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传媒 | 离开过的他们,今天会留下吗?重访97纪录片中的港人

“我没有想到,最后全部人都回来了。”九七前,导演游静访问了8个离开香港或刚刚回流的人,20年后,我们回访了他们。

20年会给人们带来什么变化? 摄:林振东/

“20年了,你还能找到我,我还在香港,这本身就是一个statement(声明)。”电话接通了,这几乎是Mabel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一天前,我刚刚在纪录片中“见到”21年前的Mabel。画面是1996年的香港,她戴一副黑框眼镜,坐在兰桂坊的山路边上。那时她从美国回到香港刚满十年,在本地报社当记者,对香港前途问题蛮有想法:英国人和香港不过是“一起赚钱”的关系,而中国很陌生,尽管她的祖父母来自中国东北。

“九七之后,看看可否再忍受这里,或者自己想不想留在这里。”Mabel 对着镜头说。很快香港就要回归了,她的决定模棱两可。

这部纪录片名为《另起炉灶之耳仔痛》(简称《另起炉灶》),拍摄了回归前夕,一些香港人或家庭的选择:走,还是留?为什么?导演游静说,她捕捉的是一群漂浮的香港人,有的举家移民,有的回流香港。决定的背后,是隐隐的不安和复杂的身份认同。纪录片于1997年6月4日,在香港首映。

转眼2017。20年过去,片中人物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当年的问题,答案还是一样的吗?在即将到来的宏大纪念日,我找出当年的纪录片,想要问问片中人物,和当年一样的问题:走,还是留?为什么?

大家都不知道香港会变成什么样子

和Mabel通电话一个小时后,我在上环的“71吧”见到了她。我们围着一张高脚小圆桌,她熟练地点了一杯伏特加。早年她是这家酒吧的常客,近年少来了。54岁的她现在一家本地名校教英语,闲时去做义工,照顾流浪猫狗。谈起时局变迁,她比1996年沉静了许多,委婉拒绝了视频拍摄,她说:“我不去游行不代表不关心香港,对吗?”

小圆桌的另一边,坐着这家酒吧的老板马丽华 Grace,同样是《另起炉灶》的片中人。64岁的她是香港的老文青,一直心系社会运动。90年代初,她曾经短暂地逃离香港,把一对儿女都送去了多伦多,孩子留在那边,自己却在九七前回来了,守着酒吧。

71吧老板马丽华 Grace,1995年曾接受游静纪录片《另起炉灶之耳仔痛》的访问。摄:林振东/端传媒

那天是周五晚上,2017年6月2日,戒烟许久的Grace忍不住抽烟。“最近很depressed,特别是看了张德江的言论,他说什么?总之香港的权都是我给你的,我给你就有,不给就没有,”灯光昏黄,她瞪着一双大眼睛,“最近又开始想,要不要走呢?年纪大了,加拿大的家人都叫我回去,而且在香港,好像也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

酒吧里那一晚特别热闹。做媒体的,搞社运的,文艺圈的,人流穿梭不止,深夜11点,长毛梁国雄也来了,几乎每个人都要和Grace聊上几句。许多人早在90年代初就开始光顾Grace的酒吧,在它还是“64吧”的时候。

九七之前,大家都不知道香港会变成什么样子,90年代的香港非常漂泊。

导演游静

64吧在兰桂坊一带,是 Grace 和另外六个股东一起办的,1990年12月开张,2004年结业,名字一半为了纪念八九民运,另一半向Beatles的歌 “When I’m 64” 致敬。Grace记得,在90年代,64吧也是文青、记者和社运人的基地,人们喜欢聚在这里喘口气,谈六四,谈香港的未来,也谈移民。

“九七之前,大家都不知道香港会变成什么样子,90年代的香港非常漂泊。”游静回忆说,80年代,人们曾经看到了希望——中国逐渐开放,香港有望“民主回归”,但1989年天安门的血腥变故中断了这份冀盼。90年代初,香港涌现移民潮,几乎每一年,都有五六万港人移民海外。

