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于2005年的《》,讲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两个男人的爱情故事。

1986年春暖花开的时候,他们选了一个日子,走进了照相馆,照了一张两寸的黑白半身“结婚照”。一个坐得高点,一个矮点,两个人的头紧挨在一起。照片以“战友”的名义进行。

“有甜蜜,有喜悦,更多的是悲壮。没有人这样,也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着,但我们认为这样是对的,这是我们想要的生活。”

他们衣服、鞋子的号码都是一样的,不分彼此。陈勇林 摄

文|南香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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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男孩

李蜀仁说他曾是一个朝气蓬勃的男孩子,调皮,打架,喜欢一切冒险的事。和李蜀仁一个院子长大的吕光美说,李蜀仁常常被母亲拿了竹竿子打得满院子跑。“性子野得很”的李蜀仁和别的男孩有一点不同,就是在青春萌动的时候,他脑子里幻想的“全部是男人的身体,只要是去找女孩的事,一帮男孩兴奋得一哄而上,我就躲得远远的,一点兴趣都没有”。

而孙庆生的性情和李蜀仁完全不同。从小他就是一个漂亮、羞涩而内向的男孩,女孩喜欢的事情他最为精通,踢毽子、跳绳常常是女孩纷纷败下阵来,最后他还留在场上。在大学里,因为舞跳得好,他成为学校舞蹈队的成员。一张30年前的黑白照片留下了他跳舞的情景:一个大眼睛的男孩,全身充满韵律,四肢张开,好像要飞起来一样。

两个男孩的第一次性经历都是和男人发生的,都是在看电影时结束了童贞。

李蜀仁说他这一生从来没有对女性有过性冲动。他认为他的“毛病”是娘肚子里带来的,并且坚信这一生无论用什么方法都不能改变,除非将他的肉身化了,投胎重做。

孙庆生不能肯定,如果他的第一次是和一个女性,他是否会成为“另一种人”,他可以肯定的是,自从有了第一次,他的性取向就变得非常地确定。

但是那是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们为自己的与众不同而痛苦欲死。

“半夜醒来枕头常常是湿的,就是在梦中也想不通自己为什么是这种人。”

这种人在那个年代被看成是不男不女的人妖,是怪物。

“你得强装笑脸言不由衷戴着面具生活。”

最大的痛苦不仅是这些,最主要的是搞不懂自己为什么会这样。

李蜀仁偷偷地去找过医生,医生说是他的“世界观有了问题”,建议平时加强世界观的改造,多进行体育活动,将注意力转移到运动上来。

孙庆生直到上大学的时候才查到了“同性恋”这个词:“由于男子或女子的某一方的不愉快而孕育的孩子,容易出现性倾向问题”,这个让他匪夷所思的说法并没有解决他的困惑:自己是不是个妖怪;自己是不是得了一种病;这种病是不是可以改掉或者治好;自己将来怎么生活……

1980年代初李蜀仁和孙庆生各自生活在成都和重庆。李在一家工厂,是顶替父亲才从下乡的知青变成工人的;孙在读大学,因为考上了大学才离开乡下。那时候他们都27岁了,在各自不同的城市经历着相同的煎熬。

孙在大学里恋爱了,是一个男孩,学校学生会的主席,大学里的公众人物。“我们之间好像有磁铁似的,很’微妙’,不知怎么心就相通了。”

但是两个人同时都变了,阴影长在心里了,眼睛总是瞟来瞟去,贼溜溜地观察每一个人的表情,终于他顶不住压力,找了一个女孩“耍朋友”去了,他要证明给大家看:我很正常,我对女人感兴趣。

实际上他根本不碰女孩一下,女孩假装和他比个子脸都快贴着脸了,他心里明镜似的,但就是不能拥抱她。

“我们剧烈地吵架,我痛苦地用头撞树,整夜地哭,想死。”

飘飘

成都人对同性恋者有一个形象有趣的称呼:“飘飘”,将同性恋活动的地方称为:“飘场”。

李蜀仁对此的解释是:同性恋者就像“浮萍”,一方面是活动场所的漂浮不定,一方面是心里的飘的感觉。

孙庆生大学毕业以后到了成都一所中学教书。

两个人接触,你喜欢别人,别人可能不喜欢你;别人喜欢你,你可能又不喜欢他。交往长的,维持几个月,短的,就一次两次。“那是一种魔鬼般的不可扼制的诱惑,知道那个不能干,但就是抑制不了自己,骂自己和畜生一样,恨自己受性的驱使。”李蜀仁说,“分手,伤害,伤口都留在心里。时间长了,觉得在这个圈子里没有真感情。”

