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闻评论|敦刻尔克海滩终于有了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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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圈里转发六神磊磊嘲讽王芳的速记稿,后者以无知的笔调讲述了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故事,不仅将地方转移到了亚洲,而且认为这部电影没有联系并歌颂中华民族抗战史,必须是为差评。六神磊磊向来以过度阐释金庸确立风格,却与他称之为年度最蠢网文干上了。

紧接着,王芳丈夫周小平拍马杀来解围,意思是说王芳的敦刻尔克知识都是他教授的,“有种冲他来”。不知这是不是袍哥护美的做派,可惜人家也都没冲着他去,反倒都冲着六神磊磊去了,要他承认错误,因为他言之凿凿的“年度最蠢网文”,有了新超越,都嚷嚷要他道歉。

这事笑笑也就算了。有《》在前,继续以大历史手法讲解中国荣耀,延续投机写手的空间,在给《敦刻尔克》贴大字报的时候闪了腰,白白让西方人笑话了一场。但这么一番热闹下来,敦刻尔克大撤退里终于有了中国故事,也算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我们受到的教导是用中国心思,讲述中国故事,周小平王芳贤伉俪也算是践行这一历史使命的佼佼者,属于千山我独行,最美逆行者。从传播者角度,这番瞎折腾出来的中国故事,尽管不正经,却有着浓厚的现实背景,历史虚无主义的大旗下,熙熙攘攘。

最早的不对劲,其实要追溯到很久之前,总的来说,就是当下的舆论领袖经过三四年的振荡期,已然有了不同往年的变化。舆论领袖的气质与群体,立场上从右到左,知识上从有到无,爱国含量从少到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舆论风水更替,领袖粉墨登场。

舆论领袖的生成,早已不是领袖的个人努力能造就的,实在是要看历史的进程。我们的历史进程就走到了这一步,周小平君上位,那些谁谁谁、谁谁谁、还有谁谁谁都被舆论洪流淹没,要么被雷公劈,要么遭水军淹,没了声响动静,都是历史的必然,王五四当然算是异数。

要理解舆论场中的这番变迁,在背景的背景知识上,可以去温习一下这篇文章舆论领袖养成记:从公知到网红 它里面讲到近二十年来,舆论领袖作为舆论图景的主要指标,在其产生方式上,有了极不寻常的改变。它没有摊开来讲的,是舆论领袖及其对手的转场。

在公知成为舆论领袖的历史上,他们在享受着传播的强劲穿透力时,也面临着对手的挑衅与挑战——对手们始终存在,严密盯着公知舆袖的一举一动,想方设法作政治化解读,试图将公知推落下马。这个目标一开始没有实现,但到了2013年前后加速推进。

当年公知舆论领袖的左派对手,在所用的挑战手法上也因时而变,试验了不同配方,第一种也是最开始的手法就是理论拉锯战,公知宣扬什么,对手就反对什么,针锋相对。但对手很快发现,这么做没有效果,毕竟理论是公知的主场,对手主场作战,不占便宜。

改变策略了的对手于是使用了第二种手法,那就是上纲上线,将公知推到不爱国、不爱党的标签下,加以示众形式的口头“肢解”。实际上,这就是一种检举揭发的手法,公知挺了几年不倒,可在2013年之后,渐次倒下,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故事里容不下西式掌故。

眼下这一波舆情展现,显著地表明另一种舆论领袖的转换,占据主动地位的不再是公知,而是爱国者(请注意此处的特指用法);问题是,爱国者尽管享受着舆论便利,可仍然不缺对手,整体上没落、个别上强劲的公知,依旧成为爱国者挥动舆论的智识障碍。

就像公知对左派占优的历史那样,现如今,舆论领袖中的爱国者对公知同样构成压倒性优势。公知支持者已经散场,变成吃瓜群众的一部分,被壮大的吃瓜群众转而成为爱国舆袖的基本盘——这些人曾被公知舆论深刻藐视,而现今像广场舞大妈那样找到了灵魂的领舞者。

很多经历了公知时代的人并不承认周小平们作为舆论领袖的地位,但无法忽视的是他们背后被引导着跃入舆论场的人群。信息鸿沟中的人群永远需要一个牧者,而牧者的出现,早已经不再是自然生成,而成为精心调制舆论配方的一种选择,牧者有用,但绝非至大。

这是舆论场中的动向,它在更大程度上服从了一种全新的全球化解释,那就是中国的中心论,不许在舆论中再出现中西之辩,而只要中中中中。在这种状态下,洋为中用、中为主体就成为讲述中国故事的基本原则。不论讲什么,不论怎么讲,这么讲就对了。

所以,也正是在这种情势下,“瑕不掩瑜周小平”也就成了人民网要为之站台的一个响亮口号。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些人共同享受的笔名——他们既包括奉其为执掌舆论牛耳的盲目粉丝群,也包括那些为周小平随时删改网文提供批评意见的正派人士。

反对者成为他们所反对的那个人、那些人的一部分,这种传播现象早就不是新鲜事,但如今频繁发生。其中的原理,就是在盲目听众所组成的信息环境下,随着他们吸收信息量的骤减,视野越来越闭塞,大量以反对名义的转发反而强化这些听众的低水平认知。

舆论场看似热闹非凡,议题轮番转换,24小时内必有新鲜热点,可实际上中式舆论场中的信息摄入量却少得可怜。然而,信息量的减少,并非对所有人都是坏消息——对那些不善于吸取信息量的来说,少信息摄入反而会降低他们的压力,令他们持有的偏见格外敏感与勃发。

启蒙时期的舆论领袖,说的是:你们要醒过来,然后该干嘛干嘛;网红时代的舆论领袖,说的则是:你们要昏过去,在指定的主题下必须干嘛干嘛。启蒙一度让人厌恶,据说那是一种“精英”姿态;网红成为舆论领袖,粉丝大呼过瘾,说是终于在正能量里找到了浸入式群众队伍。

在这么个情况下,舆论领袖对听众的要求——无论是智力还是道德的——就会非常低。与此同时,低水平的粉丝像蚁群一样聚集,也会簇拥着产生站在最高处的幻觉,进而产生出许多嘲笑公知、讨伐不爱国的声音来。这是前些年受压抑的声音被“解放”展示的狂欢,

比较下来,两个历史阶段下舆论领袖及其听众的关系,也都有相似之处。舆论领袖所起的作用,都是找同路人,都是一致地强化浅表的论点。过去比现在稍微好点的在于,过去动用的寻找方式需要一点脑子,现在一点也不需要。当然,舆论领袖及其对立面之间仍然是互相瞧不上。

总之,《敦刻尔克》这部电影也不是从六神磊磊嘲笑文开始跃进中国情境的,自打其台词中FREEDOM被翻译为“祖国万岁”开始,敦刻尔克的海滩上就隐约闪现着中国人的黄色面孔。等到王芳反弹琵琶,怒奏敦刻尔克狂想曲,舆论领袖夫唱妇随舞翩迁,中国故事就变得有血有肉了。

2017年9月8日

题图当代水墨,作者新浪微博:@秃头倔人