游静也在八九民运之后申请到纽约读书,后来留在当地教书,拍纪录片,参与同志组织的活动,表面如鱼得水,但心里却忍不住想:九七快到了,自己以后要不要回香港?那几年她经常去美国和加拿大的城市参加电影节,每到一地,总发现在当地人眼中,香港人是这样的——

“他们觉得香港人怕共产党、怕九七、政治冷感、没勇气承担历史,因此离开香港,又或是很势利的,‘为了揾钱、炒楼所以斩晒人哋啲树来起楼(为了赚钱、炒房所以把人家的树砍光了来盖房)’。”游静一口气罗列当时港人留给世界的“刻板印象”。

但真的是这样?她不甘心,开始在旅途中带上摄像机,每到一地,就找朋友介绍当地一些香港人,问他们:你为什么移民?为什么回流?觉得自己是哪里人?

拍摄的过程长达数年,游静在理解香港人,也在理解自己。

拍摄《另起炉灶之耳仔痛》的过程,游静在理解香港人,也在理解自己。摄:林振东/端传媒

游静找到 Grace 的时候,Grace 决定带着两个几岁大的孩子,凭借护理秘书的专业资格移民多伦多。政治上的恐惧是一方面,更实际的,是为孩子的教育。尽管决定了,心里还是有矛盾,移民通知下来,她拖到最后一天才去报到。

“如果大家生活得很好,只是去看人家如何被杀,那种无助感很大。”镜头前,她忍不住抽烟,还是想起六四。

移民洪流滚滚,但游静也发现逆流行走的人。

1987年,在加拿大读完大学之后,24岁的Mabel 决定回港工作。但回来之后,她的心态始终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订张机票又可以走”,在香港的家,东西很少,“一个小时内便可以收拾搬走”。

可能还有些地方,更加值得我去付出,可能是中国大陆,可能是香港。

丁南侨在1997年的纪录片《另起炉灶之耳仔痛》中说

1992年年底,一对知识份子夫妇——丁南侨和何芝君也带着八个月大的女儿先后返回香港。他们俩一理一文,此前七年在美国读书,丁南侨读数学,何芝君读性别研究,后留校教书,岁月一切静好。

丁南侨在镜头前回忆说,有一天在美国教书,课堂气氛很好,回家的路上他感受到一种满足感,但转念又想:“美国是这样一个富庶的国家,我为美国学生作出了贡献,其实是锦上添花。可能还有些地方,更加值得我去付出,可能是中国大陆,可能是香港。”

丁南侨、何芝君及女儿在家中,夫妇两人于1992年年底先后返港,当时女儿只有八个月大。摄:林振东/端传媒

香港与自己,似乎有种斩不断的彼此需要。这愿望越来越强烈,丁南侨夫妇最终回来了。但回流以后,这对夫妇始终存有担忧。纪录片拍摄的1995年,何芝君当时刚刚去了北京世妇会开会,她发现会上有大量公安,公然对着参会者摄影、摄像,“我发现他们很善于做一些唬吓人的工作…… 若你是在她主权下的一个公民,生活经常受这种箝制,久而久之…… 我想如果香港未来也变成这样,就相当可悲。”

在游静的镜头前,每个人的选择都殊为不易。游静说,背后正是香港人身份的吊诡性:“一方面对于香港这土生土长的地方有一种认同感,甚至价值观念深深植根在香港,但这种价值观念亦和中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有时候矛盾,有时候又非常亲密。”

游静当时无法预料香港的未来会怎样。她能做的,只是捕捉1997前那一个“很不安心、不肯定自己是哪里的”的香港。

我想知道如果我没有离开香港,会怎样?

