼命的装饰他们的生与死,但生的不安,死的不安。隆重的生,而骨肉相残,隆重的死,而棺墓被盗,抑或未经授权的接受参观游览。

于后世,这一切政治历史因遥远而褪去血色,对老百姓而言,只留下与生活亲近的魅力。那是过日子而产生的记忆——日子过不下去或者不让过了的时候,是另一回事。我的乡愁不关于别的,只关于一种生活的衰败。这种衰败随着摄像头和武器的增加,随着神经的日渐紧绷,真实的发生;也和对童年的梦幻记忆一样,被不真实地想象着。那时,我和那些不承担生活之苦的乡下儿童一样,因为活在幻想的世界里而不必关心所有的真实,得以获得单纯的快乐。

那紧绷的神经一直都在,而后来肃杀渐浓,说明它的确绷得更紧。只是我想到,今日在邻国日本皇宫的草地上,我还能躺着晒一会儿太阳,回望家乡,我确实有一些悲伤。时间常常让原本的政治地区生活化,而我们的生活地区的政治化,是我的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