在李蜀仁母亲的眼里,这个二儿子是个惹事生非不安定的家伙,高兴了东游西逛整天不回家,不高兴了睡在床上几天不起来。可他也是最被看重的孩子,三个男孩里他长得最健壮,另两个男孩先后结婚生下的都是女孩,传香火的重任非这个二儿子莫属,所以父母像搞轰炸似的介绍对象,逼着他结婚。可他多漂亮的女娃见都不肯见,逼急了就说要自杀。

“他冲着我妈妈喊叫:’你咋的把我生成这样子嘛’,我们一直都不明白这句话是啥意思,妈妈把他生成啥样子了,不是好好的嘛,一个人高马大的大男子汉,这句话就像是一个谜语,我们一家人猜了20年才搞明白。”李蜀仁的大姐说。

“我们这些人的眼神都是一样的,飘飘的,很茫然的。”李蜀仁说。

“飘泊够了,好没意思。”孙庆生说。

“有一次在浴室里,看到一个年龄大的男人靠近一个年轻的,结果被那年轻人一耳光掴在脸上,我当时心都寒了,我们这些人老了怎么办?”

你的欢乐悲伤总得有人说,你得有人分担,你得有寄托,“这一点上我们这样的人和男女之间绝对是一样一样的,而这种情感是父母兄弟之情所不能替补的。”

李蜀仁和孙庆生都在心里生出一种渴望:找一个男人,托付终身。

定情

一本书救了孙庆生。那是一本从香港影印过来的书,白色的封面,没有书名,也没有作者的名字,繁体字,用红的笔、黑的笔画满了道道圈圈,从插图和文字一下就能看出这是一本严肃的介绍同性恋的书。这本书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流传到了成都。

他第一次获得了有关同性恋的知识,他明白了自己是一种特殊性取向的人,并且这种性取向是终身的,不能通过医学的手段进行改变。他第一次知道世界其他国家也有像他这样的人。从十五六岁到30岁,他用了近15年的痛苦与折磨才确定:自己是一个同性恋者。

“一天深夜,一个陌生人咚咚地敲门,一进门他就说他是一个同性恋,说自己不想活了,但听说我这里有一本书,想死之前看一看。”圈子里的消息传得特别快,但被人找上门来孙庆生还是吃了一惊。这本影印书在圈子里流传,每流传一个人,书上就多一些道道圈圈。

孙庆生至今还保留着这本书。看过书之后,他在圈子里求证:同性恋应该选择怎样的生活。应不应该和异性结婚。和异性结婚的人有没有改变性取向的。结婚的人是不是幸福的。

“我看到听到了一个个悲哀伤感的故事,结婚,离婚,再结婚,再离婚,最后出家做了僧人,就是做了僧人还是改变不了。我打定主意决不选择和异性结婚。”

就在这时,一个深爱孙庆生的女同事因为对孙的失望从学校出走,这在学校引起轩然大波,学校领导找他谈话,让他对姑娘负责,孙说,我连她的手都没拉一下,负什么责?

就在承受着内心和社会双重挤压的时候,1985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在成都著名的“飘场”———劳动文化宫的水池边,孙庆生看到了李蜀仁。

“我们一见钟情。”“我假装要抽烟,凑上前去说:’借个火’,实际上我身上是有火的,他没有将燃着的烟递给我,而是很郑重地从包里掏出火重新给我点上。”

李蜀仁对孙庆生的评价是性格温顺,温文尔雅,一看就是有文化的人;孙庆生欣赏李蜀仁随和中带点邋遢,性格刚烈,敢作敢为,有头脑不莽撞。

“这是一种缘分,1000个里都不会有一对。”激情过去之后,是两人精神的契合。“你有喜悦想第一个告诉他,他有悲伤想说给你听,那是一种甜蜜的感觉。”

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对将来的打算上一拍即合。“当时我说出了上半句,他马上说出了下半句,就是托付终生,白头偕老,一生一世在一起生活。”