“我没有想到,最后全部人都回来了。”游静说。

2017年5月31日,我们坐在元朗YOHO二期的一家咖啡馆聊天,这里一个多月前才刚刚启用,连同YOHO一期,占地110万平方呎,成为香港西北角最大型的购物商场。过去20年,香港见证了大商场的蓬勃扩张,凭借金融和零售业,人均GDP增长了67%,但与此同时,楼价也比1997年高出76%,让年轻人望尘莫及,在2016年,标志贫富差距的坚尼指数上升至45年来的新高0.539;另一边,民主政改的落空和越来越倾斜的“一国两制”也让人窒息。香港仿佛卡在了阴霾中。

“或许大家都是对介入社会有兴趣的人,”说起当年片中人物全部回流、没有再离开的原因,游静这么说。

移民多伦多之后,Grace 不适应,始终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更惦记着64吧和一群朋友,她最终在1996年返回香港,将孩子交给多伦多的妈妈和姐姐照料,自己不时去加国短住。

2003年年底,31岁的Denise 一个人回到香港。摄:林振东/端传媒

当年在温哥华还是学生的邓芝珊 Denise也回来了。八九民运过后,当时读中五的 Denise 被恐惧的母亲送到温哥华留学,两三年后,全家移民。当年Denise一边吃着牛肉面,一边语速飞快地对游静说:“我爸爸说过,如果我回中国工作,第一个拉去坐监的一定是我。他说,你这么多话,劈哩啪啦乱说话,肯定拉你。”

2003年年底,31岁的Denise 一个人回到香港。当时SARS刚过,亲友都劝她不要返回香港,Denise 没有听从。“作为一个女同志,我想知道,如果我没离开香港,我会怎样?我会否好像现在那么大胆?或者一样做现在的东西?”她特意征询了游静意见,受到对方鼓励,最终决心回港读博士,在地研究香港女同志议题。

游静本人,也正是因为这部纪录片的拍摄,和片中朋友的选择,在1999年回到香港,进入当时的理工大学教授多媒体设计及文化理论。她说,自己希望像丁南侨夫妇一样,回到香港,在熟悉的华语地区,做点事情。

对这群人来说,回来,意味着一种选择:他们选择,让自己未知的命运,和同样未知前路的香港相连接,共沉浮。

丁南侨和何芝君夫妇直接走在了行动的前线。他们一个是香港大学数学系副教授,一个是香港理工大学社会科学系副教授,但除了学术研究和上课教书,两人都投入大量时间参加社会运动。

2017年,何芝君与丈夫丁南侨及女儿出席六四维园烛光晚会。摄:林振东/端传媒

何芝君身材瘦小,说话坚定有力,2003年50万人七一大游行、反高铁示威、反国教运动,乃至雨伞运动,她从不缺席。2012年,中学生发起反国教运动,59岁的她以绝食助力抗议;2014年,大学生发起公民抗命,“提前占中”,何芝君也通宵坐在人群中,最后被捕扣留12小时。

丁南侨敦厚稳重,回港后成为一个“非主流”的数学老师,和妻子一样,时常投入社会行动。雨伞运动期间,他支持学生罢课,到占领区去教书,他不相信数学只是一门纯科学,创新地开课讲数学与社会公义的关系。业余的时间,他负责“进一步出版社”的编务工作,出版关注香港政制发展的书籍。

在急速变化的香港图景中,两人成为坚定的社运战友。

香港太缺少space(空间)了,很多东西,有了空间,就自然生长出来。

71吧老板马丽华Grace

而在上环山路上,Grace 还是守着那一个小酒吧。

2003年,64吧结业后,Grace 曾经想以“retreat” 为名,开设新酒吧,寓意避静,休养生息。一个朋友不同意,认为不应退却,推荐改名“71吧”,纪念五十万港人上街、七一大游行的勇气,2004年,71吧在荷李活道上正式开业。

这里从来不仅仅是一个酒吧—— Grace在这个空间里举行放映会、新书发布会,偶尔还借给社运人士开会;每逢六四那天,这里必定不做生意,酒倒是照样提供,所有酒钱都捐给“天安门母亲”。

