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忠在为哥哥写的书的自序中写到：他以死来证明‘毛政权下有义士’。刘文忠希望，哥哥的思想可以得到平反，哥哥的墓碑将来能树立在上海文化广场。
1967年2月，一群北京居民在市中心印有巨大毛泽东主席的海报下走过。摄：JEAN VINCENT / AFP
上篇已于2016年12月24日刊出，点击此处即可阅读。
一直到两年之后，日夜牵挂着哥哥安危的刘文忠，才知道哥哥已被枪杀。
被抓之后，刘文忠遭遇了严酷的审讯。两年在狱，他唯一挂念的是哥哥。每天，他翘首看着关重刑犯的监室，期盼能看到哥哥的身影。但最终，只是失望。
1967年3月9日，刘文忠又一次被提审。在审讯室，他看到茶杯被摔碎在地上，桌椅折断，审讯者恶狠狠地大骂刘文辉。他预感到不祥。回到房中，有经验的狱友判断，可能是他们刚刚提审过哥哥，而哥哥的态度显然是不肯屈服。
一直到很多年之后，刘文忠才证明狱友的判断是对的。哥哥在1967年3月15日被判处死刑。3月9日那次审讯，很可能是他们给刘文辉的最后机会，而刘文辉坚决不认罪，并和审讯者产生激烈的冲突，最终让他们下定杀死他的决心。判处死刑之后，刘文辉又被关押了半个月，一直到3月23日，在庆祝上海革委会成立的一片喧嚣之中，他被杀害。
“毛极权之下也有义士”
当时，被关押中的刘文忠，对这一切一无所知。一直到两年后，他被押出去批斗，在高呼的口号中，听到了一句：“坚决支持镇压反革命分子刘文辉”。他才知道，哥哥死了，他再也见不到哥哥了。他哭得瘫倒在地上。
哥哥承揽了所有罪责，刘文忠得以被轻判，管制三年。但之后，他因在监狱里说过“要为哥哥报仇”以及偷偷办读书会等，再次被判刑7年，到1979年，坐了13年牢。
后来，刘文忠才知道，哥哥被枪决那一天，一大早，父亲就跪在工人新村门口，广播里在喊：“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刘文辉在今日被镇压！”对刘家父母的批斗大会也在当天召开。
下午，送死刑执行通知的人来了，母亲交了四角钱的子弹费，就晕死了过去。接下来的一年里，母亲多次差点自杀。可是啊，“那是死都不敢去死的年月！”
彼时，文革尚在初期，公检法还没有形成“一条龙”。判决之后，哥哥的遗物照旧例被送到了家里，包括一床棉被、一双鞋和一条皮带。
父母懂得自己的儿子，知道他一定会留下东西来。母亲极为小心地拆洗儿子留下的棉被，果然在夹缝里，找到了儿子的遗书。那是两张薄薄的16开练习纸，正反面都写得密密麻麻。前面是墨笔，后面就全是血迹了。
父亲保存下了遗书，但日夜不安。两年后，等家中的老五文龙终于获准从云南回上海探亲时，父亲让他把信带回云南。
随着文革形势越来越紧迫，天天有人来刘家查抄。为了保存下哥哥的遗书，刘文龙用家中的电话号码，再加上ABCD等英文字母，用编码电报的方式，把遗书上字的排序打散，再抄到《毛泽东选集》的边上。
等最坏的时候过去，他又一个字一个字地把这封遗书复原了。
这封遗书的内容，最后一句是：“我的死证明：毛政权下有义士。我在毛的红色恐怖下不做顺民，甘做义士！”
“毛作为个历史人物对中国人民是否有功由历史评论。但自56、57、58、59年后就转化到反动方面去了。整个世界在变化，但他竟这样昏聩、刚愎自用、踞功自傲，自诩为救世主，以致内政、外交竟是乱弱难定，计划越来越冒险，成为国家的灾星。无产阶文化大革命正是他强制人民服从、清除战友政异、玩忽职守、草菅人命。我向世界人民上诉，我是个国际主义者，我反抗毛所谓解放三分之二的谎言野心，反毛的扩张主义；先烈们，我上诉毛贪天下之功为己功，把先烈血换的家业作为实现自己野心的本钱；我向人民上诉，毛的阶级斗争理论与实践是反动的，是奴役广大人民的。我将死而后悔吗。不！绝不！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从来暴政是要用志士的血躯来摧毁。我的死证明，毛政权下有义士。我在毛的红色恐怖之下不做顺民，甘做义士！”
只有一支笔的衣冠冢
1978年底，刘文忠还在安徽的白茅岭农场服刑。 姐姐来看他，说形势变化了，可以向法院申诉平反。刘文忠立即开始写东西，为自己和哥哥申诉。四个月后，上海方面叫他回去，告诉他，他可以平反，但哥哥不行。“你哥哥不仅是反文革，还反毛泽东，反共产党，”法院的人这样说。