这种想法在当时无异于离经叛道,在他们所知的同性恋圈子里,没有人以这样的方式生活过。

“我最佩服的是李蜀仁的勇气。他完全是靠自己的思考和对自由生活的渴望而萌生出这个想法的。他这么想,就这么做,在我们认识他一个月后,他就带我住进了他的家里。”

当然,孙住进李家的大杂院是以“战友”的身份。但是,这个住着20户人家、吃饭时都端着碗在院里、每家每户都没有隐私的大院里的人们很快就嗅到了什么。

“两个大男人住在一起,出双入对的,大家都感到奇怪,背后指指点点,当面又不好说什么,毕竟是几十年的老邻居了嘛。”李的邻居吕先生说。

“结婚”

1986年春暖花开的时候,他们为自己的婚姻举行了一整套复杂的程序。

先是选了一个日子,一个是3月6日出生,一个是3月27日出生,“结婚”的日子就选在中间。

他们走进了照相馆,照了一张两寸的黑白半身“结婚照”,一个坐得高点,一个矮点,两个人的头紧挨在一起。当然,这样的照片以“战友”的名义进行。

他们花70元打了一辆出租车,70元是孙庆生两个月的工资,到沱江边的朝阳湖,李蜀仁曾经下乡的地方,举着拳头对苍天发誓。

在他们的影集里,还珍藏着当年的照片,那是请出租司机拍下的,照片上洋溢着1980年代的时髦气息。一座塔下,两人靠得很近,李蜀仁烫着卷发,夹克衫,孙庆生穿着西装,打一条大红色的领带,喇叭口的裤子。

“有甜蜜,有喜悦,更多的是悲壮。没有人这样,也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着,但我们认为这样是对的,这是我们想要的生活,起码我们没有去害那些无辜的女孩。”

李蜀仁没敢将这次行动告诉家人,孙庆生写信告诉了妹妹———6个兄妹中和他最亲近的一个。他写道:我本来不想走这条路,但上天安排我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很孤独,也很寂寞。

妹妹回信: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理解你,因为我们的血管里流着相同的血。我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寄上100元钱,作为你们结婚的礼物。

“我捧着信大哭一场,这是我们收到的惟一礼物和惟一的祝福。”

举行过“结婚仪式”之后,李蜀仁带着孙庆生和自己母亲、大姐一家人到北京、西安做了一次旅行。表面是一家人的出行,暗中是两个新婚人的蜜月。李的大姐记得很清楚,在华山拜神之后,弟弟抽了一签,是“下下”签,上面写着“天崩地裂,天打五雷轰”,求山上的道士解签,道士看过之后变色,坚辞不肯。

“我当时也有点害怕,但我还是相信自己是对的。下山之后我就把我和孙庆生之间的事告诉了大姐。”李蜀仁说。

李家大姐真有点五雷轰顶的感觉,第一反应是弟弟不要是得了什么病了。

大姐告诉母亲,母亲说,不可能,你看两个男人喉头都大大的,怎么会嘛!

李家父母是老实巴交的人,父亲信佛,长期吃斋,母亲胸前吊着一个袋子,一只手总是藏在袋子里,捻着里面的佛珠,捻一个珠子念一句佛。让他们接受这样的事,不容易。

不要再逼他结婚了,只要他们不犯法,他们想怎么过就怎么过吧。再说了弟弟连个工作都没有,人家孙庆生还是大学生、中学老师呢,过一天算一天吧。这是李家大姐劝父母的话。

虽然心不甘情不愿,父母还是为他们腾出一间平房。大姐从心疼弟弟的角度接受了这个事实,另外的姊妹兄弟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和李蜀仁疏远。不管怎样,两个男人开始了他们的“婚姻生活”。