“香港太缺少space(空间)了,很多东西,有了空间,就自然生长出来。”Grace 悠悠地说,每逢碰上示威游行、社会抗争的日子,酒吧的夜晚就特别兴旺,聚集了各路来客,“或许在那些时候,人们特别需要抒发,唞气(喘气)。”

与丁何夫妇不同,Grace和她的71吧,在香港高压艰难的这些年,成了安静的陪伴者。

好像中国在驱逐你,让你离开她

“酒吧就是“a bit of everything”(什么都有一些的混合体)。”Grace 说,自己在71吧看到的社会百态,近年特别有趣。

有外国人来问她,“Wouldn’t it much better if Hong Kong would still be ruled by the British?(香港继续被英国统治不是更好吗?)” “Fuck off, that’s not the point! (滚开,问题不在这里)。” Grace 骂回去。也有大陆人来发表评论:“政府说什么你们都要听。”Grace 说自己不理睬这种死脑筋的人。又有本地年轻人说,一定要武力赢得港独,Grace 就在酒吧里大喊一句:“如果有一天你们得势,你们也会像中国共产党一样的。”

71吧的夜晚,人流如织。摄:林振东/端传媒

回归20年,人们对香港前途的看法越来越分化,对中国的想像也越发不同。

Grace自己生于1953年,中学的时候正碰上反殖思潮,那时对中国有着浪漫的想像,一度想去中国乡村义教英语,曾参加过保钓行动,曾经还想过能不能去参加越战。在80年代读大学的游静也经历过这样的时期,1985年,游静和一个女同学,两个人一去环游中国大半圈,从广州坐火车经上海到了北京,又坐小飞机去了成都和九寨沟,去认识“遥远又亲近”的中国。

今天,Grace 仍认定自己是一个“中国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却已经完全没有兴趣去参与大陆的改革。“现在是完全不想回去了”,她说不清楚是如何渐渐改变的,只是现在的中国政府于她而言变得陌生又恐怖。提起“中国”,她马上想到的是空气污染、食品安全和强权统治,担忧深港边境的变迁和高铁一地两检的问题。

丁南侨思想上的变迁则更加巨大。他的父亲是国民党军人,1949年中共建政前夕逃亡到港,给儿子取名“南侨”,意即南方的侨民。1976年考上香港大学数学系后,他熟读中国历史和文化书籍,会唱《三项纪律八大注意》等红歌。在丁南侨看来,对比起高度资本主义的殖民地香港,当时声称走共产主义路线的中国代表着更进步的制度。他相信当时的论述——“苦难的中国终于有了明天”。

就好像中国在驱逐你,让你离开她,我有这种感觉,就是他不再是以前我认识的那个真的为民众服务(的政府)。

何芝君

后来到了美国留学,他还订阅多本中国杂志寄到美国,让自己多了解国情,“有一个时期我会觉得其实我在香港长大只是因缘际会,如果不是因为爸爸妈妈在香港,我可能就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

当他带着这份中国情意结回到香港后,各种变迁不断颠覆他对中国的想像。“或许我们从来都不够认识中国,”丁南侨说,回归以后,一国两制的落实情况让他失望,“香港一直说是没有民主但有自由,但现在的自由越来越收窄了。”

“就好像中国在驱逐你,让你离开她,我有这种感觉,就是他不再是以前我认识的那个真的为民众服务(的政府)。”一旁的何芝君忍不住说。

返回香港定居后,丁南侨开始反思人们的国族认同,对此慢慢产生怀疑。最近这些年,他和何芝君的想法都有了改变:比起国家和民族等因素,他们现在更倾向以价值理念作为身份认同的依归。

“一定要问我是哪里人,我可能会说是地球人。”丁南侨笑着说,“如果你说你这样的答案太奸诈了,比较准确地说,我应该是香港人。”

假若回到1992年,他还会选择返回香港吗?

