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丹鸿按:1949年以前,西藏安多下阿坝各部,安斗八寨,上阿坝六寨,果洛麦玛四寨,贾格,麦昆四寨等一大片区域为第十五代美颡王华尔贡·成烈热布丹统治的王国。美颡·贡宝措是美颡王华尔贡·成烈热布丹的小女儿,1989年流亡印度,现居达兰萨拉。她回顾了美颡王夫妇在劫难逃的命运,讲述了自己的悲惨身世。但不仅如此,这也是西藏安多当代浩劫的一页。
采访地点:印度 达兰萨拉 贡宝措女士家
采访时间:2009年8月
采访者、整理者:唐丹鸿


采访者唐丹鸿与贡宝措

二·幸福止于1959年

1949年后,由于我父亲的特殊身份,共产党给了他比较高的职位,让我父亲做四川省藏族自治区副主席,后来又担任了阿坝州副州长、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民主委员会委员、第一到第三届人大代表等职务。

1959年的一天,我舅舅突然去世了。他是红原嘉绒乡的头人。那时我母亲那边的家人全都去了拉萨,只有这个舅舅还在阿坝,我妈妈带着我去奔丧。我爸爸留在家里,那时他还没被隔离审查。我年纪小,奔丧呆了多久我也不太记得了。回到美颡官寨的那天晚上,我看见河边到处是一堆堆篝火,有很多人,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开始敲我家的门,一边敲一边大声喊,从小把我带大的保姆就出来了,她跟我妈妈讲了一些什么,我妈妈就哭起来了。当时我还想:为了舅舅去世,妈妈不是每天都哭吗?所以我也没在意。可是保姆见我妈妈哭,赶紧小声说:“别出声,别出声!”就这样进了家门。

第二天,我们本来从小有个习惯,早上要到父母的房间里去,对父母说早安,晚上睡前也要去道晚安,道晚安的时候,爸爸通常要问今天做了什么,你今天如何如何,应该怎么做人等等,教育一番。可是那天早上起来后,没按老规矩去爸爸屋里,我年纪小也没在意。然后见大人们在收拾东西,他们也叫我收拾我自己的东西。我呢就摸我的玩具,我的保姆就过来,责备说:“你要这些东西干什么?”我也不懂,看着这些大人,心想:他们在干什么呢?我只关心我的玩具,因为这些玩具好多是别人从外国、从印度带来送我的礼物。我到现在还记得,我有一个苹果,外面看起来是一个苹果,可是打开里面又有一个,再打开里面还有一个,我很喜欢,还有一些不倒翁之类的,我就在那儿摆弄这些东西,说这个我要拿走,那个我要拿走……接下来,就看见外面来了一辆吉普车,我那时没见过吉普车,只听大人们说马上就要走了,我看见人们在哭,我妈妈也在哭……

最后所有人都下楼到了院子里,母亲等大人们在朝着官寨磕头,我只顾在那儿串来串去,看汽车,因为以前没见过嘛。然后我妈妈就过来打了我一巴掌,妈妈从来没有打过我,我想今天妈妈为什么要打我呀?我很困惑。然后妈妈也叫我和姐姐磕头,等我们磕了头,就把我们弄到了车上。然后就见家被封起来了,我还依稀记得贴封条的情景。从那以后,我们就搬离了美颡官寨。临到走的那一刻我都没见到父亲,后来才知道,在我跟母亲去舅舅家奔丧期间,父亲已经被弄到阿坝县接受审查去了。


美颡杰布华尔贡·成烈热布丹

母亲、我和姐姐被送到了成都,我跟妈妈一起住在成都民委招待所。有一天,那里开四川省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我正要去食堂打饭,我什么也不懂,径直往食堂走去,这时从食堂那边过来了几个人,他们是成年人,来参加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都是党员,也是藏族,都是阿坝马尔康地区的。他们指着我说:看那个狗崽子!我想:什么是狗崽子啊?他们还问我:“你妈妈在那儿?”我说我妈妈在家,我懵懂不知啊,他们就打了我几下,嘴里说狗崽子什么的,然后走了。第二天母亲又让我去打饭,我很害怕,怕那些人又会来打我,我就藏在路旁树林子里面,等啊等,看那些人吃完饭离开了,我才赶紧冲进食堂打了饭。可是从食堂出来,他们又来了,那时我们打饭的饭盒是那种几层的饭盒,他们就把我的饭盒踢飞了……我回到家,母亲问怎么玩这么久?那时我母亲成天为我父亲的事哭泣,我也懂一点点事了,不想让妈妈伤心,如果我告诉她有人打我,妈妈肯定要伤心,起初我就没告诉她,可是我没有拿饭盒回去啊,所以我就对她说饭盒摔坏了。可是第二天妈妈又叫我去打饭,我就哭了,说我不去,我妈问怎么了,我就给妈妈讲了,妈妈说那我们就不去打饭了。然后她就带着我绕道去了招待所外面,买了一些饼子回家。那个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大概开了一个多礼拜,这一个多礼拜我们就没出门。那时我非常困惑:这些人怎么突然就成这个样子了啊?人怎么突然就变了?

那时成都军区的韦副司令,他是壮族,我们也是少数民族,因为都是少数民族吧,他对我们很关心,把我和姐姐当自己的小孩一样,经常来看我们,什么端午节中秋节的,都来看。那时我父亲还没有回来,那是民主改革期间,各地的头人土司都遭到了迫害。我父亲被当局弄到阿坝县,让他接受老百姓的批斗改造,但是老百姓不肯批斗他。政府的人就把他关在一间房子里,让他隔离“学习”,整天看批判他的大字报、小字报,将近两年都是这样。两年以后,我爸爸来到了成都,他完全变了一个人,不再像以前那样。他不说话,一个人闷闷地坐在屋子里,把窗帘关起来,袖子里藏着佛珠悄悄念,任何人也不见。我那时七、八岁,对我来说全家团聚在一起,我就觉得快乐。后来我父亲被送到了四川医学院,那里有个精神科,我爸爸在那儿接受治疗,每天电疗。那时我还小,不太清楚,好像说他得了精神分裂症。

我们一家人团圆了,我就觉得日子好过了。通过成都军区的韦副司令、郭政委的关系,还有天宝,他是我父亲的老朋友,由于这些关系,加上我父亲的特殊身份,我和姐姐进了八一小学。八一小学里都是部队子弟,主要是成都军区的军人子女,另有少数几个高干子弟,比如李井泉、李大钊等人的小孩,少数民族就我和姐姐,她读六年级,我读一年级。前面我讲到的韦副司令韦伯伯家的小孩,因为也是少数民族,壮族,所以我们接触多一些,整个学校少数民族就这么一两家,大家还是觉得比较稀奇,对我们倒是蛮好的。当然关系特别好的,还是跟韦伯伯一家子和成都军区郭政委家,两家大人关系很好。我父母不在成都的时候,我跟我姐姐就住在天宝家,天宝一家照顾我们。

1963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我们在成都,我在学校情况还行。我爸爸的待遇是“小灶”,我们家属是“中灶”,家里的通讯员、工人等是“大灶”。在我们家,无论“大灶”还是“小灶”,全都买回家装成一锅,大家一起吃,没有区分。我爸爸那时常常教育我们:“你们现在出去看看,外面多少人在吃树皮、树根……唉外面死了好多人啊……”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我们就那样住在成都。


美颡杰布华尔贡·成烈热布丹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