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病君今天又无意看到了一篇日人民报的洗地文章,称中国阶级固化的论调不能成立,王宝强就是个例子。

人日专业洗地70年,这不稀奇,之前也为“”洗过多次,像今天这篇洗的如此弱智,这真的很稀奇。

人日的文章里写到中国自古不是阶级固化社会时,竟然举了刘邦和朱元璋做励志榜样,鼓励大家努力改变生活。

刘邦是在秦朝体制内从亭长干到皇帝的?

朱元璋是在元朝体制里从乞丐爬上龙椅的?

他们靠的是造反!是造反啊。都是趁着天下大乱,杀人放火打烂旧体制,打倒统治阶级,农奴翻身做了主人的啊,这让我等屁民怎么复制这俩励志对象的成功啊?

有病君读书再少,也知道我大天朝一个镇的派出所,仅在90年代就打掉了十几起揭竿而起试图复辟的“刘邦”犯罪团伙啊。

有病君要匿名举报人日里出反贼了啊!

考察一个社会阶层固化严重的程度其实很简单,只有三个指标因素:

上层阶级的青年是不是世袭化;中层阶级的青年是不是在“下流化”;底层阶级的青年是不是被边缘化。

上层青年的世袭化很好理解,富二代世袭财富、官二代世袭权位,拼爹、炫富的盛行就是典型的例证。

至于中间阶层的下流化,在高房价的背景下,财富向有产者和富人集中,加上向上流动的渠道受阻,“下流化”就成为必然。

而原本就处于下层的群体,在教育机会、就业机会和创业机会一无所有的情况下,还面临着户籍、就业等制度层面的歧视,因而愈发边缘化。

北京大学的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曾发布《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报告指出,2012年中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相比收入差距,中国人的财富差距更大: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这道鸿沟还在继续加深。

这样的现实,每个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都有目共睹,一个王宝强能说明什么呀?

有病君有时候真的很难理解,时下年轻人千军万马挤公务员这根独木桥的景象。

这真是非常难以理解的矛盾现象——一方面,过去30年的中国经济经历了世界经济史上从未有过的一次长期高增长阶段;与此同时,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又在中国引发了空前的人口流动。

然而,恰恰是在这样的高增长、大变动(意味着应当孕育数不清的重大机遇)时代,有着这个时代最敏锐的头脑的中国的菁菁学子、精英阶层却个个挤破脑袋的只想捧个安安稳稳的体制铁饭碗。

这根本不符人性规律的事情是怎么在中国发生的?唯一的解释只有一个:体制的饭碗不是铁的,而是金的!

虽然如今一个农民的儿子想要成为一名建筑工人、一个小生意人的女儿想要当上一位幼儿园教师……这样的身份流动是完全可能的,而且事实上每天都在成千上万地发生着,这与改革开放前那种生老病死统统由国家规定的僵化格局还是有根本性区别的。

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如今,一个没有任何“关系”的普通人想要像80年代那样仅仅靠敢于冒险、不怕吃苦就成为令左邻右舍羡慕嫉妒恨的“先富起来”的“万元户”,那种机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相反,在今天的中国,越是需要冒风险、越是干着格外辛苦的活儿,挣得越少;而少数另一部分人则既不需要承担任何风险、付出多少智慧和汗水,又可坐享无穷收益。

总之,稍微好点的事情已经越来越轮不到平民百姓了。

归根结底,社会阶层的固化或上升通道的堵塞,背后其实是利益格局的固化。

的确,中国经济仍在以每年7%以上的速度增长,也就是说,“蛋糕”仍然在迅速做大。然而,普通中国老百姓在不断增大的蛋糕中所能够分到的部分却越来越少。因为各级政府以及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利益集团通过行政力量和市场垄断,轻易地拿走了其中的大部分。

这也就是为什么务实的年轻人如今找工作首选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的经济根源——今日中国的社会财富分配规则告诉他们:如果你想要多分得一些蛋糕,最好成为那个执掌切蛋糕刀的人,而不是做蛋糕的人。