丁南侨陷入沉思。“可能还是会回来,说不定。但我会理性地考虑我在一个地方做事是否适合,那个地方是否接受我,是否有意义,这个有意义不是无条件因为我是所谓中国人的身分而带来的意义,而是经过思考的,理性的。”

理解是改变的基础,“作为知识份子,我们别无选择”

无论对于中国大陆还是香港,Denise 始终抱着新奇的眼光。她目前在香港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她的班上,大陆学生越来越多,而回温哥华探亲时,原来很多来自台湾、香港的邻居,都渐渐换成了中国大陆人。

“中国”,是一个大家都越来越绕不开的因素。

“如果我以后长期会住在这里,某程度我要明白到如何与越来越多移民到香港的内地人共处。”Denise说,她学习着如何向内地学生讲述六四,也从他们口中了解大陆一线二线和三线城市的差别。

同时她也在学习了解香港。2011年,她从吕大乐教授处接手“香港史”一课,为此看了很多书,“自己要去学习这个故事,才知道这个故事很复杂,永远都学不完,到现在都是。”

Denise 说,她在学习了解香港的故事。摄:林振东/端传媒

游静也有相似的感觉,在统一平静的表面下,香港有着复杂的肌理,即使回归20年,这里的人对香港自身,对中国大陆,依然不够了解。在她看来,去加深认识是改变的基础,“作为知识份子,我们别无选择。”

不过 Grace 有些灰心丧气了。除了大时局的变迁,生活也处处逼人。酒吧租金每两年就上涨一次,近来又因为牌照,晚上11点就要闭门,经营不易。2009年她患上乳癌,身体不好。酒吧前前后后开了将近26年,她开始想,不如将酒吧交给年轻的店长打点运作,自己回去多伦多陪陪儿女。

丁南侨和何芝君不久前都退休了,不过他们都打算留下来,在力所能及的地方努力。应本土研究社“香港民间学院”的邀请,丁南侨开始在湾仔富德楼开设民间课程,讲《数字迷信》,前来听课的许多都是下班后辛苦赶来的打工仔。没想到教书遇上了教育局阻止,称这些课程违反《教育条例》。丁南侨说起这些,倒是平静。

“有机会教书的时候就教书,教不了了我就要写文章反驳。自己年纪大了,我不会觉得需要争执在这一刻,”他语气平稳地说着:“有些事情我要长命做。”

游静觉得,比起1997前,此刻的香港更加迷茫和不安——经济上少了优越感,民主进程上难以带动中国,就连自己也停步不前了。但她仍想留在这里。

“我回到香港差不多18年了,觉得这是我人生中最正确的决定。”她爽快地说,又补充了一句:“当然一生人之中也做了很多错的决定,只是这个比较正确。”

游静觉得,回到香港是她人生中最正确的决定。摄:林振东/端传媒

Denise 没有那么肯定,她喜欢游离在社会的边缘,感觉在边缘更能看清社会百态。45岁的她最近重新看了一遍《另起炉灶》,看到1994年的自己:当时她在温哥华,浑身活力投入同志运动,协助艾滋病感染者,每天24小时拿着手机听热线。

“有时我会想,我应该要变回纪录片中二十岁的我,才可以做回一些有意义的东西。”Denise说。

“会不会死守香港呢?又不敢这样说。如果香港到了一个很差很差的环境,你发现做什么也是徒劳的话,我不一定还留在香港的。凭我自己的力量,如果有什么地方能够付出,能够有意义地渡过余下的日子……”丁南侨说,他希望这个地方,还在香港。

(感谢游静对本报导的协助;感谢丁南侨、何芝君和丁逸勤,马丽华,邓芝珊参与拍摄;鸣谢香港真实影像协会所举办的香港纪录片回顾专题)

(端传媒实习记者伍振中、党元悦、陈欣媛、官琳对本文亦有贡献。)

2017年6月17日 上午 5:47
编辑:
分类: 星港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