创业

孙庆生曾表示,自己一个月有四五十元的工资,两个人生活足够了。李蜀仁断然拒绝:你等着,我会打拼出来的。

前几年,李蜀仁因为偷渡香港失败还被开除了公职,认识孙庆生的时候是个今天偷偷卖点水果、明天卖点杂货的游民,常常身无分文。

有一天李蜀仁和孙庆生商量,到成都郊区废品收购站淘些旧书来卖,然后他骑了自行车到垃圾堆里去扒。

“晚上回来的时候,一个自行车上驮着三五个大塑料编织袋,人变得小鬼一样,整个脸上都是泥土,只露着眼睛和牙齿。”李蜀仁的母亲心疼地说。

母亲说,自从和孙庆生在一起,这个“野”儿子就变了,变得连眼神都温顺了,突然之间就不那么慌慌张张的了,不再和父母大吵大闹,知道对父母好了。

李蜀仁说,不知怎么的,自从有了“家”之后,心里

突然就生出了一种责任感,这种责任感让人心里踏实———就是为了对方,必须好好生活,不能为所欲为了。

两个人将收回来的旧书分了类,政治的、文学的、考试复习资料等等,在成都最繁华的春熙路摆了个地摊。

“我记得第一次出门摆摊时的情景,书放在一个四轮车上,准备推到市场上去,我从蜀仁手里抢过了车子,说,这历史性的第一步我来帮你推出。”

那时候的书便宜,三五元一本,旧书以半价销售,第一天拿出去的是20元收来的书,一售而空。

他们太兴奋了,晚上两个人把角角分分的钱摊在床上,头对着头一张一张地数过,发现手里的钱变成了60元!李蜀仁半夜跑去大姐家报喜。

“弟弟一见我就大喊:姐姐、姐姐,我们赚钱了,他那高兴的样子我永远也忘不了。”今年已经60岁的大姐激动地回忆,“从此,他们就开始着迷一样地赚钱!”

那时,孙庆生在学校里还有工作,上课时包里装着塑料纺织袋,一下课就直冲废品站。“最甜蜜的回忆是两个人在某个废品站的不期而遇,那感觉就像是一场美丽的邂逅,两个人要高兴好半天。”

他们在春熙路上摆了6年的地摊,为了长久地在一起,也为了摆脱学校压抑的环境,孙庆生不辞而别放弃了工作,和李分了地盘——将成都的所有废品站划分为二,一人跑一半。校长特意找到书摊,劝他回去,说“你可是我们学校惟一的大学本科学历”。

两人的行为在圈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每天摆摊的时候,总有一群“飘飘”远远地蹲在对面看热闹,高一声低一声地喊:破烂有没有得卖!地摊上的两人只装听不见。

生意好得出乎意料,也许是旧书迎合了1980年代对知识的渴望。6年后,他们盘下了一间6平方米的小店开始做图书批发生意,经济上的成功使他们能够更多地承担家族责任。李母没想到的是,最终为她养老的是这个儿子。李蜀仁用卖废书的钱,为母亲买了一套房子,请了保姆照顾她;家里兄弟姐妹中下岗的、生病的也是他出面照应;侄甥一辈上学、就业也是他出面打点;甚至照顾大杂院的邻里。

事实上,这一家人和这一个大院的邻居们接受他们大约用了10年时间。

出轨

激情过去之后,这对男人的“婚姻”也出现了“七年之痒”。

李有了新的性伙伴,开始不回家。孙愤而出走。

“嫉妒、被骗、背叛的感觉,和一个被欺骗的女人的感受是一样的。”

李蜀仁发现孙出走后立即连夜地找,找到后就求他回来。他知道失去了孙庆生,他再也不会有“家”了。但他又会再次出轨。

不止是李蜀仁出轨,孙庆生也承认他也有过出轨,并且不止一次。

对于没有任何法律约束的同性恋人来说,忠贞意味着什么?他们的理解是:“不把真爱交给别的人”。“当给对方造成伤害时,立即就刹车”是两个人都在遵守的原则。

“家是纽带,也是我们守护的底线。”

谈到20年间感情的波折时,他们都认为同性之间维系情感更不容易。这个世界为异性婚姻提供了无数的范本,从小孩子时社会就在向他们灌输:从此王子和公主过上了幸福生活。但没有一个范本提供给同性的。

“对异性婚姻来说,都是合的力量,父母亲人家族的力量,法律道德的力量,还有异性恋大多有孩子,孩子是维系两个人的坚强纽带。但对我们来说,都是’分’的力量。”

同志圈子近年有了很多变化:社会环境更宽松了,成都有了10家同性恋酒吧,年轻一代可以在相对公开的场合相聚,而公园里、马路边的“飘场”变少了;年轻一代的困惑少多了,更多人不再选择和异性的婚姻,而是选择同性长期的“准婚姻关系”。

但是同性恋者的情感困惑并没有减少。他们很难相守在一起,一周几次的约会,使大家在一起几年都不能彼此习惯和包容对方。“恋爱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李蜀仁说。“我们也会像异性婚姻一样,会面临性格的不和、理念的冲突或者世俗的压力、情感的淡漠等诸多问题。有一个关节点很难逾越,这就是从激情的爱转化为亲情。