更加令人担忧的还在于,正是由于行政垄断之下的利益格局日益固化,创业和创新,在当代中国也变得越来越艰难、新的机会日益稀缺。

从去年一系列的政策出台打击滴滴打车就可以看出,政府部门和国有垄断企业假借“规范市场”之名,对社会上的创新活动行打压之实的事情,我们实在已是屡见不鲜。

这是因为,创新必然要动到既有利益格局的“奶酪”,而感受到威胁的利益集团则必然先下手为强,将这种威胁扼杀在萌芽阶段。

改革开放前半段,由于寄生于政府行政力量的垄断利益集团尚未形成,或者说它们本身也在快速地流动变化之中,所以,小到街边小饭馆这样的自主创业,大到门户网站这样的经济科技创新……新的机会层出不穷,造就了众多成功故事。

换句话说,那时还有一些头脑灵活的人在体制边缘或干脆在体制之外凭一己之力做出了一块新的蛋糕。

但在今天,这样的美梦也正在被无情地掐灭。

在这样的时代里,拥有理想是种幸运,而不是崇高,谈论爱情是种奢侈,而不是浪漫。

在这样的时代里,我更愿意相信,阶级与阶级之间已经不是一层楼上的平起平坐,而是金字塔与食物链的关系。

有病君一直认为贫穷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不是经济现象。想要理解所谓的贫穷,我们得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

在古代欧洲,贫穷现象更多地是在宗教道德领域被人解读的。穷人阶级作为一种既定的社会存在,其意义在于证明了上帝安排的“神圣秩序”,也就是说,贫富乃是天注定,大量穷人的存在也就成为了教会有组织进行施舍救济的背景,体现着上帝对子民的关怀以及宗教社会的和谐盛景。

直到近代商业社会,经济获得大发展,人们逐渐不再将贫穷视为上帝的安排,而视作一种可待改善的经济状况。

毫不夸张地说,是现代商业社会重新“发明”了贫穷,把它从道德领域直接拽到了经济领域。

但商业社会的到来真的让贫穷的人口消失,并且给了每个人致富的机会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贫穷的表面原因是因为财富的匮乏,但其深层的原因是因为社会机会的不平等。

而这种机会的不平等会让那些原本有可能凭借自身的智慧和能力改变经济状况的穷人失去重要的脱贫机会。

而在中国,穷人意味着社会竞争中被淘汰的那一批人,或者说是一群经济上的“失败者”。在社会“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下,失败者的增长肯定是远多于成功者的。而在一个成功学泛滥的社会,穷人阶层往往被主流文化所先天忽略。

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财富流向的不合理源于国家分配体系的不公正。因此,制度层面的不合理是导致一个社会贫富阶层固化直接原因。正因为这个巨大而不合理的制度存在,一个国家里的绝大部分穷人被挡在富裕的大门之外,或者说被剥夺了可能致富的机会。

而机会的不平等首先就体现在教育上。

众所周知,富人通常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而教育程度低造成穷人就业的困难,因此,不得不谋生的穷人们只好跻身为城市非正规经济大军的一员。

地摊、小贩、打零工等等活路成了这些人主要的谋生手段。但这些报酬低廉的工作实际上无法让他们积累足够的储蓄和资本,他们的后代实际上也没办法得到更好的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也没有经济能力独立创业,如此,贫穷的恶性循环依旧世世代代延续。

中国人常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为贫穷的人创造一个更良性的社会经济环境,为他们提供原本属于他们的机会,我想这才是我们应有的扶贫逻辑,而不是一边吃相难看的掌管着切蛋糕刀,给自己爱切多少切多少,一边却频频的祭出强行正能量美文,指责穷人都是自己不努力,政府不应该成为背锅侠。

虽然绝对意义上的“机会均等”乃是一种幼稚的臆想,但是,容许贫困肆虐的社会显然是不道德的,因为这意味着社会里的资源和机会分配出现了严重的不均等。

改善贫困当然没有某种一劳永逸的办法,我们不能理所当然的把穷人视为不可救药的“失败者”或“懒人”,然后假装找到了解决贫困的办法。

承认这一基本事实,承认贫困的形成有着复杂的社会肌理,才是人们与贫困作斗争时所应有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