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下半年,北京某大学邀请我去给来自美国的留学生讲课,甚至希望我每周讲一次,我总是以种种理由拖延和推辞,大学的讲坛不象饭桌上可以随心所欲,拿捏不住分寸,讲了什么不该讲的话,无疑会让邀请方尴尬。可是邀请方锲而不舍,我实在盛情难却,答应在这批留学生离京之前,与留学生见面,顺便扯一扯我所看见的一些社会异象。

据说这些来自美国的留学生,除了在这所顶级的大学学习中文,还特别关注社会问题,比如贫富差距、收入分配不公、腐败乱象以及劳工维权等等,这些问题是我在过去十多年最感兴趣重点关注的话题,数千篇时评杂谈,大概有一半都是这方面的内容,与留学生们泛泛而谈应该问题不大,只是站在什么角度来解读,依然拿捏不准。

对于许多人来说,中国如同一个双面世界,也有许许多多双面人。我想起法国《解放日报》北京分社社长十多年前的一番感慨,这位在北京生活了十多年的西方记者,面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由此引起的贫富差距,也表现出少有的困惑和无奈:他试图向一个远在巴黎的朋友解释中国,但对他而言,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如果只看到城市里拔地而起的高楼,飞速奔驰的磁悬浮列车,或者杨利伟壮观的太空之旅,他的巴黎朋友会认为整个中国都活在后现代的21世纪文明之中……如果将目光投向城市里下岗失业的家庭,或者渴望上学的农村孩子,或者农村早已崩溃的医疗保健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他会想象中国仍然存在于旅游商店里的黑白明信片之中……

这种巨大的反差存在于同一个真实的世界,这是一个双面世界,大都市的灯红酒绿之下到处游荡着满脑肥肠之徒,而贫困家庭的温饱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当一部分人在电脑前享受着现代信息社会的丰富多彩之时,另一部分人还生活在前工业社会极为单调的农耕时代,这种巨大的反差在世界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

当北京城的房价每平方米普遍触及或超过2万美元之时,当许多人拥有N多套这样的豪宅之时,你会发现,在这个五彩斑斓的城市里,许多谋生者包括那些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所谓精英,即使穷尽一生也买不起这个城市的房子!出城驱车不到两个小时,就会见到一群又一群衣襟褴褛的人,他们每年的纯收入甚至还不到1000元人民币,也就是只有一百多美元。

至于双面人,在中国比比皆是,那些在公开场合夸夸其谈的人,看上去有理想有抱负有诚信也有良知,可实际上,这些人既没有敬畏更没有底线,不仅疯狂掠夺敛财,更是冷酷无情残暴无比。如果只听他们的言语,会觉得他们很爱这个国家也很爱这国的人民,可实际上,他们早己背叛了这个国家和这国的人民,他们纷纷把亲朋好友送到了国外,也把巨额财产转移到了国外。

双面世界双面人的存在,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严重的挑战和危机,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一边是盛气凌人的权贵,一边是卑微可怜的贱民,一边是富可敌国的巨贾富商,一边是饥不择食的盲流。一个社会好比一个家庭,如果一个家庭有两个孩子,一个穿金戴银,一个衣不遮体,外人如何看待这个家庭?这个家庭的父母又将如何炫耀?

贫富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也是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无法逾越的一道鸿沟。一般情况下,贫富问题并不可怕,只有当贫富差距悬殊巨大,特别是造成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是来自体制或政策引起的收入分配不公,犹其是腐败大行其道时,贫富问题才会变得复杂并且伴随着危险。

贫富悬殊必然导致尖锐的社会矛盾,特别是贫富悬殊逼近社会容忍底线之后。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是判断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重要指标,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大于这一数值容易出现社会动荡。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上世纪60年代,中国基尼系数为0.17到0.18,上世纪80年代为0.21到0.27,从2000年开始,中国基尼系数就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

主要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在0.24到0.36之间,美国2007年为0.45,2013年为0.42。目前全球基尼系数最高的地方是非洲的纳米比亚(0.70)。2001年以后香港达到0.525,2006年高达0.533,2012年更高达0.537,香港成为已发达国家中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地区。

即使把发展中国家包括在内,香港和新加坡的贫富悬殊也十分严重,仅次于萨尔瓦多、哥伦比亚、智利、危地马拉、巴西、南非以及一系列非洲国家而排名倒数18位,2010年官方的基尼系数为0.342,2013年学者计算为0.36;、韩国、欧洲等民主国家的基尼系数均低于0.4。

国际上常用基尼系数定量测定社会居民收入分配的差异程度。认为基尼系数低于0.2表示收入过于公平;而0.4是社会分配不平均的警戒线,故基尼系数应保持在0.2~0.4之间,低于0.2社会动力不足;高于0.4,社会不安定。

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基尼系数为0.16(是绝对平均主义造成的),2007时已经超过警戒线0.4达到了0.48,目前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7。由于部分群体隐性福利和灰色收入甚至腐败泛滥,中国实际收入差距比这个数据还要高得多。

中国基尼系数高于所有发达国家(如日本基尼系数仅为0.23)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意味着未来中国很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进而造成社会动荡甚至危及政权稳定,而各种社会矛盾并没有随着维稳经费飙高得到有效化解。

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积极实施具有深远影响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让日本全体国民同步分享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尤为重要的是,在实施计划的十余年里,日本社会形成了1亿人口的“中产阶级”,实现了国民收入与经济的同步增长,真正实现了国强民富的战略目标。

蒋经国在台湾执政时期,台湾人均所得从482美元增长到5829美元。最高所得五分之一家庭与最低所得五分之一家庭的收入差距,仅从4.49倍微调到4.85倍。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同时让人均所得成长12倍,贫富差距却能限缩于8%,经济成长果实由全民共享,而不是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以改革开放的样板深圳为例,2016年台湾GDP折合3.7万亿人民币,深圳GDP为1.9万亿人民币,而在2016年,台湾的财政收入折合4800亿人民币,深圳的财政收入高达7900亿人民币!台湾的财政收入远低于深圳,而台湾却早己解决了全民免费医疗以及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还要供养一支独立的军队,深圳能够享受到所谓社保医保的人口只有区区几百万,庞大的财政收入也只是供少数人在享用。

再看看全国,去年巨额的财政支出,依然是庞大的公共建设支出、公共维稳支出唱主角,民生支出依然只是配角。轰轰烈烈的反腐虽然打掉了一大群“老虎”和“苍蝇”,但并没有改变民生艰难的现状,老百姓更没有从住房、出行、消费、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支出中,直接或间接感受到巨额财政赤字带来的好处,只是感受到越来越重的生存压力。

天文数字一样的财政支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而是老百姓身上榨出来的,国家富少数人富就意味着更多人穷,我们不应该为国家富少数人富而欢呼,更可怕的是,巨额财政收入只是用于少数人挥霍,许许多多更被腐败贪婪所吞噬,当老百姓的纳税比例已经等同于甚至高于发达国家,而享受到的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障却又少得可怜时,这个国家靠什么维护稳定保持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