为了守护自己的婚姻,他们在1995年买了房子,离开了大杂院。他们特地选择了一门一户的楼房,并且选在了最高层。他们还是过着隐身的生活。新楼房住户们不知道这两个男人的秘密;他们的商业客户们不知道他们的另一面。

在户口本上,李蜀仁是楼上那一套房子的户主,他和儿子是成员;在另一单元的母亲的户口本上,孙庆生是李蜀仁85岁老母的儿子,房子的产权是孙庆生的。

“我们给自己营建了一个小社会,这个小社会只有那些可以理解包容我们的人:双方的家族、个别的老同学、大杂院里的部分邻居,还有圈子里的少数朋友。只有在这里面,我们的婚姻才是安全的。”

建这样的小社会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他们必须扮演好多种角色:遵纪守法的公民。事业成功的商人。温和有礼的邻居。孝敬父母的儿子。慷慨大度的兄弟。互敬互爱的“夫妻”。还有,好父亲。

儿子

在李蜀仁父亲的力主下,他们收养了一个孩子。孩子到他们家的时候只有12岁,现在已经27岁了。父亲的本意是养儿防他们老,但后来孩子带给他们的是做父亲的体验。

“我们一开始并不喜欢他,他打破了我们两个人的生活。但现在看来父亲当年是对的。”李蜀仁说,“除了性取向之外,我们所有的情感需求都是和常人相同的。包括爱一个孩子,做父母的渴望。”

儿子来的时候非常瘦小,常常有病,两个男人便带着他跑医院,为他焦虑,为他心疼。孩子喜欢性格温和的孙庆生,孙庆生也喜欢孩子。这个孩子把李叫“二爸”,他是李的侄子,有血缘关系,把孙叫做“孙叔叔”。

孙叔叔照顾他的起居生活,帮助他学习英语,而二爸则在他的学业前途等大事上作决定。“我记得孙叔叔常常带我上街买吃的,他很高,我总是紧紧扯着他的衣角。

李蜀仁记得送儿子上高中时的情景,他担心瘦小的儿子被同学打,一路上不停地叮嘱唠叼着,等儿子进了学校的大门,他心里一下子空了。

李蜀仁说,圈里还有三对也收养了孩子,都是在孩子吃奶的时候抱来的,最大的已经长到十四五岁了。他拿出影集,有一个漂亮极了的女孩,李蜀仁说,两个爸爸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她身上,让她从小学习舞蹈,用心的程度比亲生父母一点不差。

儿子13岁的时候,给自己重新取了名字,叫“磊”,李蜀仁说,好啊,你是上面的那一块石头,我和你叔叔是下面的那两块,你要是不听话,下面的两块就把你顶下来。

儿子上大学的时候,学校里出了一个老师和学生同性恋的事,大家都在议论,小伙子突然想到:自己家里还有一对啊!

明白了一切的儿子并不说出来,他留心地观察着两个男人的生活,发现他们那么默契,那种相互的感应只有长期在一起生活的人才有。

他们衣服、鞋子的号都是一样的,从来不分彼此;他们的性格完全不同,但是那么地和谐。二爸喜欢自由自在,因此他负责在外面进货跑生意,叔叔性格细腻,负责守摊打理店里的事,几千种商品在他的手下,摆放得整整齐齐。他们从来不会为钱的事吵架,两人挣的钱都放在家里,即使在二爸炒股赔掉几十万的时候,叔叔都没有一句埋怨。

二爸给他父爱,严厉与原则,叔叔给他的是母爱,呵护与帮助。在他深刻的记忆里,是他和叔叔一起摆书亭卖报纸。天快黑的时候,报纸卖不掉,叔叔就拿着报纸到人多的天桥上高声叫卖。一个40多岁身材发胖的男人,当街叫卖报纸,很多人会拉不下面子,“但是我二爸和叔叔从来不虚荣,默默地吃苦。他们教给我很多东西。”

从事同性恋研究的张北川教授专门问过李的儿子:在这个家庭里长大,性取向会不会受到影响。得到的回答是:我爱女孩。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主要人物为化名)

本文原载于2005年9月《南方周末》(ID:nanfangzhou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