从那以后，刘文忠就和姐姐开始一次次上访追问。“最终，还是姐姐通过关系，把申诉状送到了彭真的案头，”刘文忠说。他认为，一方面，是因为彭真的关注，另外，上面可能考虑到为了消除“文革”在上海的影响，刘文辉一案终于获得平反。1982年1月6日，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做出刑事判决，认定刘文辉无罪。此时已经是全国平反冤假错案的末期了。
拿到一纸薄薄的判决书时，刘文忠放声大哭。 除了判决书，一家人的哀痛，得到的只有1000元的补偿费。还好，坚强的父亲和母亲，终于熬过来了。这一年，双目失明的父亲 已经80多岁了。
1982年3月，劫后余生的刘家四代30多口，相聚苏州，追忆怀念他们的亲人。在苏州光福风景优美的湖边，亲人们为刘文辉建起了一座衣冠冢，此时距离刘文辉被杀已经整整15年了。
冢内无它物，只有刘文辉生前用过的一支开米勒金笔。那是父亲当年在银行工作时别人赠送，又转赠给儿子的。刘文辉用这支笔，写下了“驳文革十六条”，好几本小册子，还有数百封给弟弟妹妹们的家书。
哥哥当年的“驳文革16条”，如今留下来的是靠刘文忠记忆复述的，原文收在哥哥档案里，至今没有看到。“林昭的错误不会再犯了，”中间人传来话说。
刘文辉再没有其它的遗物。他的书，一千多册，多来自旧书店，文革开始就被抄走了。他当年为影响弟妹，给仅小他4岁的四弟，曾写下500多封家信，大多关于时事和读书，文革中，弟弟委托朋友保存这些书信，但风声越来越紧，最终无奈地烧掉了。
刘文辉的生命，很多还没有展开。刘文忠记得1965年的春节，一家人聚在一起，说哥哥的亲事，他只是笑笑的，说现在还顾不上。1967年他被杀害的时候，刚刚30岁，还没有好好地谈过一场恋爱。
刘文辉20多岁的时候，和一位邻居罗姑娘互相爱慕欣赏。当时“追求上进”的刘家妹妹，认为哥哥不该追求“资产阶级小姐”，写信阻拦。之后，他真的再没有去找那位罗小姐……50年后，这成为妹妹一生最痛苦的追忆。
常常，刘文忠会胡思乱想：哥哥究竟是怎么死的？哥哥被杀害的那天，一位堂哥刚好在会场。他回来说，刘文辉昂首挺胸地站着，脸上一点没有畏惧的表情，似乎在嘶喊什么，但没有声音。刘文忠后来知道，张志新（注：1975年被辽宁省革委会公开审判处死，1979年获平反）是被割断了喉管，那哥哥呢……
在监狱里，刘文忠住过死囚的牢房，和上海著名的指挥家、1968年被杀害的陆洪恩关在一个囚室，目睹了陆洪恩曾遭受过的非人折磨。
他不用去想像，也能知道，哥哥一定受够了摧残。哥哥那样一个人，永远不可能乞怜，而且，他早就做好了死的决心。
但如今，除了母亲肝肠寸段的哭诉，那四角子弹钱，他无从得知哥哥被杀害的任何细节。
近10年来，刘文忠和姐姐一直在寻找，包括当年的看守，以及所有残存的线索。希望能找到哥哥的资料，完整阐述他的思想，但始终没有结果。哥哥当年的“驳文革16条”，如今留下来的是靠刘文忠记忆复述的，原文收在哥哥档案里，至今没有看到。“林昭的错误不会再犯了，”中间人传来话说。据说，是因为有关方面吸取了教训：林昭当年的狱中资料，因公安内部人员泄露，最终公之于众。刘文辉的档案资料，至今还不知埋藏在哪个角落。
1966年9月，红卫兵在北京街头举行集会，以传播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摄：XINHUA / AFP
揹着天上的哥哥一起行走
从2003年读到《古拉格群岛》开始， 刘文忠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讲述哥哥的故事，完成哥哥的心愿。其中之一就是走遍全世界，考察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
“我哥哥过去和我说，他逃出去的目的，是看看这个世界。他不相信共产党说的这个世界的样子。他说过，如果我走不出去，你一定要走出去，”他说。
2007年，当拖着残疾的腿行走了40多个国家后，刘文忠出了一本书，叫《新海国图志》。因为，很多年前，哥哥就给他讲过，晚清思想家魏源当年写《海国图志》，在中国石沉大海，到日本才广为印刷……那之后，刘文忠一直继续行走，并于2016年出版了自己行走百国的游记，起名叫《反思吧，中国》。
和别人不一样。刘文忠每到一处，最认真观察的都是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在东欧，他总是让导游帮他去寻找当地的红色恐怖纪念馆，也去和当地的年轻人交流。 这些年，他专程去了全世界40多个和社会主义有关的国家，来印证哥哥当年先知先觉的思考。
在维也纳，他去了贝多芬的墓地献花。1968年，在上海的牢房里，代号为“1144”的上海交响乐团指挥家陆洪恩，曾在临刑前请刘文忠帮他实现两个心愿。一个是帮他找到儿子，告诉他自己死的真相，另一个是将来有机会走出国门时，帮他在贝多芬的墓前献一束花。
献花时，刘文忠想起了陆洪恩最后的一天：音乐家即将步出牢房，哼的是贝多芬谱写的《庄严的弥撒》（Missa Solemnis），之前，他在囚室里做完了最后的演讲，慷慨激昂，充满一个人的尊严……
刘文忠也再次想起哥哥，那高挑的身影，倔强的面庞。想起哥哥说过，如果有机会，将来要在中国办一份《人人报》，也叫《层层驳》，只讲真话……50年过去了，刘文忠惭愧，至今还没有实现哥哥的这个理想。
“这么多年，我都是揹负着哥哥的灵魂在走，”刘文忠说。他的一生，不管是死是活，都是和哥哥联系在一起的。这么多年，大陆当局多次找过他，也警告过他，但他不能停止。
“许多血祭文革的烈士临死都逃不脱对毛抱有的幻想和迷信。而刘文辉是站在历史的制高点，站在世界发展的大视野角度上，对毛毫无顶礼膜拜的懦弱、媚俗，公开表示与毛斗争到底的人。”
2014年，上海文化广场要被拆除了。那里是文革中处决政治犯的地方，刘文辉就是在那里被杀害的。刘文忠赶过去，拍下了一张照片。广场四围已经全是高楼大厦，只有一棵小树孤零零站着。
2016年，那棵小树早已不见了。夜晚的广场霓虹闪烁，人流如织，一切平静得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就如文革发生50年后的今天，关于那一年，少见只言片语，只有沉默。
但最深的痛，还在人的心上停驻。刘文忠常常会想起哥哥：“活到今天的话，哥哥也该80岁了。”当年19岁的雨弟，如今也已是近七旬的老翁了。
在刘文忠位于上海的书房，电脑的上方，一个雕刻精美的小镜框里，是一张刘文辉站立在假山前眺望远方的照片。那是1964年，在苏州的拙政园，刘文辉平生唯一一次外出游玩，是陪妹妹去的。
刘文辉的照片旁边，是一张小小的圣母像，还有一张胡适先生的小照。“哥哥生前最喜欢胡适。给我讲最多的，是胡适说的，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独立思考。”他用上海话说，哥哥当年就是这样说的。
一张大信封里，保留着一些大小不一的纸片。其中一个纸片上，写着“照你喜欢的明星塑造你的形象。”是刘文辉当年写给弟弟的。另外，就是在一首讽刺毛的《满江红》词旁，刘文辉的笔记“苟活在淡红的血色中……”
历史的罪证不多。除了哥哥的判决书，上面写着“最高指示”：要使革命进行到底，就要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还有死刑通知书，以及一张发黄的布告。布告上第一个就是“反革命犯刘文辉”。据说在1967年杀害刘文辉的那个3月，这份布告被印了20多万份，贴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
早在1980年代，纪实文学作家叶永烈曾专门来他家采访。彼时，已看到很多历史档案的叶永烈就告诉刘文忠：从资料看，刘文辉在1966年9月就被抓，到1967年被杀害，判决书上列出的内容，远远超出张志新、遇罗克（注：1966年下半年写下了著名的《出身论》，1970年3月5日在北京被宣判死刑并处决。）他们的言论，被称为“反文革第一人”当之无愧。
2009年，刘文忠接受研究文革历史的朋友建议，开始专门为哥哥写一本书。2011年，《反文革第一人及其同案犯》一书出版，“至今还没有人不同意这个说法，”刘文忠说。
在自序中，刘文忠写到：“许多血祭文革的烈士临死都逃不脱对毛抱有的幻想和迷信。而刘文辉是站在历史的制高点，站在世界发展的大视野角度上，对毛毫无顶礼膜拜的懦弱、媚俗，公开表示与毛斗争到底的人。他以死来证明‘毛政权下有义士’，在毛的红色恐怖下，不做顺民，甘做义士”。
刘文忠说：“我遗憾的是，到今天，哥哥的思想都没有被真正平反。如果说我的心愿，那就是希望哥哥的墓碑，将来能树立在上海文化广场。”
“哥哥，我们希望你的灵魂重归出生之地，返回你血染的土地。”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反文革第一人及其同案犯》，作者刘文忠）
上篇已于2016年12月24日刊出，点击此处即可阅读。
特约撰稿人 江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